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军制的内容和意义
军制（兵制）和军队一样，是阶级、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产物。它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形式独特。
这里所说的“军制”，是指国家组织、管理、发展和储备军事力量的制度。或者说是国家为保证军队建设顺利进行和军队战斗力提高，所制订的各项军事制度。人们通常所说的“军制史”，实际上就是军队建设史。它有异于军事技术装备史，有别于战争史，也不同于军事思想史。军制史以研究历代军队建设为主要对象，是探讨军队产生、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
“军制”一词，始见于先秦文献。然其涵义并不一致。如《荀子·议兵篇》云：“临武君曰：‘善，请问王者之军制？’孙卿子曰：‘将死鼓，御死辔，百吏死职，士大夫死行列……’。”《吕氏春秋·节丧篇》曰：“引绋者左右万人以行之，以军制立之，然后可。”这些论述，既可指某种特定的军事法规，又可指军人的行为、职守和军队的纪律标准。此后，在秦汉文献中，虽然多有论及军制者，但也极少有系统的阐述，往往只是陈述一、二主张。或论将吏职守纪纲，或论军备与兵役关系，或论严明军纪赏罚，或论军旅组织编制，或论简选士卒条件，或论粮饷武器供应，等等。由此表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对军制的认识并不系统。在他们的言论或著作中，只是从不同角度反映军制的部分内容。
军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而且随着历史的向前发展，它总是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的。那么，秦汉时期的军制范围包括哪些方面？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不过，考诸史实，且就目前的科学内涵而言，它当包括领导体制、兵役制度、武装力量、军事编制、军队训练、武器装备、士卒给养、军事费用、军法与奖惩等方面。具体言之，主要有下列内容：
军队统御机构：除最高军事统帅皇帝之外，包括太尉（大司马）、郎中令、卫尉和中尉、将军与将军幕府，还有诸校尉、诸都尉等。各军事主官，职责明确，统制严密，旨在保证国家军权高度集中，以实现有效的领导和统一指挥。
军队征集制度：包括征兵制、募兵制、谪戍与刑徒兵制等集兵方式，以保证军队的来源、储备和军队应有的素质。
军队的编成与编制：包括各军、兵种的建置，兵力组合的规模，军队编制及标志等。以保证各军、兵种及人和武器装备的有机配合，形成强大的战斗力。
军队的训练与考核制度：包括训练要求、科目、都试校阅等。以保证提高军队的素质和作战能力，协调各部门之间在战场上的关系。
军队武装力量的构成：包括中央军、地方军、边防军以及它们各自的任务、兵力、调发和统属关系等。以保证各武装组织形成整体力量，有效地运用其完成作战任务。
军队的武器装备：包括常备武器的制造、储备及管理，军用车船的制造，军马牧养和征集，边塞守御装备、传令系统等。以保证军备的供应、更新，并发挥武器装备的战斗性能。
军队的给养和转输：包括军士的口粮、衣物、副食、军马饲料、军资运送等。以保障军队物质供应的需要。(https://www.daowen.com)
军队的财政和费用：包括庞大的军费开支，以及为筹措军费，实行按丁口征赋、屯田、摊“调”等。以为军事财政提供必要的保证。
军法与奖惩：包括军功赏赐及对军人违反职责罪的各种法律规定、惩处措施和刑罚制度等。以保证充分发挥封建军队的职能作用，维护整个地主阶级的统治秩序。
除上述内容外，为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秦汉时期的陈胜、吴广、赤眉、绿林和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等，也建立过农民政权和相应的军事制度。反映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识。这些制度既有对国家传统军制的继承，又有农民阶级的创造，丰富了国家军制的内容。
军制作为国家政权的基本制度，一般由国家及其军队制订。它以诏制或法律、法令等条文颁行。它是统治阶级利益和意志在军队建设上的体现，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明确的实践性和高度的强制性。军制的基本职能在于从法规、制度上保障军队建设，强化军事力量，以便有效地准备和实施战争。[1]
军制从来就是国家不可缺少的特殊的社会规范。《尉缭子》就曾指出：
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则士不乱，士不乱，则刑乃明。
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要有强大的国力，就必须建立、完善包括军制在内的各项制度，必须具有以国家法律形式规定的军事组织规范或行动准则。从某种意义上说，军制的好坏或完善与否，往往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强弱兴衰。秦汉时期的军制，固然反映着统治阶级的意志，是封建专制集权统治的工具，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和阶级的烙印。但是，作为国家基本制度的军制，对维护当时的政治统治，确有其功能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秦汉军制，从组织领导上，确立以皇帝为最高统帅，保障了军权的集中统一；从武装力量的体制上，确立以中央军为主体，保证了“居重驭轻”以临四方的军事布局；从职责权限上，明确职守，保证了军人的办事效率及战斗力提高；从行动规范上，依法治军，保障了军队正常的法律秩序。所以宋人陈傅良在总结西汉军制的优点时指出：
汉制虽曰因秦，然多近古。盖民有常兵，而无常征之劳，国有常备而无聚食之费。当是时，故将之家，亦为给赋；宰相之子，均调戍边。是以繇有复算，有减逋，有更贷，则得为君上之恩。至于将相，废置惟时，或中都公卿，或边郡守、尉；御史大夫出为护军，不为左迁。酒泉太守即命破羌，不为异数。而又御军之法简肃精明；云中战士上功幕府，差首虏六级，赏典辄格。屯田上奏，以六月戊申，不越旬日，玺书已报。轮台之诏，败亡不掩；卫、霍行封，得丧相除。可以概见，其时无有壅蔽涎漫之患。若乃赏赉虽或无常，廪饩悉皆有量；京师将校比二千石，塞下戍卒月谷二石六斗有奇。是以终汉之世，上无叛将，下无骄兵。诸侯七国，变生仓卒，备御奏具，南征北攘，连兵数年而邦不摇，诚有以也。[2]
尽管陈傅良的这些话不免言之过誉，甚至他推崇西汉军制仍有“为宋事立议”之嫌。但是终西汉一代，“上无叛将，下无骄兵”，“南征北攘，连兵数年，而邦不摇”，却反映了一定事实。这表明当时的军制，对保障国家的军队建设，组织和管理军事力量，增强军事实力，强化镇压职能等方面，确曾起过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