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路相逢勇者胜
20世纪70年代，笔者在西藏部队当兵时，曾听连队指导员讲过他在中印边境战争中的一段轶事：在一次重大的战役中，我陆军51师33团在一条狭隘的山谷之中，与印军1个步兵师遭遇。敌强我弱，情势危急，而我团必须要从这条山谷中突击出去，与左翼的友邻部队会合，然后对敌形成包围圈，实现刘伯承元帅作出的“斩头去尾，破腹挖心”的战略部署。
两军对垒，战斗异常激烈，拉锯似的战斗持续了一天一夜。当年，年事已高的刘伯承元帅坐镇兰州指挥这场战役。在战斗进行得最激烈的时候，这个团的机要参谋收到前线指挥部发来的一份密电，电文极其简单，只有几个字：“狭路相逢勇者胜——刘伯承。”
团长看完这份密电，二话没说，他牙一咬，帽子一甩，衣服一脱，马上组织了突击队，亲自抱了一挺轻机枪，光着膀子就向敌方阵地扑去！在团长身先士卒的带领下，突击队就像一把尖刀，一下就把敌方阵地戳了个七零八落，打得敌人抱头鼠窜，一举就从这条山谷中冲了出去！
这则轶闻在部队流传很广，首长们讲起当时的战斗情形来是绘声绘色、颇为自豪——而且据说，当年带头冲锋的那个团长，就是我们所在部队的师长、原解放战争时陕北安塞游击大队的大队长田启元。
这则轶闻的真实性到底有多少，我不得而知。但刘伯承元帅那“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格言，令我至今难忘，并从中悟出一个道理：人在极端困难和危急之时，后退的懦夫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勇往直前，或许才能从困境和危急中拼杀出一条血路来！
对于“长城”建造，用“狭路相逢”这个成语来形容，看起来似乎有点牵强，但其实不然。
“我们那个时候，别说狭路，简直是无路可走了！”说这话的人叫孙文学，他原是大连造船厂的厂长，后来又担任过大连船舶工业公司副总经理。当年“长城”的建造任务，就是他从部长柴树藩手里接下来的。
事隔几十年，头发已经斑白，已是七十多岁的孙文学，在笔者采访他时，一提起“长城”号的建造就激动不已，甚至眼睛潮湿：“那时，我们大连造船厂虽说在外有一定的知名度，又是造过万吨轮，又是造过导弹潜水艇。其实，那时候造船，都是我们从苏联那里沿袭下来的验船标准！而 ‘长城’号的建造，是我们第一条按英国劳氏标准造的船，这和过去造船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来了个天翻地覆，可以说一切都是从零开始。”孙文学说，“从人的思想观念、管理方式、工作习惯，到规范、技术、设备、材料、检验、操作……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而且交船期是那么紧迫。造这第一条按国际规范验收的出口船，不要说我们如履薄冰，就是柴部长他们，也是提心吊胆哪！”
讲到这里，孙文学停住了，他的目光移向了窗外，似乎陷入了对往事深深的追忆之中。
从这位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船舶事业的老前辈身上，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具有领导素质和造船工人气派的人。他有着睿智、机警、深沉的领导干部素质，同时也有着豪放、坦诚、开朗的造船工人气派。他宽阔的前额和斑白的头发，是他长年勤于思索的象征；他古铜色的脸膛和粗大的手掌，是海风和劳动在他身上留下的印痕。
他1946年1月进厂当工人，当年7月加入中共地下党，后来任过支部书记、总支书记、组织部长、工会主席。在中苏合营时，从事军事装备制造，搞技术革新改造，还和其他领导一起组织过“跃进”号的建造。1962年因坚持真理被下放到地方。可由于他有着出众的领导才干，在地方被任命为一个市的建材局长。粉碎“四人帮”后，六机部的领导找到辽宁省委书记：孙文学是个造船的优秀人才，让他在地方搞建材实在太可惜了！你们找个局长好找，一个造船厂的厂长可太难找了——你们就高抬贵手，让他回造船厂来吧！
于是，孙文学又回到大连造船厂来当这难当的厂长。
孙文学回厂期间，正是工厂“军转民”“找米下锅”、企业整顿、产品结构调整最艰难时期。如前所述，造了几十年军船的工厂，竟然没有一条军船可造；造民船，用船部门说是质量不好，不找你造。到了1980年，原说给工厂的23条运煤船，其实一条也还没有落实。
“难哪，实在太艰难了！我这里两万多工人每天在车间里、工地上等着工段长、班组长分配活干——可哪里来活干呀！”孙文学捋了捋满头的白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没有事干，没有活儿干，我两万多工人吃什么，喝什么！没有事做，没有活儿干，工厂如何能稳定，工人如何来安排呀！我真是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只好跑到部里找部长们，可柴树藩部长、安子文副部长他们也急呀，压力比我们这些人还大呀！有次我去找柴部长，他的秘书告诉我：孙厂长呀，我看您就算了吧，别找柴部长了，昨天和前天柴部长都通宵没睡觉了……”
孙文学讲到这里，停了下来喝了一口水。
“是啊，那时真的是太难了，整个造船行业好像真的是无路可走了。”此时，坐在旁边的原渤海造船厂厂长、后又是大连造船厂厂长的侯君柱接着孙文学的话讲道，“造船还是买船，从上面到下面，争论得都很激烈。不少人都说，我们造的船质量不好，别人不要；按国际规范造船，我们又造不出来，实在不行还是跟人家买吧——唉，真是难啊！”
柴树藩在烟台造船厂检查工作
这个侯君柱，也是中国造船界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他有着不畏权势、大胆果断的工作作风。在“文革”最艰难时期，他曾在核潜艇生产厂主持成功地建造了中国第一艘核潜艇。
“我为什么敢接 ‘长城’号的建造任务呢？老实说，我是无路可走了，是铤而走险！”孙文学放下茶杯，接着讲道，“一次，我到北京开会，柴部长、安副部长专门把我找去，说香港船东包玉星有两条2.7万吨的船，要在国内建造。因为他们造船的要求实在太苛刻，国内别的船厂不敢接；敢接的报价又高得吓人。柴部长简单将情况讲了一下，问我敢不敢接……”
孙文学说着说着有点动感情了，他一下站了起来，挥动着手臂讲道：“接！我怎么不接？！我就是冒着再大的风险，就是亏本上法庭我也要接！我两万多人要吃饭，要活干，我怎么能不接？！一个工厂，说一千道一万，没有活干就不行！说大点，我们要为国家和六机部争点光；说小点，也要为我们造船厂和造船工人争口气——有些人不是说外国的月亮圆吗？如果反过来外国人都说中国的月亮更圆，到那时候，我看这些人还有什么话好说！”
“我就知道你孙文学有这点气概！”柴部长闻言颇感欣慰。
柴树藩接着和孙文学谈了船价、工时、验收规范、备品备件等具体问题。最后，他不无担忧地对孙文学讲道：“老孙呀，这是我们按国际规范建造的第一条出口船，每一个环节对我们来说都是新的考验。目前，我们设计图纸还没出来；图纸出来后，还要交到日本东京审查，审查至少也要三四个月。可是，我们的交船期只有18个月！”
柴树藩讲到这里，又特别加重了语气：“只有18个月！尔后优惠期1个月，每超1天，罚款4500美元；超期150天，船东就可以弃船！如果产生这样的后果，我们打进国际市场、我们建造出口船的战略部署，就将满盘皆输。孙文学同志呀，你掂一掂这件事的分量！”
“柴部长，您放心，我大连造船厂两万多干部工人，就是头顶在地上，也要保质保量按期交船！”孙文学站了起来，向柴树藩郑重保证道。他在向部长作出这个保证时，真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壮气概。
“就这样，我们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在为国家和部里争点光，为工厂争点气的想法支撑下，冒着风险，斗胆接下了这两条船。可……”讲到这里，可能是往事的追忆触动了这位老人的感情，他用手背抹了抹有点潮湿的眼睛，“可这两条船，是我们两万多干部和工人，用汗水加泪水泡出来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