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船王包玉刚
1981年7月6日，这是包玉刚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
这一天，他和父亲包兆龙实现了多年的一个夙愿。
“世界船王”包玉刚毅然从香港登陆，进而甘愿冒着风险向当时造船技术并不先进，且还不具备建造国际规范船舶的中国大批订船，这其中的奥秘是什么呢？他的这一系列反常举动，令整个世界造船界，特别是近在咫尺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造船业的大亨们始终百思而不得其解。
包玉刚是个爱国的华侨，这当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包玉刚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所透露的：“是邓小平 ‘中国船舶工业要打进国际市场’的英明决策，吸引我回到自己的祖国。我敬重邓小平先生的政治魄力和政治智慧，也敬重他的人格魅力。”包玉刚说，“我虽然大半生都在从事海上航运，但大海波诡云谲，变幻莫测；我出生在大陆，知道足踏大地是最平稳最实在的——我的事业需要发展，我的船队也需要船，如果将来内地船厂能够造出我所需要的船，这岂不是两全其美的事情吗？”
1980年3月，包玉刚第一次正式到中国内地访问，尽管他在北京受到了国宾般的礼遇，连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都接见了他，但唯一令他感到遗憾的是：他最想见的就是在中国政坛上有着传奇色彩的领导人——邓小平。事实上，据说这次邓小平对他毅然回到祖国，来到北京感到很高兴，原本是安排要会见他的，因临时有事而与他失之交臂。
天赐良缘！1981年春，就在包玉刚应美国总统里根邀请，作为贵宾参加他在白宫举行的就职典礼后不久，他来到北京与中国船舶公司商谈造船的事宜时，终于有了与邓小平的第一次会面机会。
这天上午，包玉刚和父亲包兆龙在卢绪章的陪同下，驱车前往人民大会堂。他们刚走进福建厅，邓小平已在那里等着他们。一见到他们进来，邓小平就快步迎向包兆龙、包玉刚父子，笑容满面地握着他们的手说：“我们早就应该见面了！”
邓小平会见包玉刚及他的父亲包兆龙
邓小平一句“我们早就应该见面了”，说明此前“该见而未见”；而一个“早”字，道出了相见恨晚的迫切心情。虽是初次见面，但他们一见如故，立刻像老朋友似的叙谈起来。他们互致问候，还叙了年龄。包兆龙86岁居长，邓小平那年77岁，卢绪章正好70岁，包玉刚63岁。宾主落座后，邓小平拍了拍包玉刚的肩膀，说道：“你还非常健壮！”
接下来，包玉刚向邓小平介绍了自己搞航运的经历。他说：他从1955年1艘8700吨烧煤的旧船开始创业，到1981年已拥有210条船，总吨位2100余万吨，包括将要在国内订造的6条船。邓小平静静地听着，有时插插话，提一点问题。对于“如何发展中国造船业的问题”，成了他们交谈最热切的话题。
谈到中国船舶工业打进国际市场，邓小平更是殷殷嘱望，包玉刚则是信心满怀。包玉刚说：中国船舶工业只要引进先进技术和提高管理水平，将具有很大的竞争力，完全可以与世界造船强国一争高低。邓小平闻言非常高兴，他说：“那好啊，你帮我们把这事搞起来嘛！”时间流逝，会见不知不觉进行了将近40分钟。到了该握手告别时，邓小平还意犹未尽地说：“过去我们没有见过，这次见到了。”
“是的，谢谢，感谢邓副主席的接见！”包玉刚由衷地说道。
对包玉刚来说，从他与邓小平这第一次会面，他更深深感受到了邓小平的政治魄力和人格魅力，感受到了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的雄才大略和务实作风，而这一切都凝聚成了一股强大的向心力，更增强了他登陆的决心。从此，邓小平和包玉刚就常常见面了，有时甚至一年数次，有时是两家人亲如一家的欢聚——他们的关系从工作往来发展成为个人的友谊，进而延续成了通家之好。
在包玉刚一生最后10年中，邓小平会见他不下20次。这在邓小平的外交生涯中是很罕见的。这10年，也是中国船舶工业打进国际市场，从蹒跚学步到飞速发展最关键的10年。
如前所述，邓小平对中国船舶工业情有独钟。
说到邓小平的政治魄力与人格魅力，包玉刚忘不了邓小平和他谈起举世闻名的石油大王哈默的故事。原来，就在他们见面的前三天，邓小平刚刚会见了哈默。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休斯敦，哈默先生慕名拜会了邓小平。邓小平对这个石油大王说：“中国许多人都知道哈默先生，你是列宁的朋友啊。苏联困难的时候，你帮助过他们。我们欢迎你到中国访问。”哈默说：“我很愿意到中国去，可是我年纪大了，坐民航飞机受不了，中国又不让私人飞机降落。”邓小平当即就说：“这个很简单，你来之前先来个电报，我们会作出安排的。”
3个月后，哈默的私人飞机果然就降落在北京机场的跑道上了。在别人看来是无法解决的问题，而在邓小平那里却如此举重若轻地解决了。这一点，包玉刚更有着切身的感受。
原来，1980年3月，包玉刚第一次来京商谈合作造船时，华国锋和几位副总理都接见了他。包玉刚向他们提出：父亲包兆龙和我本人愿意捐赠1000万美元给国家旅游总局，用以在北京建造一座现代化、高规格的旅游饭店和办公楼，建成后归旅游总局管理与使用。会见时，国务院领导都没有当场答复他。
3月21日，包玉刚又亲笔给华国锋总理写信，再次表达了上述愿望。鉴于中国大陆当时还没有这个先例，所以包玉刚在信上小心翼翼地写道：“我捐建这个旅游饭店和办公大楼，只有一个要求：我父亲已经80多岁了，为纪念我的父亲，饭店就叫兆龙饭店……”而就在这之前的1980年1月，包玉刚在广州和柴树藩商谈合作事宜时，又表示愿意向上海交通大学也捐赠1000万美元，用来建造一座现代化的图书馆，他唯一的要求也是以包兆龙命名。
但是令包玉刚父子始料不及的是，他们的热心肠遇到了冷面孔。当时整个社会的思维惯性是：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国家，难道我们要接受一个资本家的捐赠？而且还要用私人的名字来命名？所以，尽管卢绪章以国家旅游总局的名义于1980年4月和1981年5月两次给国务院打报告，国务院也两次都批准了——可奇怪的是，眼看包玉刚就要来了，但他的那张1000万美元的支票竟然还是没有人敢接！
国家旅游总局的报告终于辗转摆到了邓小平的面前。邓小平看过报告后，不假思索地讲道：“用他一个名字，也没有关系嘛，为什么不可以？人家有贡献也可以纪念啊！别人不同意，我来替他题字。”紧接着，邓小平就作出批示：“兆龙饭店问题是政治问题，包玉刚捐献1000万美元，并非投资、合营，搞得不好，谁还来呀！请国家旅游局在北京最好的地方给包玉刚建一个饭店。”包玉刚听到这个消息，十分感动和欣慰地说：“好！我马上就把支票送过来。”转眼就是包玉刚父子到京的日子。1981年7月3日，包氏父子一行9人即来到北京。这是包兆龙老先生离开大陆几十年后，第一次来到自己的祖国首都。
就在邓小平接见包玉刚父子这一天，他亲手接过了包玉刚当面捐赠的1000万美元的支票，并且践诺题写了“兆龙饭店”几个大字，而且后来他还破天荒地为一个饭店剪了彩。
仅仅在一年之后，1982年11月11日，包兆龙老先生去世。九泉之下，他一定会感激有个人能圆他“为祖国做一点贡献”的梦并为此感到欣慰。邓小平不仅题写了“兆龙饭店”，此后还题写了“宁波大学”，在包玉刚去世后还题写了“包玉刚画册”——这在邓小平的政治生涯中，也是十分鲜见的。
在邓小平与包玉刚第一次会面10年后，包玉刚在家中溘然长逝。邓小平闻讯后亲自发了唁电，对包玉刚的逝世表达了深切的悼念。
而今，只要你走进香港环球集团总部的会客室，墙上包玉刚与各国政要会见的大幅照片分外瞩目。而在这些照片中，邓小平与包玉刚两人的照片不但排在第一，而且是在最高的位置，由此可以看出邓小平在包玉刚心目中的地位——他们历史性的握手，注定要在中国改革开放这个宏伟的事业中，在中国造船和航运史上留下一个特写的镜头。
当然，此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