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痛心的叹息
上海。
1963年8月20日。
这一天，上海展览馆是歌的海洋，花的海洋。这一天，由国家科委等部门联合组办的、旨在展示国内各工业部门高新技术成果的“全国工业技术展览会”如期在这里开幕。
周恩来总理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
开幕式之前，国家科委副主任兼国家引进小组组长张有萱，陪同周总理等领导人参观展览。
周恩来总理一进展览会大厅，一台放在大厅中央的巨型柴油机一下就吸引了他的视线。周总理舍其他产品不看，径直走到这台柴油机前。
这台柴油机是上海某厂送来参展的。铭牌上标明的是“国产8800匹马力低速柴油机”。很遗憾，这台柴油机前方挂的是黄牌。按展览会规定，参展的产品有3种标牌：完全研制成功、准备生产的挂红牌；正在试制的挂蓝牌；还没成功的挂黄牌。当上海的这家船厂送来这台柴油机时，受当时社会上浮夸风的影响，坚持说自己已经试制成功，要挂红牌。
周恩来总理在展览会上
主办这次展览会的张有萱是20世纪30年代毕业的工科大学生，他主修的专业就是柴油机，这台8800匹马力的柴油机的技术状况他心里最清楚。为了中国能拥有这种大马力的柴油机，作为国家引进小组组长，他费过多少心血，熬过多少不眠之夜啊！张有萱是个作风稳健的人，他不愿做这种糊弄领导和国人的事，所以他对这个厂的技术负责人讲：“这样的产品，我们当然迫切希望能够拥有，但现在的状况，只能挂黄牌。”
看见周总理总是在注视着这台柴油机，张有萱知道，总理是非常关心中国大柴油机研制的，特别是对中国能否在远洋船上实现产品国产化尤为关心。所以，张有萱只好实事求是地告诉总理：这个展品挂的是黄牌。对于柴油机的研制，特别是低速大马力柴油机，国内还过不了关，直接影响了船舶工业和相关行业的发展，想从国外引进技术，可是……
“有什么问题呢？”总理问。
“有关领导和部门还有不同意见。”张有萱回答。
周总理又抬头看了看这挂着黄牌的柴油机，略一沉吟，他明确地指示：“不行就引进吧！”
得到周总理明确的指示，张有萱和他的技术引进小组的同志们异常激动。可以说，这些年来，柴油机的技术引进工作，一直是张有萱他们的一块心病啊！
关于柴油机技术引进问题，在国内已提出了多年。
最早提出从国外引进柴油机生产技术的是交通部的张文治。他是造船界的老前辈，同时也是全国人大代表。在“二五”期间，针对我国造船业落后、远远不能满足外贸运输需要的状况，在全国二届人大会议上，交通部把柴油机的引进作为提案提出，提案中说道：
“解放前我们没有柴油机制造业，解放后只有小型的陆用柴油机生产，而且发展十分缓慢，主要是我们没有生产的图纸和资料。
“目前，我们的外贸远洋运输十分困难。所运货物，只有4％是自运，其余96％是租用外国轮船。一年仅租金就达5亿人民币。如果将这些租金用于我们自己造船和买船，可造和买万吨级的船40—50条。要发展自己的造船业，就必须解决船舶主机的问题。目前，我们造船主要是由苏联给我们提供蒸汽轮机。这种机型性能落后，费用又高。当今世界最先进和经济的是大马力低速柴油机。1955年，苏联已率先购买了丹麦的B&.W公司的低速柴油机制造许可证。同时据说波兰等社会主义国家也在和国外柴油机制造商谈判关于技术引进问题。
“‘二五’期间，国家准备给我国远洋运输解决运力100万吨，但只能达到我们需求的三分之一。随着对外贸易扩大，运输需求矛盾将更加突出，所以引进国外先进的低速柴油机生产制造技术，发展我国船舶工业，已经刻不容缓……”
张文治老前辈的提案，言之凿凿，情之切切，令人动容。
提案上报之后，有关部门研究了一下：好吧，既然苏联“老大哥”都作出了榜样，我们学了也不会错的。于是，便有了西装革履的北欧人挺然傲然地来到了大连和上海地区的造船厂，他们通过翻译告诉中国人：“因为你们不懂，所以我们来教你们。”在商务谈判桌上，这些北欧人又说：“因为你们国家很大，所以我们要收你们双倍的价钱，包括每一匹马力的提成费。”
中国人对这些北欧人傲慢的态度难以接受，同时对他们开出的价格也接受不了，于是这次引进谈判就不了了之。当然，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某厂在谈判时，看了对方的图纸后，他们幼稚地认为：只要有了图纸，自己就可以制造，还用那么高的价钱去引进什么！
洋人们倒是送走了。船上没有柴油机，而柴油机是船舶的心脏，只能是死船一条。我们各个船厂造出来的那些空船壳，只能系在码头上，浸泡在海水中望洋兴叹，无奈地受着冬天的风吹和夏天的日晒，最后锈迹斑斑不忍目睹。
水肥水瘦，潮涨潮落。
时间延续到了1963年，人大又将引进柴油机的提案转到了新成立的六机部。尽管还有种种不同意见，但如今有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六机部很快又着手引进工作，他们一边向国防工办和国家科委打报告，一边派了考察团到国外考察。不久，六机部就提交了引进瑞士苏尔寿柴油机的报告。这个报告中说：“尽管我们有个厂正在试制8800匹马力的低速柴油机，但技术上还没有过关。要在技术上过关，这不是三两年就能解决的简单问题。即使将来技术上已经过关，但也是单一机型。我们要引进的低速柴油机是系列的，共计有25个机型，从3000到27500匹马力。可以用于各种船舶，满足50000—100000吨级远洋巨轮的需要，填补国家的空白。”
报告还就引进的时间、技术、速度、经费等方面进行了论证，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比较完美的。
这个报告经国家科委审查之后，上报国务院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很快就批示同意了这个引进报告。
可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这时，上海《文汇报》登出一篇文章，吹嘘8800匹马力的柴油机已经完全研制成功。当时，张有萱正在广东向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同志汇报工作。这天吃饭时，聂老总拿着报纸问：“有萱同志，这是怎么搞的？这技术都研制成功了，你怎么还在批准引进？”张有萱接过报纸一看，一下愣住了。回到北京，他立刻问六机部部长方强是怎么回事？方强回答说，那台柴油机根本就不过关，很多地方都存在问题，引进是必须搞的。
于是张有萱向聂帅汇报后，引进工作继续进行，并很快同外方进行谈判后签订了合同。
“这个合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签订的最好的一个合同。合同上注明，我们买对方的制造许可证。第一次入门费才仅付12万美元，然后3年之内不再付钱；到第4年外方才开始提成，每一匹马力为2美元，1万匹马力才2万美元，期限15年。对方在15年内有改型，包括零部件改动也要通知我们，有了新技术大家共享——以后的实践证明，最后他们搞到了45000匹马力！”
当年六机部造机处处长纽济昌回忆道：“当时，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的意见，还想一次性买断专利。因为在此之前，我国就一次性买断过汽车发动机专利。其实这是不合算的。不但新技术你得不到，而且一次性买断当时需要490万美元，仅仅是利息，15年就是1130万美元，而采用我们签订的这个合同，用利息支付提成费就够了——所以我们说，当时那个合同是中国技术引进中最好的一个合同。”
合同签订了，款项支付了，图纸资料也拿到手了。这个合同的批准者是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六机部早晨上报，李副总理晚上就作了批示。他的批示是：“政治上要平等，技术上要合算，经济上要合理。同意。”
六机部部长方强、副部长边疆等领导研究后，认为我们的合同是符合李副总理批示精神的，所以图纸资料拿到手后，便立即安排大连、上海的工厂进行技术消化，并着手生产。
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将柴油机的引进之梦击得粉碎！
“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的分水岭！反革命修正主义长洋人的志气，灭中国人的威风，压制中国人自己研究大柴油机的革命积极性！”一时间，极左的标语口号、大字报、传单满天飞。报纸上也连篇累牍地给引进工作扣上“卖国主义”“洋奴哲学”“里通外国”的大帽子。张有萱、方强、交通部部长孙大光等人，一次又一次被揪斗，被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关进了牛棚。科委也被解散了，花钱买来的技术不要了，他们将引进的现成图纸弃之不用，又花巨大的人力物力进行仿制。在仿制中，他们盲目加大柴油机的缸径，加大活塞冲程，削薄缸盖的厚度，其口号是“我们绝不当爬行主义”，可那结果可想而知！犹如“大跃进”时那些小高炉炼出来的“钢”一样，只能是一坨坨锈迹斑斑的铁疙瘩。
令人可叹可悲的是，这种愚昧的行径，竟然标榜的是“最最革命”的标签！
后来，南边的造反派听说北方的船厂还有人“革命”不彻底，还有技术人员在偷偷地消化图纸，为此他们专门开了一条船，满载着“彻底革命派”去北方造反——于是，这个当年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的引进项目就这样夭折了！
据说，周总理得知造反派们到大连造反，销毁了我们用珍贵的外汇买来的柴油机图纸和资料的消息后，他脸色铁青，半天没有说话，最后他拍了一下座椅扶手，痛心地长长叹了一口气……
经过这场“革命的暴风骤雨”，人们从此对“引进”二字讳莫如深，谈虎色变，噤若寒蝉了——然而，纵使吃尽千般苦头，受到残酷迫害，像张有萱这样的人，他们对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武装自己，使中国的舰船能够驰骋于大洋的夙愿，是永远也不会泯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