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越生命的船魂
“兰希得·克纳森”走了，“奥斯科·比龙娜”走了，“埃维塔”也走了，一艘接一艘的外国轮船都开走了……然而，赋予这些巨轮生命的人，也一个接一个走了！
日历沉重地翻到了这一页：1992年10月8日。
这一天，天空的云层是铅灰的，从海面上吹来的风是苦涩的。这一天，大连造船厂10里厂区又陷入巨大的悲痛和哀伤之中。
陈文松，这位全厂职工钟爱的厂长又与世长辞了！花圈和挽联寄托着全厂职工的哀思，松枝和翠柏浸透着全厂职工的深情。极度悲痛的人们，两眼噙着热泪，一遍一遍地呼唤着陈文松的名字——陈厂长，您走得太早了，您才只有49岁呀！
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谁也没有想到，就在他住院的前3天，他还没日没夜地在暴风雨中组织全厂职工抗洪抢险，连续工作了一天两夜！就在他临进医院的前两个小时，他还主持召开了厂长办公会。
临走时，他把急需处理的文件整齐地摆好，然后平静地对与会的同志说道：“医院让我休息两天，去查一查身体，没有大问题我马上就回来。工作就先交给大家了，希望大家多保重……”
可谁也没想到，他这一去，就再也回不来了！
进医院，一化验，他的血色素只有4.5克，仅相当于正常人的1/3！从医学角度讲，这是极度危险的信号。当他躺在手术台上，由全国著名的胸外科专家、大连医科大学杨春明和冯秉安教授主刀进行剖腹探查时，腹腔刚一打开，两位教授顿时惊呆了！
让他们感到震惊的是，这样的一个病人竟然还能站立，还能行走，还能连续七八十个小时超负荷地工作！在两位教授几十年的医学生涯中，他们还没有见过这样的病例；面对眼前的情形，他们完全无法用病理学和解剖学理论知识来解释！
他们打开陈文松的腹腔，陈文松患的是国内罕见的晚期绒毛膜上皮细胞癌。腹腔内的血性腹水积有1000多毫升；胃部拳头大小的肿瘤已经溃烂出血，并与左肝、腹膜胰腺紧紧粘连；肝内转移病灶有多处；肝左叶10多厘米大小呈菜花状肿块与膈肌相连；大网膜和腹腔内多处转移病灶及肿大的淋巴结，癌组织像变质发霉的大葡萄粒似的，散落在整个腹腔，稍一触动就往外渗血……
这样的病人，在生命史上简直太罕见了！他的生命竟然如此顽强，如此不可思议，竟然在入院前还没有倒下，还能连续几十个小时在暴风雨中指挥抗洪抢险！
更让人难以相信的是，陈文松胃部癌组织严重溃烂出血，腹腔肿大的淋巴结、癌肿扩散早已触动神经中枢——毫无疑问，病人会长期承受撕心裂肺般的疼痛，只有超常毅力的人才能顽强地走到这生命的极限。也就是说，陈文松早就超越了一个人生命所能承受的极限！
按理说，陈文松完全应该知道自己病情的严重性。
医生们翻出了他厚达10公分的病历，在病历的首页上十分清楚地记载着，他的腹痛已有10年之久，自己也曾服用过一些药物，但根本没有疗效。也就是说，从他10年前担任船厂副总工程师开始，直到后来他担任副厂长和厂长期间，病魔已经开始无情地在吞噬着他的身体了。
他住院前半年，医生在给他检查身体时，无意间触及了一下他的腹部，他竟痛得从床上弹了起来。一天晚上，已经下半夜了，他爱人李文秀见他还没回来，便打电话问厂里值班秘书，秘书回答她陈厂长已经回去近1个小时了。李文秀放下电话忙往外跑。一开房门，只见陈文松跪在门口，捂着肚子，疼痛使他立不起身来。李文秀连忙把他扶起，禁不住大滴大滴的泪水涌了出来。好长时间以来，李文秀经常都听见丈夫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还以为他又在为厂里的事情焦虑。后来她回想起来，那时疼痛肯定已在折磨着他，只是他怕爱人担心，咬着牙一声不吭就是了。
在陈文松明显感到力不从心时，他嘱咐厂里的医生，穿着便装来办公室替他输液，一次一次又一次……繁重的工作，让他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他关起门来，一边输液，一边不停地审查图纸、批阅文件。
早在1992年年初，陈文松的身体状况就已引起总公司领导的关注。副总经理王荣生在大连检查工作时，听说陈文松的病情后，专门从大连打电话通知机关行政管理局长高云志，要他马上为陈文松准备住处，联系北京最好的医院，为他做全面检查。高局长立即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陈文松来。
陈文松在北京开会期间，总公司副总经理酆炳林亲自3次为他在北京联系了最好的医院，让他安心检查治疗，可他每次都借口工作太忙而悄然离去。
半年前，党委书记李少丹再三催促他上医院，而他仅让秘书带上自己的X光片，送到医院去检查。医生发现他肺部有一肿块，当即提出需要剖腹探查。可他工作一紧张，又把自己的病情抛到了脑后。就这样，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肿块长了13倍！
病入膏肓。陈文松的生命已经脆弱到了现代医学拯救的极限。尽管所有的专家、教授们用至高的责任心和至善的医疗手段，一分钟一分钟地延续着陈文松的生命；尽管船厂的领导、职工和驻厂的海军代表以及所有关心他的人用最诚挚的心，盼望陈文松能够再创生命的奇迹——然而，一切都太晚了。
1992年10月8日，陈文松在昏迷了几天后，心脏停止了跳动。
一颗流星在天幕中划出一道耀眼的光芒，陨落在茫茫的天际。陈文松走了。他走得那么仓促，那么痛苦，那么疲惫，那么遗憾！
“我是个唯物主义者，我要先走了，你们多保重。我唯一的遗憾是还没有干够啊……”临走时，他也像朱学成那样，对原厂长王有为和海军驻厂军代表于国泉吐露了自己的心声。
陈文松是福建莆田人，生于1943年1月28日。1965年9月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同年分配到大连造船厂，他先后担任电装车间设计员、工艺员，参与1.2万吨大舱口货轮等几十艘民船的设计和建造，攻克了很多技术难关。
1980年10月，他任电装车间生产技术副主任，在1.2万匹马力远洋救助轮、首批2.7吨散装货轮建造过程中，组织职工圆满完成了船舶电装任务。1982年，他任总工程师助理，次年任副总工程师，被评为大连市劳动模范。1985年任常务副厂长。作为工厂领导层核心成员之一，他协助厂长和党委书记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迅速扭转了船厂困难局面，培育和发展了“大船”精神。
从1990年任厂长以来，他以一个企业家的胆识重新规划了工厂的发展蓝图，发展工厂生产经营，创下工厂历史以来最好的经济效益。他参加工作20多年来，严于律己，宽以待人，长期超负荷工作，以致积劳成疾。
挽联低垂，哀乐声咽。此时，陈文松静静地躺在鲜花丛中。他的身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他的遗像挂在灵堂的前方，两道黑纱垂在相框两则；他那双深邃睿智的眼睛，仿佛正深情地注视着前来吊唁他的亲朋好友、工人弟兄……
举行陈文松遗体告别仪式那一天，工厂原计划由各车间派代表参加，可一向遵守劳动纪律的职工还是破例自动来了。工厂动用了全部车辆，临时又租用了10多辆大客车，仍然拉不完要去与他们爱戴的厂长做最后告别的职工。许多刚下夜班的工人，连满身铁锈和油漆的工作服都来不及换，也赶来与陈文松再见上一面。高山含悲，冷风呜咽。大连郊区的殡仪馆里里外外，站满了清早就赶来的人。原定几百人的告别仪式，一下就聚集了三四千人。人们戴着青纱，缀着白花，饱含热泪，默默跟随着吊唁的人群，步履沉重地走进告别厅。一批一批的吊唁者，来到陈文松的遗体旁，向他作最后的诀别。厅外，还有漫山遍野的人流，铺天盖地的花圈和挽联……
两年前，大连造船厂的职工们也是这样送走他们另一个好厂长朱学成的。时间隔得并不长，他们又来送这个好厂长。两年累死两个好厂长——沧海作证，中国造船业的生存、发展和壮大，就是无数个这样优秀和悲壮的生命换来的啊！整个吊唁厅氛围庄严、沉重、肃穆。殡仪馆里有位工人感慨地说：“一个人死了，能有这么多人自发地来送他，这样的情形太少见了！人活到这个份上，也算没有白活了。”
所有与陈文松共过事的用户、单位和领导机关代表、外国船东和驻厂船东代表、验船师，他们也主动来到了这里。广州海运局副局长邓兆邦，刚从国外回来，听说陈文松病危，他立即转乘飞机赶赴大连。当他急匆匆冲出机场大厅，从来接他的同志那里得到陈文松已经去世的消息时，惊得手中特意在国外为陈文松买的药瓶失落在地。
消息传到正在南海巡逻的一艘刚刚服役的导弹驱逐舰上，全体官兵自动列队面向北方向陈文松致哀；3声低沉哀婉的汽笛声，震荡着南海海空；他们为陈文松制作的白花，朵朵撒向大海……
噩耗传到一艘刚从大连造船厂出厂的外国远洋轮上，外国船东拿起手机，接通了相隔万里的日本和中国香港的办事机构，又接通了大连造船厂，当他从对方啜泣的答复声中证实陈文松逝世的消息后，立即发来了沉痛的唁电……
还是那一天，有的老工人没能来到殡仪馆，他们在家门口点燃一炷香，默默地祈祷他们的厂长一路走好。刚竣工的工人新村里，突然有人失声痛哭，那是运输处张守樽的爱人，因为她听说死去的这位厂长就是大年初一冒着风雪，来到家里为他们解决住房的那个人时，她禁不住声泪俱下：“这样的好人，为什么就这样走了呢？……”
陈文松用他的生命之火，点燃了他灿烂的事业，照亮了船厂的夜空，温暖了所有与他相识相处的亲人、同志和朋友——有的人活着，其实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其实他还活着。
陈文松去世不久，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党组、中共大连市委、大连造船厂党委分别作出向陈文松同志学习的决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李岚清分别为陈文松题词：
刘华清的题词是：“军工楷模。”
邹家华的题词是：“向陈文松学习。”
李岚清的题词是：“大连造船厂厂长、优秀共产党员、高级工程师陈文松同志为我国造船工业的发展呕心沥血，努力奋斗，贡献了毕生精力。他勇于开拓、忘我工作、光明磊落、无私奉献的崇高品质，为我们树立起了光辉榜样。”
他不愧是人们所赞誉的——船魂！他和他的同志们，用青春、智慧、热血，甚至生命，迎接着从太平洋刮来的猛烈风暴，托起的是共和国巍然屹立的船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