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人的临终心愿

一位老人的临终心愿

他轻轻地合上自己的眼睛，走了，正如他轻轻地来到这个世界。

走了，他悄悄地走了，比一个普通百姓的辞世还悄无声息。只有他家中墙上嵌着他照片的镜框，披上了黑纱、缀上了白花。在那镜框中，固定下一个永恒的形象。透过他那宽边的眼镜，可以看见他深邃睿智的眼睛，正深情地注视着每个前来向他告别的战友和同志们。

他走了，悄悄地走了。

我曾讲过“生不作寿，死不治丧”，这是我平生的夙愿。像我这样普通的共产党员，死了就应当悄悄地消逝，不要搞什么繁文缛节，浪费大家精神。具体意见是：

一、坚决不搞任何形式的追悼会、遗体告别仪式，家庭也不设灵堂。二、在报上登一简单消息，全文拟为“×××同志，中共党员，曾在国家计委、外贸部、第六机械工业部工作过，于×月×日逝世”。此外，不发讣告，不写死者生平介绍，更不必费脑筋搞什么对死者的评价。三、遗体提供医学研究，有用的器官可加以利用，不保留骨灰。四、身后遗物皆由我妻陈欣同志处理。我二人已商定，在我二人死后，所遗财物都捐献给教育事业。五、我的子女侄辈都已成家立业，独立生活。我死之后希望他们不要辜负党和人民对他们的培养教育，不要辜负先辈对他们做好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厚望……

他走了，这是1997年2月13日凌晨。这一天，北京城里风寒露冷，雨雪纷飞。在此之前一年，可能他自己已预料到了什么，亲笔写下了遗嘱：

抗战军兴我投奔革命，当时以身许国，生死早置之度外，从未奢望能活到抗战胜利。不想我不仅看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而且目睹新中国的成立，参加了四十多年的国家建设，活到八十多岁高龄。这一切是当初万万没有料到的。

五十多年来，我忠实地执行党的决定，遵守党的纪律，为党和人民做过一些工作，但这一切都是一个共产党员分内应做的事，毫无值得夸耀的地方。扪心自问，党和人民给予我的已经很多很多，自己对党和人民所作的贡献，实在是微不足道的。我每每拿自己和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精神和高尚情操比较，总觉得惭愧，在革命队伍中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战士，在党内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党员……

是的，柴树藩这个普通的战士、普通的党员，从他的遗嘱中，却透出了绝不普通的胸襟和情怀、高风和亮节。他的一生，为党和人民，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智慧、热血和生命，而在他留给组织和亲人的遗嘱中，却是那么的低调，那么的谦逊，那么的高洁！他带着满身的硝烟，从血与火的战争中走来，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披星戴月、夜以继日，为党和人民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特别是在他年近古稀之时，受命于危难之际，在主持六机部和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工作期间，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坚定不移地执行邓小平同志关于“船舶工业要打进国际市场，要竞争过日本”的指示，义无反顾地带领整个行业突破重围，打进国际市场，实现了中国船舶工业的战略大转移；他坚决贯彻中央关于“以六机部为改革试点进行体制改革”的战略部署，以博大的胸怀和一往无前的气概，率先将六机部由政府部门改组为经济实体。

在他主持六机部和船舶总公司工作最艰难的时期，卧薪尝胆，殚精竭虑，以改革家的胆略和勇气，排除一切干扰，顶住一切压力，高屋建瓴地洞察世界船舶市场形势，有的放矢地制定打进国际市场的战略战术，坚定不移地按照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和要求，抓住国际船舶市场短暂回升的机会，果断决策因势利导，率先从国外引进适合我国国情的先进制造技术和管理经验，让中国造船与国际惯例接轨。他克服重重困难，在全国工业行业中，率先提出解放思想，打破旧的体制和机制，实行了大规模的技术更新改造，扩大造船能力，承接出口船舶，并以香港为突破口，在世界船舶市场中杀出了一条血路来。由此，带动了全行业的技术进步和发展，在满是暗礁和急流的大洋上，为我国成为世界造船大国开辟出一条正确的航道来。

柴树藩为我国船舶工业走出困境，为中国船舶工业打进国际市场，进而实现伟大的复兴作出了重大贡献，功不可没。

“每当我在报纸上、电视中看见我们的同胞往香港那边跑，却被人家像羊群一样毫不留情地赶了回来，我的心里就非常难过！”粉碎“四人帮”后，柴树藩多次对同事们讲道，“我们的同胞往香港那边跑，说到底，无非就是我们的国家太穷了！如果我们国家富有了，谁愿意离乡背井跑到人家那里去呀！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有责任使国家强盛、人民富足！到了我们已是民富国强的时候，你就是把边境开放了，谁还愿意往那边跑呀！”

柴树藩的预言今天已经基本实现。

1980年10月，他赴香港出席中国内地和香港船舶联营公司成立大会期间，在与“世界船王”包玉刚谈到中国的教育问题时，他对包玉刚说道：您是世界的“船王”，想办什么事都能心想事成；而我和您的情况就完全不同，我这一辈子都很穷，想做点什么事都捉襟见肘。战争年代，我们只领一点津贴；新中国成立以后，也只是靠国家工资过日子——但我和我老伴商量好了，我们死了之后，家里的那点财产和存款，绝不留给子女，全部捐献给国家的教育事业！

包玉刚听完此话，沉吟半晌未语，只是用赞佩的目光望着柴树藩。大概是柴树藩的话启发和感动了包玉刚，不久他来到北京，就向柴树藩表示，他愿捐1000万美元在上海交通大学援建1座图书馆。包玉刚援建的这座图书馆，当时在我国高校中，面积最大、设备最先进，首开了改革开放之后海外爱国人士援助我国教育事业的成功先例。

柴树藩这名普通的战士，普通的党员，在位时他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工作上。1985年，时年75岁的他从船舶总公司董事长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不顾自己年事已高，时刻都在牵挂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特别是船舶工业的发展。他经常外出调研，大连、上海、青岛、广州的船厂，几乎都留下他年迈的足迹。那些年，他以一位普通党员的身份，向中央和船舶工业总公司提出许多重大建议。船舶工业行业的每一项重点工程、重要装备建设，他都为此操过心。

直到他已经87岁高龄了，受组织委托，他还在考虑船舶工业“九五”规划问题。每天，他的时间都排得满满的，不是找船舶总公司或国家计委领导了解情况，就是翻阅资料奋笔疾书。望着他已经佝偻的腰身和日渐衰弱的身体，老伴陈欣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树藩哪，你要知道年龄，你已经87岁了，怎么还在打工呀？”柴树藩笑答：“是呀，我是在为共产党打工，为我们的船舶事业打工呀！”

经过不知多少个不眠之夜，这位老人以他丰富的经济工作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总结了船舶工业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分析了面临的困难、机遇和挑战，提出了加快船舶工业发展的目标、思路和政策建议。《船舶工业“九五”发展规划建议》完成后，他将这份建议慎重地送交了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国家计委和船舶总公司党组。这天晚上，他像完成了一项重大的工程一样，激动得一夜未眠。

《船舶工业“九五”发展规划建议》完成了。这份《规划》的字里行间，透出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拳拳赤子之心，透出了柴树藩对中国船舶工业发展的远见卓识。直到他已经住进医院，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吸着氧气，打着点滴，他还在关心着上海外高桥船舶基地的建设，还在向前来探视他的领导和同志们询问国家对船舶工业的政策落实情况。

“不管如何艰难，我们已经占领的国际船舶市场决不能丢掉，我们贯彻邓小平同志打进国际市场、一定要竞争过日本的决心和目标决不能动摇！”柴树藩嘱咐完船舶总公司领导后，略带遗憾地对他们讲道，“我们这一代人，未能实现与日本、韩国三分天下的目标，真是遗憾！我们的下一代人，一定要实现这个目标，相信一定能实现这个目标！果能如此，我们船舶战线的同志们，就算完成了小平同志对我们的嘱托，就算完成了他交给我们的这个战略任务——那么，我也就死而无憾了！”

“柴部长走了，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特别是中国船舶工业走出困境，取得重大发展，倾注了全部心血和精力。不管何时何地，他想的是工作，谈的是工作，做的还是工作，我几乎没听他谈过自己和家人……”作者采访时，秘书苏智一谈起柴树藩，他的眼里就含着泪水，动情地追忆着他的老首长，“他一辈子对自己的子女、亲属，包括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都很严格，决不允许他们搞任何一点特殊！他严于律己，两袖清风，不管走到哪个地方，生活上从来没提出过任何要求。吃饭时，连碗里的菜汤也要喝得干干净净。他去世后，我们几个老同志到他家里去看了看，他床上铺的床单，打着4个大的补丁……可他早在10多年前，在香港和包玉刚谈话时，就向他表明：他和老伴，一辈子没有多少财产，但他们死后，所有微薄的财产和仅有的一点存款，全部捐献给教育事业……他的言行，当时就感动了包玉刚。”苏智讲着讲着，抹着眼泪，哽咽着讲不下去了。

柴树藩走了，悄悄地走了。他走后，按照他的遗愿，将他的骨灰撒在了大连香炉礁和上海外高桥造船基地的海域之中——他要在那里看着中国船舶事业发展和壮大，永远和中国的造船事业、造船工人们在一起。

临终时，柴树藩老人留下的心愿，既有殷切的希望，也有些微的遗憾，更有催人奋发的力量——而今，中国造船业不但早已与日、韩三分天下，而且已独占鳌头雄踞于太平洋西海岸，倘若他的英灵在海下有知，应该感到欣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