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天动地的赤子情怀
“呜——”三声汽笛声响起，轮船就要起航了。
船舷边，一位身穿白色工装、头发已经斑白的人回头望着祖国的海岸，他的眼睛有点潮湿了。随着这条船的初航，他将随船跑遍大半个世界，往返至少需要大半年。
他是第一次离开自己的祖国，离开自己的妻子和儿子。
大连造船厂技术人员张在勇
当他挥手向送行的人们告别的时候，人们议论最多的一个话题是：这次他出国后，肯定再也不会回来了！
是的，他一生受了那么多的委屈，甚至是冤枉和屈辱。他的父母在香港，弟弟在台湾，父母和亲人为了寻找他，整整找了他20多年！如今，让他做这条外国船上的“保证工程师”，随船出海出国，这不是一只放出笼的鸟嘛！
他叫张在勇，他的人生非常坎坷。他1934年生在上海，父亲是船上的老轮机长，1948年父亲率全家去香港谋生时，把他作为一条张家的根，留在了老家上海。
1955年张在勇在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来到大连造船厂。由于他工作踏实肯干，两年半中，他3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可是，1958年他却被开除团籍，理由是他在“交出黑心，留下红心”的“竞赛”中，交出了420多条“问题”，获得了“亚军”；而且他有海外关系，父母在香港，弟弟在台湾。
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张在勇受尽了政治上的歧视和打击。1959年，这个只知道埋头苦干的知识分子，设计了多种胎具，使汽轮机叶片加工效率提高了100倍。但他得到的回答是，在他所在的办公大楼走廊上的一条大标语：“敌视党，敌视社会主义分子——张在勇！”“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又被扣上“漏网大右派”的帽子，关进了牛棚。后来又被下放农村劳动。在农村，或许是生产队长见他诚实，又让他做了生产队的保管员。由于他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又得到的是“掐贫下中农的脖子”等几项罪名，睡觉时屋子的烟囱被人扔进了砖头，他几乎被煤气熏死。
因为需要张在勇的技术，后来他又被调回船厂。可他痴心不改，大胆提出改革传统的工艺流程，即在船体合龙之前就在船台上装好艉轴系统。不少好心人都为他捏着一把汗：“在勇呀，你刚从农村出来，假如船体下水后艉轴变了形，出了问题你可是吃不了兜着走呀！”但张在勇仍然坚持自己的想法，使造船周期缩短了一个月。
可是，在大船下水时，他却被调离了现场。以后，这成了一个惯例：造船时，用他可靠的技术；船要下水时，赶走这个“政治上不可靠”的人——那时，有人阶级斗争的那根弦绷得比什么都紧哪！
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张在勇到1977年43岁时才与爱人姜淑琴结婚。他们在谈恋爱时，张在勇向自己所爱的人表明了自己的清白，竟将自己复杂的社会关系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一本自传，捧献给了姜淑琴。最令人感慨的是，他们旅行结婚，从大连到烟台，本想在烟台玩两天，可下船时天气突变，返航日期定不下来。为了不拖延假期，张在勇立即排队买了返程票。这样一来，候船室成了他们新婚度蜜月的场所。这一等，就老老实实在候船室等了两天半的时间！
“张在勇这个人，够单纯够老实够本分的了。”领导和同事们听说了他们的旅行结婚经历，都感慨唏嘘不已。
粉碎“四人帮”后，张在勇终于从政治歧视的高压中解脱出来，根据他的一贯表现和他多年的愿望，党组织在他50岁时，吸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次，一艘2.7万吨的出口船交给船东后，按合同要求，需要派一个“保证工程师”，组织上毫不犹豫地委派了技术过硬的张在勇负责。
这艘船名叫“海富”号，船长、船员全是外国人。
轮船渐渐远去，驶入茫茫的大海。
然而，人们的猜测大错特错了！几个月后，张在勇不但回来了，而且还提前了半年时间！在船上的日子里，他为了自己国家的尊严，为了中国人的人格，这个憨厚老实的人，竟一反常态，有时简直成了一头发怒的狮子！
张在勇出国之后，最感到不适应的，不是风浪的颠簸和气候的恶劣，也不是船上生活的枯燥和清苦，而是船上等级森严、人与人之间那冷漠的关系。低等级的船员不许到高级餐厅，高级船员也不去低等级船员休息室。船长、轮机长等从不顾及船员们的劳累和疾病，稍不如意，便非打即骂，或在下一个码头遭到解雇。
沉默寡言的张在勇只是冷冷地把这一切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一次，在餐厅里，外籍轮机长握着酒杯，拍了拍张在勇的肩膀，挤了挤眼睛，揶揄道：“我和你，一样的地位，可我每月挣3000美元；而你，每月只挣50美元！”说完便哈哈大笑起来。
“你是被老板雇佣的，而我，是国家的主人。”平时不言不语的张在勇，对轮机长的嘲笑迅速作出反应，“如果老板哪一天解雇了你，你一分钱也挣不到。”
轮船从韩国仁川驶向台湾海峡，离台湾岛越来越近。张在勇看见轮机长在日志上写着“由南朝鲜仁川开往台湾共和国高雄”的字样。张在勇查清又是轮机长所为后，立即把他找来，义正词严地说道：“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只是中国的一个省，你必须把 ‘共和国’字样擦掉！”轮机长看见两鬓已经斑白、面目憨厚的张在勇气得满脸通红，简直就像一头发怒的狮子，他知道自己理亏，只好无可奈何地擦掉了“共和国”的字样。
“海富”号停靠高雄，当地边防局得知船上有一名来自中国大陆的工程师时，两名警察上了船，在对张在勇进行了一番检查后，通知他“请你不要下船”。
张在勇日夜思念在台湾的弟弟，警察答应寻找，并保证20个小时后兄弟可以见面。20个小时后，警察又登船对他说：“只要张先生写出投诚申请，马上就能见到你的弟弟。”张在勇愤怒了：“你们这里是一个大兵营吗？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投什么诚？今日你们不让我见，在海峡两岸统一时也会见！”
张在勇在台湾不能见到自己的弟弟，却可以在船停靠香港时去见他的父母和其余的弟弟妹妹。
父亲自从新中国成立前去了香港之后，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位老人3次回到大陆，都没能寻到他的儿子。几十年过去了，这次一家人在香港相聚。他们这一家人在香港上演了一出现实版的生离死别、死里逃生又侥幸重逢的悲喜剧。全家老小一见面，就哭成了一团。两位已经垂暮的老人禁不住老泪纵横，满头白发的母亲竟然抱着已到老年的张在勇号啕大哭，说她对不起几十年来吃尽苦头的儿子。
一家人稍稍平静后，两位老人和弟妹们都劝张在勇留在香港，守在父母身边，让两位老人和他度个平静的晚年。可尽管父母和弟妹们再三劝说，但张在勇含泪对亲人们说：“是国家把我培养成为一个大学生，培养成为一个科技人才，我应该为自己的国家服务。不愉快的经历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国家正在一天天好起来。船厂也正需要我做事情，何况我还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我肯定不能留在香港。”
张在勇含泪告别了年迈的父母和弟妹，毅然离开了香港。
轮船继续北上，驶向日本。经过海上多次狂风巨浪的考验，已经安全航行了8万海里的“海富”号，突然在一天夜里起火，全船浓烟滚滚，烧得漆黑，船长、轮机长准备弃船而走。在这乱哄哄的时候，张在勇一反平日斯文安静的性格，他挺身而出，代替船长的位置，带领全体船员救火。因张在勇对船体结构了如指掌，他采取了切实有效的措施，把船舱油箱的火扑灭。但这套设备烧毁了，损失20多万美元。
随即，一场官司在日本开庭。船长、轮机长和日本一家保险公司都指责火灾是由于设计缺陷造成的，20多万美元应由中国船厂赔偿。在咄咄逼人的氛围中，张在勇孤身一人用流利的英语舌战一大群人。在关键时刻，他“啪”地甩出一沓照片，指着照片上的事故现场说：“火灾是大管轮在航行中抽开油箱下面的盲板，致使漏电造成的！铁证在此，中国方面不应该负任何责任！”
张在勇提供的有力证据，令所有在场的人面面相觑——张在勇在出国期间购买的唯一的高档物件，此时派上了大用场。在他发现火源那一刹那间，镁光灯一闪，已经将大管轮抽开盲板的有力证据记录了下来，即使盲板烧为灰烬，中国人哪怕是在外国，也要打赢这场官司！
结果，法庭只好宣布中国船厂对这场火灾不承担任何责任。
一个普通的中国老知识分子，用自己的忠贞和诚实、机警和智慧，在与外国人打交道过程中，维护了国家的尊严，维护了中国船厂的声誉，也维护了中国人的人格，同时避免了重大的经济损失。
到了1987年年底，正在船厂为挪威建造的11.8万吨油轮交船的关键时刻，已经连续工作了4天4夜的张在勇，突然接到了从香港发来的电报：“母病危，速归！”母亲已经80多岁了，40年来张在勇从来没有在她身边尽过自己的孝道，在母亲弥留之际，作为长子，他理应赶到香港为母亲送终。
可这时只有他最熟悉的、船上关键部位的齿轮箱已经拆得乱七八糟，他不能在这关键时候离开，让挪威的船东因此弃船！他宁肯背上不孝之子的恶名，也不能让船厂蒙受巨大的损失。他向弟妹们讲清了自己不能脱身的理由，并表示父母的全部遗产由台、港的弟妹们继承，他分文不要。过了几天，母亲去世了，他躲在船舱的角落里大哭一场，然后擦干眼泪，又带领工人们继续抢修齿轮箱，终于在1988年元旦将油轮完美地交付了挪威的船东。
海边的烈日，已把他晒得枯萎；凛冽的海风，已吹白了他的头发。他老了，就如寒风中战栗的一片枯叶。但他还在为船厂贡献着自己的余热。他时时站在码头上，目送着一艘又一艘他们亲手建造的巨轮离港远去。他苍老的眼睛中，饱含着深情和依恋。也有人说，那些离港远航的巨轮，或许又勾起了他对逝去的父母、远在台湾和香港的亲人们的思念……
但他却永远扎根于祖国大陆，扎根船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