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对后勤给养的重视
“后勤”一词是近代的称谓。但在我国古代文献中所谓的“储备”、“积贮”、“饷馈”、“委积”、“转输”、“武备”等，都是属于后勤范围的内容。它主要是指军队自身建设和作战需要的物质保障。
后勤给养在战争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对此，历代的军事家、政治家都有较为深刻的认识，而且给予了高度重视。早在春秋时期的管仲就曾说过：“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3]孙子进一步指出：“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4]其系统的军事后勤理论，集中反映在《孙子兵法》的“作战篇”、“军争篇”、“火攻篇”中，不仅强调将帅要重视后勤，而且就军队的给养、交通运输和如何防止疾病等方面，作了高度的理论概括。
自孙子之后的战国时期，军事后勤理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当时既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又先后问世了一批有影响的军事论著，如《吴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司马穰苴兵法》、《尉缭子》等。其中最有代表性者，当是吴起和孙膑的军事后勤理论。他们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孙子的军事思想，同时还总结了战国时期的实践经验，提出了许多的精辟见解。吴起说：“凡行军之道，无犯进止之节，无失饮食之适，无绝人马之力。”[5]孙膑说：“事备而后动。故城小而守固者，有委也；卒寡而兵强者，有义也。夫守而无委，战而无义，天下无能以固且强也。”[6]他们的思想有个共同之点，即都强调了战争的基础在经济，认为只有“粮甲坚备”，才能“所向无敌”。
秦汉时期，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加之战争规模扩大、各种军资消耗量增多，特别是作战对象主要转移到北境的羌胡，故当时许多军事家、政治家的后勤给养思想，在先秦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其中尤以粮饷、军屯、马政等方面的理论最为突出。例如：
（贾谊曰：）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7]
（黄石公曰：）用兵之要，必先察敌情，视其仓库，度其粮食，卜其强弱，察其天地，伺其空隙。[8]
（赵充国云：）臣愚以为屯田，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9]
（马援说：）马者，用兵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10](https://www.daowen.com)
他们不仅强调了粮多财余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而且开创性地将军事屯田和马政问题，提到了后勤建设的显要议事日程。在汉代的政治家、军事家看来，后勤给养确乎成了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构成和战略因素。
后勤给养的内容和手段，取决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正确的决策。秦汉政权为保证军队的后勤给养，曾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
首先，重视加强对战争后方的建设。史曰：“有备制人，无备制于人。”[11]为加强战备，商鞅佐秦，“内立法度，务耕积，修守战之具”。“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12]刘邦在楚汉战争时命肖何治理关中，“镇国家，抚百姓”，[13]发展生产，安定后方，动员人力、物力支援前线，结果取得了击败项羽的胜利。两汉之交，刘秀在夺取政权的激战中，同样重视发展战争后方的生产，以满足前线军资的需要。他曾对寇恂说：“河内完备，吾将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肖何镇关中，吾今委公以河内，坚持转运，给足军粮，率厉士马，防遏它兵，勿令北渡而已。”“光武于是复北征燕、代，（寇）恂移书属县，讲兵肄射，伐淇园之竹，为矢百余万，养马二千匹，收租四百万斛，转以给军。”[14]由于有完备的河内做后盾，有充足的粮用、军资支援前线，因而刘秀也夺取了击败政敌的胜利。可见，动员战争后方发展生产，增加积蓄来支援前线，这是秦汉时期后勤补给政策的一大重要举措，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其二，努力筹措军用粮饷。“粮谷，军之要最。”为保证军粮不乏，秦汉统治者除在战争中“因粮于敌”之外，更为主要的是强调“劝趣农桑”，发展农业生产；同时增加税收；实行“入粟拜爵”，动员编户齐民输粟于边。此外，在军事重地和京师兴建大规模的粮仓，如敖仓、太仓、细柳仓等等，通过储粮积谷，以满足军队粮饷的需要。楚汉战争时，郦食其对汉王刘邦说：“王者以民为大，而民以食为天。夫敖仓，天下转输久矣，臣闻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愿足下急复进兵，据敖仓之粟。”[15]这既反映了敖仓的储粮之多，也说明仓储是兵家争夺的重要目标。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开展军事屯田，通过戍卒且耕且守，就地筹划军粮的供应。武帝时，从上郡、朔方、敦煌、酒泉到西域的轮台、渠犁、车师、楼兰等地皆有军屯，不仅屯田区至为广泛，而且屯田吏卒多时竟达六十万人之众。此后各朝，尽管屯田地点和规模有变化，但屯田之制，却久历不衰，为后世所效法。
其三，大力牧养和征集军马。“马为甲兵之本”，是组建骑兵的重要保障。秦汉时期，随着骑兵的发展和反击匈奴的战争需要，对马政建设十分重视，国家通过政策，大力发展和征集军马。事见前章，这里不赘。在此，还要指出的是，当时为解决骑兵部队作战的供应问题，除在全国普遍征收“刍稿”税外，还注意调查沙漠战区的水草资源，采取了“以水草为仓禀”的就地补给办法。另外，还注意了配备予备马制度，如公元前119年的漠北战役，就曾组织了十四万匹预备马随行，这既增加了载重量，也加强了机动作战的能力。
其四，大规模地开辟交通干线。“给饷馈，不绝粮道。”[16]这一点在军事上极为重要。为保证后勤补给的需要，秦汉时期，一方面大量制造车船，发展运输工具；同时又非常重视交通干线的开辟。就陆路交通而言，当时除修筑以京师为中心、贯通全国的“驰道”外，为配合军事目的，还兴师动众，在全国各地修筑了不少道路。例如：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命蒙恬主持修“直道”。从云阳至九原，“堑山堙谷”，全长一千八百余里。[17]武帝元封四年，修“回中道”。自湃、回中开始，伐山开道，以通肖关。又命汉中太守张卬主持修“褒斜道”，作者数万人，道五百余里。[18]为南下征越，还命唐蒙、司马相如扩建“西南夷道”，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东汉初期，又命王霸、杜茂在北境主持修建“飞狐道”。自代至平城，长达三百余里。[19]等等。秦汉政权开辟这些交通干线，除经济意义外，相当重要的原因，是出于战争及军资转输的需要。它对巩固边防，加强国内的军事镇压、贯彻政令等，起了重要作用。
要之，秦汉时期，国家对军队的后勤给养问题相当重视。不仅在认识上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在政策措施上有许多开创性的东西，为后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