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船王”毅然登陆
1980年3月15日。
一架从广州飞来的波音737客机，带着巨大的轰鸣，平稳地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少顷，一群人走出机舱。首先走下舷梯的是一个身板结实、浓眉大眼、目光炯炯的中年人。一下舷梯，他就看见前来迎接他的国家旅游总局局长卢绪章，六机部部长柴树藩，副部长安志文、刘清等人。于是他笑容满面，加快步伐，迎着卢绪章等人走去。
这就是包玉刚！
这就是在世界航运界和商界声名显赫，有着“世界船王”之称的华侨巨子包玉刚。
“世界船王”包玉刚在上海考察
包玉刚在世界几千万华侨中，的确是个非同一般的传奇人物！这位生于浙江宁波，因家庭贫困连小学也未能毕业的“船王”，由于他在国际船运界的地位，不但获得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颁授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被封为“太平绅士”，获得英国女王伊丽莎白颁授的C.B.E.及K.T.爵士勋衔。同时，他还受到各国首脑的关注和赞赏，比利时国王、美国总统、巴拿马总统、巴西总统、日本天皇都曾授予他高级勋章——这是世界上任何大企业家都未曾获得过的殊荣。英国前首相希思曾特地邀请他到别墅赴宴，并详细询问他的经营方法，美国总统里根也曾邀请他参加就职典礼。
此外，他还在世界上担任着一系列官方和民间组织的领导职务。他除担任香港环球航运集团董事会主席、汇丰银行董事局副主席外，还任有利银行、恒生银行、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英之杰远东公司、国泰航空公司等英资企业和香港地下铁路公司董事，以及香港半官方组织“港日贸易合作委员会”委员、国航海基会名誉副总裁、英国奈化理船会东亚区主席、国际独立油船船东协会主席、法国弗里达斯理船委会会长、日本理船会香港区主席及美、日、英、法等多家金融机构和学院顾问。
包玉刚的一生，是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
1949年年初，包玉刚与父亲包兆龙一起携着数十万元积蓄离开上海，到香港另闯天下。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是做些小生意，积累了点钱，但接下来干什么呢？包玉刚想起了童年时期对海的向往，于是提出了投身海运的设想。母亲劝他，“行船跑马三分险”，搞海运等于把全部资产都当成赌注，稍有不慎就会破产；父亲也认为，香港的航运业已经十分发达，竞争相当激烈，而包玉刚对航运完全是个门外汉，凭什么经营航运？但包玉刚主意已定，矢志在海洋运输业中谋求发展。他一面继续做好父亲和其他家庭成员的工作，一面四处了解有关船舶和航运的情况，认真研读有关航运和船舶方面的书籍。
功夫不负有心人。包玉刚凭着过人的天赋和超群的胆识，至1979年年底，他创办的环球航运集团已拥有运输船200余艘、载重量为2000余万吨的船队，而且他的船队平均船龄只有3.5年，是世界上最大的独立航运集团。其集团总部设在香港，同时在百慕大、伦敦、东京、纽约、新加坡和巴西等地均设有办事处，他公司属下的陆地和海上正式员工已超过3500人。1966年，他在港专门开办了“环球海员训练学校”，训练海员供所属船队使用。
包玉刚在短短10多年时间中，由一条有着28年船龄的破旧烧煤船起家，奇迹般地坐上“世界船王”的宝座，拥有世界最大的独立船队，执世界航运界之牛耳，成为国际性的大财团，这一方面固然得益于他超人的胆识和经营方略，但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他长于人际交往，在政治上获得不少声誉和个人信誉。英国前首相希思、时任首相撒切尔夫人、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巴西总统、墨西哥总统，都是他经常接触的对象，有的甚至成为他的好朋友。
1974年，包玉刚为其一艘名为“加拿大世界”的超级油轮下水，邀请了当时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夫人玛嘉烈到东京主持该轮下水典礼，以应付加拿大西岸的反油轮停泊运动。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英国前首相希思到香港，都是包玉刚设宴款待，邀请港督及社会名流参加。基辛格两次到港，都是住包玉刚家。
邓小平接见包玉刚
1979年，华国锋访问英国，英国女王宴请华国锋时，专门邀请包玉刚作陪。华国锋在伦敦还破例单独接见过包玉刚。这件事曾在香港引起轰动。包玉刚为此专门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在会上表示要响应华总理的号召，积极支援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愿意在造船工业、航运、租船等方面与中国合作。招待会上，记者们特别注意到这位已入英籍的“船王”最后讲的几句话：“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我的根在中国，支持祖国四化建设，我责无旁贷。”为此，包玉刚捐款1000万英镑，重建我驻英使馆。
此次，包玉刚是应六机部部长柴树藩邀请，专程来京与我洽谈订购新船、推销我出口船舶和其他合作事宜。包玉刚这次迅速地接受了柴树藩的邀请，疾速赶来北京，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他得知其弟包玉星已和六机部谈判订购新船合同。闻此消息，他当然不甘落后，意欲在同中国合作方面捷足先登。
外间有舆论说，此次包玉刚是解放前夕举家南迁香港后第一次回到大陆，其实这是误传。只是前一次他回乡，是以私人的名义探亲，行动较为隐秘就是了。
1977年7月，已被三次打倒的邓小平复出政坛，重新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一消息引起了世界的关注，更引起港人的关注，他们仿佛看到了新的曙光。此时，包玉刚也正面对世界性的石油危机，产生了减船登陆的念头。他敏锐地觉察到，偌大的中国在粉碎“四人帮”后，肯定要大规模地发展经济。减船登陆，这成为包玉刚首先瞄准的目标。
为了稳妥起见，他向国内发了一封电报。电文是：“我夫人想见卢绪章夫人。”显而易见，他这是在投石问路。未曾想，几天之后，他就收到了廖承志的复电：“欢迎包玉刚夫妻一同回国探亲。”包玉刚一见复电，立即就与夫人黄秀英动身起程回国。不过他们没有直飞北京，而是取道日本，大概是不想世人知道他真正的行踪吧。
那次回国，他访问了宁波、上海和北京等地。在北京，廖承志、孔原、卢绪章会见了他。外界不断有人撰文说：“邓小平与包玉刚举行了历史性的会见。”其实这是杜撰和误传。其间，包玉刚不动声色地“参观”了上海几家船厂。其实他真实的目的，是在悄悄考察中国内地的造船实力——因为他已从一些渠道得知，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已作出了“中国船舶工业要打进国际市场”的重大决策。
3月的北京，寒流刚刚过去，空气中已弥漫着些许早春的气息。
舷梯下，柴树藩见包玉刚快步走来，他也赶紧迎了上去，紧紧握住了他的双手：“欢迎欢迎，欢迎您来到北京。”
“谢谢。我其实早就盼着与您见面的这一天了。”
包玉刚此次正式来北京访问，事前已知道他的行程安排，知道中国高层的领导将要分别会见他，也知道六机部与他真诚的合作意向，特别是他在外界已风闻将要和他合作的伙伴柴树藩是一个大胆果断、重信重义的人，显得胸有成竹、乐观自信。当一位少女将一束鲜花献给他时，他脸上的笑容和手上的鲜花一样灿烂。
其实，在将要和六机部商谈合作事宜之前，在1979年11月27日，包玉刚就在香港与外贸部招商局总经理袁庚谈过与中国合作的问题。包玉刚提出的方案是组成合营航运公司，双方共同投资5000万美元，中方40％，港方60％，合作期限为20年，以英国的法律为依据。
经袁庚请示交通部，交通部反馈的意见是投资不能由对方控股，至少双方要各50％。另外，他们对包的事业和经营状况也有担忧，所以交通部不太倾向于与包的合作。
这个情况，柴树藩其实非常清楚，但他和几位副部长考虑的与此不同，他们认为：一是可以利用其资金发展我国的造船和航运事业；二是可用我国制造的船舶作为投资，不用或少用外汇；三是可争取长期订货，打进国际船舶市场，按小平同志所构想的，促进和提高我国造船的整体水平，并可利用其关系以优惠价格买进我国急需的配套设备、材料和先进技术；四是可汲取其经营和管理经验，开辟和承揽新的国际航运业务，并能较快地收回资金；五是可培养和提高一批干部走进国际市场的业务水平及技术水平。
柴树藩他们的合作方针受到国务院的首肯。王震、谷牧、姚依林对谈判的方案都作了批示。3月12日，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周建南召集六机部、外贸部及中国银行座谈，统一了谈判中的几点原则。
由于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次与包玉刚这样的人物合作，如果谈判成功，将成为我国与外资第一次合作经营的典范，自然引起国务院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3月14日，柴树藩又收到国务院转来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的来电，表示了倾向于同包玉刚合作的意见。
这次即将开始的合作谈判，柴树藩同样是胸有成竹，显得乐观和自信。所以当他与包玉刚握手对视那一瞬间，他的直觉就告诉他，这次谈判合作成功有极大的可能——因为他们双方都从短暂的对视目光之中，捕捉到除相互审视之外，更多的是朋友般的坦率和真诚。
几辆轿车驶出机场，朝人民大会堂方向驶去，一切都按照事先安排好的议程进行。正如双方预料的那样，这次谈判取得了预想的效果——由此，我国第一个与外资合作的经营性公司诞生，开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外合资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