绝无仅有的军令状
整座城市的灯光渐次熄灭了，柴树藩办公室的灯依然还亮着。
“荣生同志呀，该讲的话我已经在会上讲了。我们面临的将是一场非常严峻，甚至严酷的考验！”散会后，柴树藩又把生产局局长王荣生留了下来，还要和他单独谈谈。柴树藩招呼王荣生坐下后，他摘下眼镜，揉了揉酸涩的眼睛，用湿毛巾擦了一把脸后，对王荣生不无忧虑地讲道，“中国船舶工业将来的出路，我们贯彻小平同志的指示，能否打进国际市场，这第一条船的成败是关键的关键！”
“是啊，我们只要建好这第一条船，它在世界的大洋中就是一块流动的广告牌，相信我们出口的局面很快就可以打开；反之，正如部长您讲的，人家把我们告上法庭那还在其次——最重要的，那就会砸了中国船舶公司这块招牌！”王荣生接着柴树藩的话说道。
“是啊，所以我单独把你留了下来。”柴树藩望着王荣生，“你是造船造舰的专家，你告诉我，我们造这船有几分把握？”
王荣生没有即刻回答柴部长的话，他沉思了一下答道：“现在我们基本摸清了国际规范和标准，相信我们的技术人员和工人能够造好这条船。”停了一下，他接着说道，“我认为，最关键的，是我们要转变观念和习惯，抓好技术管理和生产管理问题。”
王荣生，这个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造船工程系的高才生，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武昌造船厂工作，1954年赴苏联实习，研究扫雷舰的建造，回国后又在江南造船厂学习建造潜艇。由于他有着创造性的思维、过硬的专业技术、优秀的管理才能，很快就在造船行业崭露头角，刚30岁出头，就担任了武昌造船厂副厂长。
王荣生回到上海交通大学时向母校赠送导弹驱逐舰模型
1968年，在“文革”冲击之下，核潜艇生产厂领导们被打倒，生产陷于停顿和混乱时，由粟裕将军亲自点名，调王荣生到这个厂担任生产副厂长，并兼任我国第一艘核潜艇现场总指挥。在核潜艇的建造过程中，更是展现了他过人的组织管理能力，为中国核潜艇的成功建造立下汗马功劳。这一年，他才35岁。
1974年，王荣生被调到六机部任生产局局长。由于他长年在生产第一线从事管理和技术工作，对造船工艺、技术、设备都非常熟悉，尤其在组织生产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如今，六机部将要按国际规范建造第一条2.7万吨的出口船，他这个生产局长自然知道自己肩上的分量。对于柴部长的忧虑和担心，他的心里也最清楚——一个成天百事缠身、忙得团团转的部长，为了这条船，已经找他谈了整整3个半天！
这是王荣生和柴树藩接触20多年中时间最长的几次谈话。
在这条船合同签订以前，王荣生也知道，船东包玉星虽说出于爱国之心和私人情谊，将船从日本收回交由国内建造，可他的心里并不踏实。万一这船在国内建造砸了锅，他这个资本并不雄厚的老板，将要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在与六机部谈判规范和标准时，当包玉星知道国内竟然对国际规范完全陌生时，他的心里更是七上八下。犹豫了许久，他终于忍不住问廖承志：“我们国内到底能不能造好这两条船呀？万一有什么问题，我不但船租不出去；就是租出去了，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中，如果出了故障，或是出了事故，我可是担待不起呀——那时，我可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呀！”
廖承志的回答倒是爽快：“玉星，你放心！我问过六机部的同志，国内造你这两三万吨的船，完全没有问题！”
尽管廖承志给包玉星打了包票，可包玉星却放不下心来。他虽然知道廖公是个行事稳重、言而有信的人，可他并不懂船呀！所以，在几个月的合同谈判期间，包玉星心里一直犯嘀咕。
倒是包玉刚来得干脆。
“这样吧，柴部长，您说你们完全能按国际规范和标准造好这几条船，那，我就有个特殊的要求……”在广州，当柴树藩和包玉刚会谈时，他直截了当地向柴树藩提出一个要求。
“包先生，请讲。”
“柴部长，您说，您肯定能造好这几条船，这我相信，因为我十分钦佩您的性格和人品。”包玉刚停了一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道，“只要您私人给我写份保证书，我们就不要再谈了——我的船马上交给您来造！”
包玉刚这一手来得真绝！他是要堂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六机部部长，以私人名义给他写保证书——说白了，就是要柴树藩立下军令状呀！这样的事，在我国政府几十年与外商打交道的过程中，恐怕也绝无仅有吧！
“好，今天我就给您写这份保证书！”柴树藩也不含糊，马上豪爽地应承下来，真以私人名义给包玉刚写了份保证书。
柴树藩认真地写下保证书，包玉刚竟然不客气地收下了。
柴树藩尽管毫不犹豫地为包玉刚写了保证书，可他毕竟也不是造船的专家，心里也不是完全有数呀！所以，回到北京，他通过船东找来一张日本建造的2.7万吨散装货船的图纸，白天晚上翻来覆去地研究和琢磨起来。当王荣生到埃及去谈关于舰艇出口的合同回来后，他马上就把他找来，摊开图纸又和他认真研究起来。
这次，在王震副总理的亲自过问下，中国代表团赴开罗谈判出口舰船的事十分顺利。作为代表团副团长的王荣生，临走时还发着高烧，是在病床上拔掉针头就赶往机场的。3个多月过去了，王荣生刚回北京，柴树藩就急急把他找来——这几天，他已是第三次和王荣生就这条船的建造问题进行研究了。
深夜的灯光早已投下疲惫的光影，窗外已是万籁俱寂。柴树藩和王荣生尽管已就这条船的总体设计、主辅机配套、材料设备、工人技术、生产组织协调、建造周期等问题进行了反复研究和磋商，可柴树藩还是不放心，还想把这条船的建造问题弄得个锅底朝天。
“建造这第一条船，我们没有经验，时间又这么紧迫，这对我们是一个全新的考验，任何一点小小的疏忽，都可能前功尽弃！当然，正如你所分析的那样，我们过去在全封闭的情况下，能够造出核潜艇和航天测量船，相信也一定能够造出具有当今世界水平的商船来！一个国家，乃至一个人，就是要有这点志气！”柴树藩说着抬起头来，用殷切的目光注视着王荣生，“这条船，我就全权委托你了，你要像抓核潜艇建造一样亲自把它抓好——这样吧，天不早了，你也该回去休息了；回去后，你把这两天我们交换的意见和研究的内容，整理一份资料送给我。”
王荣生站了起来，他抬起头，见柴树藩满脸的疲惫，眼睛布满血丝，鬓边不知什么时候又添了不少白发——作为一个主管全面工作的部长，为了整个部的工作，他的压力比谁都大，操的心比谁都多。毕竟，他已是年届70岁的人了呀！王荣生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可又把话咽了回去，最后只说了一句：“柴部长，您也早点休息吧。”
王荣生走下办公大楼，在楼下站了许久。良久，他举目望去，看见柴树藩办公室的灯光依然亮着。
“你一定要写好柴部长。”采访中，当时已是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的王荣生多次对笔者这样强调，“柴部长在我们船舶工业打进国际市场、保军转民这个最艰难、最关键的时期，他作为部里的主要领导者，他思路是很清晰的，眼界是很开阔的，认识是很超前的。他是意志坚定、很有远见卓识的一位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