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釜沉舟 背水一战
说来有些奇怪，这年冬天大连湾特别冷。刺骨的寒风，时时裹挟着雪花飘飘而来，将船台上下涂抹得一片银白。焊机铺雪，电缆结冰，连电焊工的面罩，好像稍不留意就要和人的脸冻在一起似的。
建造挪威油船的决战开始了。
整个大连造船厂像绷在一根弦上的箭，千钧一发，实在太紧张了——60天，60天必须交船！这时间，是用分秒来计算的。无话可说，无条件可讲。合同规定：11.5万吨穿梭油轮“兰希得·克纳森”号，必须于北京时间1987年1月20日24时0分交船！还有那条6.9万吨的化学品/成品油轮“奥斯科·比龙娜”号，也必须在1987年2月27日24时0分交船！
这两条船要是晚交1分钟，就将遭遇船东弃船的厄运！
前面讲过，建造出口船，与外国船东打交道，和在国内做生意完全是两码事。在国内，还讲讲什么“哥俩好”呀，“关系户”呀，早几天晚几天，甚至晚几个月接船，根本就不算什么大事。即使把船开走了，有的长时间不付钱竟还理直气壮，真还像有人调侃的那样：“欠账的是老子，要账的反而成了孙子！”
与外国船东打交道，只要你在合同上签了字，这就是在铁板上钉钉——硬碰硬了。超过时间1分钟，该罚款就罚款，该弃船就弃船，由船厂赔偿全部损失；反之，到了时间你不付款提船，我就可以将船拍卖，你交的定金全部归我。如有纠纷，通过国际法庭裁决。
所以，对于已被弃了4条船的大连造船厂来说，如果不能按期交出挪威船东这两条船，简直就意味着灭顶之灾！要知道，这两条船的价值是两亿元啊！
“商场犹如战船，这话不假。我们建造出口船，确实像在战场上打仗一样，必须争分夺秒，协同配合，决策上任何小小的失误，都将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党委书记李少丹说，“对11.5万吨油船，我们算来算去，确实没有时间了，只好在海上试航结束时马上交船。我们和船东双方都在掐着指头算来算去。真是：一方洋洋得意，坐等发大财；一方万分紧张，生怕飞来横祸！”
大连造船厂当时险恶的处境，甚至惊动了北京的高层领导。从中央到船舶总公司，以及各兄弟船厂都异常关注着两条船的建造。1985年8月11日，柴树藩就因船东弃船，建造新船缺乏资金等困难，他专门给副总理姚依林、张劲夫写了一封信。姚依林批示：“请劲夫同志阅处，使大连造船厂能勉强过得去。至于船舶工业的长期趋势，要重新估计一下。”
8月20日，张劲夫批示道：“吕东、宝华、镕基同志：请经委按依林同志批示精神，约有关部门研究后提出解决意见。如能协调一致，简报备案即可；如协调不下来，请提出意见，由财经小组开办公会会议议定。请酌。”
11月25日，总书记胡耀邦又在宋文法反映大连造船厂具体困难的信件上作了批示，并在信中若干处画了横杠，批给了万里。万里同志看了总书记的批示后，他批道：“请李鹏同志帮助解决。”
船舶总公司总经理冯直几次来到大连造船厂，听取工厂的情况汇报，现场解决工厂难题。当他听说工人的工资发放困难时，冯直对王有为说：“总公司就是再困难，我们也一定要帮助你们渡过这个难关！我们宁愿总公司机关人员的工资停发也要支持你！你们的工资、奖金我借给你！”听见领导这样说，王有为、李少丹的眼睛潮湿了，有这样的领导如此关心和理解自己的下属，他们难道不咬着牙拼命一搏吗？
主管生产的副总经理王荣生，听到工厂讲他们的技术工人不够，需要兄弟船厂支持的消息后，他立即下令，四方协调，抽调其他兄弟船厂的精兵强将支援大连造船厂；而各兄弟船厂听说大连造船厂目前的处境后，没有任何条件，立即派出最好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奔赴大连。这些人一到大连，连美丽的海滨都顾不上看一眼，也不管吃住的条件如何，放下行李，立即就奔向了船台。
“这就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优势，全国皆是一盘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王荣生总经理在接受采访时说，“同时这也是我们船舶总公司集团的优势！”
是呀，时间在悄悄地流逝着，而今每分每秒对于大连船厂来说，都是极其珍贵的。
为了按时交船，生产副厂长、这两条油轮的建造总指挥朱学成，把他的“办公室”搬到了船台下面一个不足10平方米的铁皮房子里，办公、吃住全在这里。他患有严重的胃病，犯病时痛得直不起腰，只好用拳头死死地顶住胃部，即使在寒冬腊月里，他头上的冷汗直往下滚。实在痛得不行了，他就从工作服的口袋里掏出几颗花生米嚼下，压一压直往上冒的酸水。白天，他跑遍全船作业现场，上下楼梯不下2000级，走路不下10公里；回到小屋，又拿出图纸和生产进度表，工作到深夜——此时，他还不知道，从胃部滋生的癌细胞，已经侵噬了他全部的躯体……
小铁房外是呼啸刺骨的寒风，纷纷扬扬的雪花，透过小铁房的缝隙不断钻了进来。然而，铁皮房里只有两个佝偻、疲惫的身影还在灯光下劳作。一个是病入膏肓、忘记了自己是个病人的朱学成；另一个就是头发已经斑白、60岁已经退休的老人颜杰。
小铁房外尽管寒风凛冽，依然也是灯火通明。高高的船台上，耀眼的焊光划破漆黑的夜空；吊装物件的指挥哨声，震颤着喧嚣的工地。自从船体建造一开工，厂里和车间的干部就和工人们滚在一起。夏天，船舱里的温度高达四五十度，干部们下到几十米深的舱室给工人们送去防暑的冰水和药物。在这滴水成冰的寒夜里，干部们又蹲在船台下为工人们熬汤烧水。只要有一个工人还在加班，车间干部们就不会离开船台；只要还有一个车间还在加班，厂里的干部就不会离开现场。
一天深夜，北风呼号，雪花飘飞。船台边突然出现了一支奇怪的队伍，一支穿着杂色衣服由大娘、媳妇组成的队伍。她们包着头巾，迎着寒风，把自己亲手包亲手煮的饺子送到了船台上，送给几十天来不分昼夜苦战在船台上的丈夫或儿子。望着一身油污满身铁锈、熬得憔悴消瘦的亲人，这些大娘和媳妇们背过身去，悄悄流下这些日子来对儿子或丈夫思念和心疼的眼泪；望着母亲或妻子在寒风中冻得发紫的脸颊，看着亲人们送来的热气腾腾的饺子，这些汉子们的眼睛潮湿了——这情景，让人想起井冈山上的亲人递到红军战士手中的草鞋，想起淮海大战时那些“吱呀吱呀”推着的支前小车。
“你们甩开膀子在这里干吧，不要惦记家里！”临走，这些做母亲和妻子的又再三嘱咐道，“家里还有我们。”母亲或妻子的嘱咐是温暖的，人心都是肉长的。第二天一早，不知是谁书写了一幅大标语，挂在了船台上：“不造好出口船，无颜见妻儿老小”！
共产党员杨正福，家就在工厂附近，但半个月没跨进家门一步；青年工人于学伟，原准备结婚，为了造船，他把婚期一拖再拖；青年焊工刘平、孙杰，每人每月完成工时1800多个，相当于1人干了8个人的活。机装车间主任张丕财在他的日记里写了这样一段话：“好同志！我有责任向上级汇报你们的事迹，我有责任保护你们……戚本生带病工作10多天，被高烧烧成肺炎，今天医生要他去住院，他临走时还要请我 ‘原谅’。我含着泪说：‘本生啊，请求原谅的是我，是我没尽到责任，让你的病发展成了肺炎。’刘作发刚刚出院，可每天一边扎针，一边坚持工作。孙纪东的孩子病了，他把孩子送到母亲家，又回来工作……”
还有船体车间电工班班长王凯，他摔伤了腰，不能站立，就趴在地上查找线头；电焊工刘景厚，用石棉布把自己包起来，钻进狭小的管道中作业，电焊火花和烟雾，熏烤得他透不过气来，每次焊完一根管子，他浑身上下就像从水里捞起来的一样……
海空中云层很厚，海天之间朦胧而昏暗；海浪猛烈地拍打堤岸，发出震耳的声响。船台上偶尔掠过一两只水鸟，丢下一声声鸣叫，远远飞去不见踪影。
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面对眼前的险境，大连造船厂的每一个干部和工人，都明白后退和失败对他们来说将意味着什么——无路可退，只能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