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埃维塔”最后诀别
一张照片。
一张发黄的照片，定格了一个永恒的生命，留下可歌可泣的一页历史，谱写着一曲悲壮动人的乐章。
这张照片上，他满脸的倦容，仿佛从遥远焦渴的沙漠中走来，还没有来得及休息；他布满红丝的瞳仁里，留下他奋斗一生的船台和船坞，反射出和他朝夕相处摸爬滚打的战友们，也留下他对人生和亲人们的眷恋。他依然像往日那样穿着白色的工装，站在船厂的码头上；他的身后，是橘红色的“埃维塔”号巨轮；远处，是碧蓝色的大海……
这是他留在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张照片。他叫朱学成，就是工作和居住在船台边小铁皮房里那个现场总指挥。他1953年进厂，是新中国成立以来13届厂级领导班子中为数不多从工人中提拔起来的副厂长。
或许他是从工人当中产生的领导干部，他讲不出或不愿讲那一套套高深的理论，也喊不出或不愿喊那些鼓舞人心的豪言壮语，他除了苦干就是实干。作为领导干部，或许这就叫做“以身作则”或“身先士卒”吧！工人们都说，他是大连造船厂的一头“牛”。
他原只有小学文化，在20世纪80年代出任副厂长后，面对整个造船业对世界的挑战，他深感自己的知识不足。从那时起，他和比他年纪小许多的年轻工人一起，从中学的课本学起，在船厂船校里学习。整整两年，以他的勤奋刻苦，通过了15门课程考试，取得了中专文凭。在船校，他是唯一戴老花镜的学生。随后，他又去日本研修，回来后受命于工厂危难之际，承担起建造挪威“兰希得·克纳森”号和“奥斯科·比龙娜”号现场总指挥之责。
建造“兰希得·克纳森”号的工地在荒凉的新区，朱学成没搬进小铁皮房之前，每天都是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迎着风雪上班。有人提醒他：“您好歹是个厂长，就叫厂里的车每天接送一下嘛。”他摇摇头：“算了，骑车上班已经习惯了。工厂困难，给厂里省点油吧。”后来工程越来越紧张，他干脆吃住都在船台上了。这时候，他的身体已经出现问题了，两种疾病无情地折磨着他。一是严重的脱肛，臀部经常都是湿的。病情严重时，他得用手托着脱出的肛门在楼梯上爬上爬下；再有就是剧烈的胃痛，除了饮食困难，胃痛随时随地都会发作。没有办法，他只好请人从家里捎来一小袋花生米，揣在身上，不时嚼几颗充饥和解疼。
“这样不行啊，学成，您该到医院去看看哪！”厂长王有为见他胃痛发作时难受的样子，不止一次这样劝他。
“哎呀，去拿药了。老毛病了，过一阵就会好的。”他总是这样回答。
“我看，您干脆到医院去住一段时间，输点液，恐怕要好一点。”党委书记李少丹也多次这样对他说。
“好好好，等第一条船交了，我一定去。”
可他不但没去医院，反而更忙了。正在吊装工作最紧张的时候，60多米高的大吊车却发生了故障，他亲自带着工人攀上吊车去抢修。接连几天，天刚亮他就爬了上去，到天黑了还不下来。下面的工人只好用绳子给他往上吊一点吃的东西。刺骨的寒风猛烈地吹着，在下面往上吊东西的人都冻得哈手跺脚；而他在60多米的高空中，那工作的情形可想而知。每次从吊车上下来，他的背都佝偻着，走起路来两腿不停地打战。连续在高空中工作了几天，工人们都心疼地劝他回家好好睡一觉。他嘴上答应着，可不一会儿，大家却看见他裹着满是油污的工装，在工地休息室的角落里睡着了。大伙儿怕他感冒，想喊醒他，可又怕惊醒他，只好给他再加两件衣裳，让他在那里打一会儿盹。
“兰希得·克纳森”号临近下水，每天晚上10点钟，大家要休息一会儿。这时，朱学成总是撵着工人们快去吃饭，可奇怪的是在这段时间里，谁也看不见朱厂长在哪里。派人去找，也找不到他的影子。有一天，有人终于发现了秘密：工人们一下船，朱学成就拿着一只桶、一把扫帚、一个撮子上船去了，把工人们作业船舱的沟沟缝缝打扫得干干净净。看见他因病从头上流下来的汗水，大伙儿的眼睛潮湿了，扔掉手里的饭盒，上前把扫帚夺了过来。
巨轮下水后，苛刻的挪威验船师，对设备的安装、调试更为苛刻，哪怕是非常细微的一点差错，他们也拒绝验收。这条巨轮上，附设着1艘急用的自抛救生艇。这条艇，自动化程度极高，必须从几十米高的船上，抛射到几百米远的海面上。这样高的要求，有任何一点疏忽都将带来验船师拒收的结果。
寒风萧瑟的海面上，大伙儿的心都紧缩着。随着朱学成一声令下，自抛艇飞出船体，投向几百米外的海面。10分钟后，救生艇终于从海面上浮了出来！在挪威船东和验船师的欢叫声中，朱学成却一声不响，不知去向。人们找了他许久，才看见他在一个背风的船舷边，用拳头死死地顶住胃部，剧烈的疼痛使他直不起腰来。
终于，船总算交出去了。
朱学成目送着“兰希得·克纳森”号起锚后，开始了它的处女航。烟波浩渺的大海上，巨轮已经远去，可朱学成还站在码头上，一动也不动望着已不见轮船踪影的海面。可谁能知道，在那艘巨轮上，一年来留下了他多少艰辛、痛苦、情感和希冀啊，也留下他生命的一部分——可是，这船说走就走了！
送走“兰希得·克纳森”号，朱学成并没有按照李少丹的嘱咐住进医院。从码头上转过身来，他又走向了挪威船东建造的第二条船“奥斯科·比龙娜”号；后来，“奥斯科·比龙娜”号送走了，可朱学成还是没进医院，他又担任了中国有史以来建造的最大船舶——11.8万吨巨轮“埃维塔”号的总指挥。这依然是挪威船东订购的一条船，船有260米长，10多层楼高，比起前几条船来，这是一个更难对付的庞然大物。
但这时，朱学成的身体久拖不医，已经积劳成疾，灯干油枯，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起来，再也熬不下去了。一天夜里，他在“埃维塔”号上指挥试航时，突然面色苍白，大汗淋漓，大口大口地吐血！消息传到厂里，厂里紧急派拖轮把他从海上拖回岸上，送到医院一检查：胃癌！而且已是晚期！
党委书记李少丹在医生会诊时赶到医院，他沉重地代表工厂向医院负责人说：“朱厂长为我们船厂，为造出口船，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为了抢救他，我们造船厂愿付出一切代价！哪怕你们就是多延长他1分钟的生命也行！”
在病房里，朱学成拉着李少丹的手说：“我还不到60岁呢，我还没有干够……”李少丹紧紧握住他的手，强抑悲痛安慰他：“学成，您还能干，还能干……”在场的医务人员悄悄扭过身去，偷偷抹去眼睛里溢出的泪水。
1988年元旦，“埃维塔”号正式向船东移交。厂部专门把朱学成从医院接来，请他代表工厂在移交书上签字。朱学成来了，他带着重病之躯来了。在精致的交船证书上，朱学成颤抖着拿起笔，庄重地用中文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当他和船东交换证书时，他眼睛里闪着泪光，颇有一种悲壮和自豪的感觉。
交换完证书，朱学成抬起头来，久久地凝视着远处的“埃维塔”号。“埃维塔”停靠在码头上，映着蓝天和大海，显得更加雄伟挺拔。它那橘红色的身躯，仿佛一团巨大燃烧的火焰，在这冬日里给人深深的暖意。
朱学成慢慢站了起来，在人们的搀扶下，颤巍巍地一步一步向前走去。走到码头上，他从船艏走到船艉，又从船艉走到船艏。在船艏边，他停住了，久久地凝望着“埃维塔”几个巨大的英文字母，眼睛中流露出深深的依恋……
党委书记李少丹见状，赶紧安排摄影的同志给他照相；又赶紧安排其他同志和他一起在“埃维塔”号前合影。
橘红色的船身，碧蓝色的海水。一个把生命最后的日子献给了这条船的人，将他的身影叠加在这条船巨大的船身上——永别了，“埃维塔”；永别了，亲爱的同志们！
朱学成走了。他带着“还没有干够”的遗憾走了。1990年9月24日，这是大连造船厂15000多名职工沉重和悲痛的日子。为朱学成送葬那天，厂里开出5辆大客车，但还是拉不完自动去向朱厂长最后告别的人，许多人宁愿蹬50分钟的自行车，也赶到了郊区的殡仪馆。悼念厅里人挤不下了，附近的山坡上也站满了人。人群中，有七八十岁的退休老工人，也有10多岁刚进厂的学徒工。许多退休工人老泪纵横，许多姑娘呜呜哭出了声——挽联、白花、花篮、青纱，编织成了一个哀伤悲痛的世界。
在人们蒙眬的泪眼中，大家仿佛又看见他们的朱厂长捂着臀部在船台上爬上爬下，看见他痛苦地顶着胃部悄悄吐着酸水，看见他佝偻着腰身清扫工作现场，看见他寒冬腊月到职工家里问寒问暖，看见他在试航干渴的日子，把最后一个橘子塞给青年工人……
“一个人死了，倘若他不活在活着的人心中，那就真正的死掉了。”朱学成没有死，他的精神和音容永远活在人们的记忆之中，活在中国造船史不朽的史册里。
直到多年后，本书作者到几千里外的南方文冲造船厂采访，主持建造该厂10万吨船坞的总指挥姜世杰，一提起大连造船厂，他就想起朱学成；一想起朱学成，他的眼里就含着泪水：“朱学成和我是师兄弟，他真是个实实在在的好人哪！他是从一个学徒工、班组长、工段长一步一步苦干出来的。当铆工学徒那阵，风镐、铆钉、大锤，他一锤下去就是一个锤印！”姜世杰讲着讲着不停地抹着眼睛，他动情地对作者讲道，“那时还是烧煤炉子，整个船舱都是烟、都是火，乌烟瘴气。朱学成10多岁，就在那种环境下干起，一直干到造出口船——他确实是彻彻底底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的造船事业！……”
风吹来，浪打来。远去的“埃维塔”号长长的汽笛声响起，震颤着辽远的海空，它在向中国大连造船厂最后告别，也在向长眠在大连湾的朱学成致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