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征兵制的渐衰
前面讲到，从西汉中后期开始，由于征兵的基础发生动摇，征兵制有了松动，故在此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采取了征、募兼施的集兵制度。但到东汉一代，情况又有很大变化。这就是出现了征兵渐衰、募兵日甚的局面。
据载，终东汉一朝，国家对征兵之法并没有明令废止，其时编户的军籍仍存。例如：
永建元年诏：幽州、并州、凉州刺史，……年老弱不任军事者，上名。严敕障塞，缮设屯备，立秋之后，简习戎马。[68]。
（陆康）除高城令，县在边垂，旧制令户一人，具弓弩以备不虞，不得行来，长吏新到，辄发民缮修城郭。[69]
崔琰，字季珪，河东武城人也。少朴讷，好击剑，尚武事。年二十三，乡移为正。[70]。
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两点：（一）东汉编户的军籍还是保留着的。只要战事需要，随时可以征发。（二）东汉起役的年龄仍为二十三岁。所谓“年二十三，乡移为正”。这和《汉旧仪》的“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为卫士一岁”，恰相符合。二十三岁是汉代昭帝后服兵役的始傅年龄，傅籍之后，乃必须服役。所谓“移”是户籍用语。“乡移为正”，是指在户籍上把崔琰由不服役的“小男”，移为服役的“正卒”。这说明移籍与当时征兵是联系在一起的。
再从其他文献看，在东汉中期以前，每当遇有重大战事之时，也还存在征兵之举：
（建武元年），邓禹执前意，乃分遣将军别攻上郡诸县，更征兵引毂，归至大要。[71]。
（建武七年），杜诗上疏曰：征兵郡国，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绝奸端。[72]。
永初间……于是征兵会众，摇动数州，增赋借奉，费八十余亿，暴露师徒，连年无胜。[73]。(https://www.daowen.com)
元初四年二月，武库火。是时羌叛，大为寇害，发天下兵以攻御之，积十余年未已，天下厌苦兵役。[74]。
以上是直接提到“征兵”字样的材料。此外，还可从一些间接材料中，看出当时的“郡兵”仍有一部分是地方征发来的。如《后汉书·吴广传》：“建武十一年，（吴广）率征南大将军岑彭等征公孙述……将南阳兵及弛刑、募士三万人溯江而上。”史文把南阳兵和弛刑、募士分列并提，说明南阳兵不是募士，而是征兵，或者说是征点来的宗族兵。又《后汉书·明帝记》：中元二年，“烧当羌寇陇西，败郡兵于允街。赦陇西囚徒减死一等。勿收今年租调。又所发天水三千人，亦复是岁更赋”。这里所谓陇西郡兵及天水三千人都是征兵，而非募兵；免租调、更赋是为了征兵之故，以示恩恤。由于东汉还陆续存在征兵之制，故史籍不时提到“戎事不息，百姓匮乏，疲于征发”。[75]“兵役连年，死亡流离”。[76] “军师屡出，百姓疲悴，困于征发”。[77]这些史实说明，每当兵源困缺时，征兵仍然是当时人民的一项负担。
虽然终东汉之世，征兵之制没有明令废止，封建国家征调人民当兵的权利和人民应征入伍的义务仍然存在。但是，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东汉的征兵制却已走向了衰落。至少可以说，它不再像西汉那样稳定和规范化了。
首先，东汉的征兵多为临时调发。自罢省内郡的材官、骑士之后，每有战事，临时调发，地方长官可以便宜行事。如：灵帝时，臧洪说广陵太守张超曰：“今郡境尚全，吏人殷富，若动桴鼓，可得二万人。”[78]这是地方遇有警急，以“桴鼓”为号，召集百姓的一例。史称：“一方有难，三面救之，发兵雷震，烟蒸电激，一切取办，黔首嚣然。”[79]东汉临时征发兵员的事，比较普遍。由于“一切取办”，故“黔首嚣然”。
其次，东汉征兵的地区，内地罕有，而多在边郡。西汉“七国之乱”前，因作战对象是“王国”势力，自然多为内郡征兵。武帝之后，尽管作战对象转移到了羌胡，也还是以内郡为主。但东汉则不然。例如：明帝永平十六年，汉廷大举北伐匈奴。窦固、耿忠率酒泉、敦煌、张掖甲兵及卢水羌胡万二千骑，出酒泉塞；来苗、文穆“将太原、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定襄郡兵及乌桓、鲜卑万一千骑，出平城塞”。[80]和帝永元元年，窦宪北击匈奴，“发北军五校、黎阳营、缘边十二郡骑士及羌胡兵出塞”。[81]安帝永初三年，“以大司农何熙将羽林五校营士及发缘边十郡兵击之”。[82]顺帝永和二年，“日南、象林征外蛮夷攻象林县，交趾刺史樊发交趾、九真二郡兵万余人救之”。[83]所有这些，都是征兵多在边郡，而且大量使用“夷兵”的例证。所以应劭说：“自郡国罢材官、骑士之后……尔乃远征三边殊俗之兵。”[84]
多在边郡征兵，有其合理的一面。边郡有事就地征发，可以减轻内郡人民的远征之劳；同时边民晓知戎俗，战斗力较强。[85]但它也反映了东汉内郡之兵很少，中央常备军懦弱和边防屯戍的疏落。
此外，东汉用兵，往往不练而征，或只征不练。西汉定期举行“都试”，但东汉自光武罢除“都试”之后，在地方上，平时停止了“射御、骑驰、战阵”等军事训练。故《后汉书·郑太传》说：“光武以来，中国无警，百姓优逸，忘战日久，仲尼有言，‘不教人战，是谓弃之’，其众虽多，不能为害。”荀悦《申鉴》也说：“今国家忘战日久，每寇难之作，民瘁几尽，不教人战，是谓弃之。”凡此所云，不仅说明东汉更戍役法已废，而且表明这种“不教人战”的结果，必将“每战常负，王旅不振”，[86]使部队战斗力削弱。
钱文子《补汉兵志》说：“至于中兴，并尉职，罢都试，材官骑士，还复民伍，盖长从募士多而郡国之兵坏矣。”这话基本上反映了历史实际。由于东汉内郡征兵制度逐渐破坏，因此，当时的集兵方式主要采用募兵，且用刑徒戍边。到东汉后期，还有收降、料简等多种形式。关于“募兵”和“刑徒兵”，后面将有专节讨论，这里从略。至于“收降”，这是东汉末期补充兵员消耗的途径之一。在封建社会中，普通士卒没有明确的政治倾向，谁豢养就为谁效力。东汉末期的军阀们在击败政敌之后，他们中不少人采取收编降卒的办法来扩充自己的军队。董卓进京后，曾收编已故大将军何进、车骑将军何苗的部曲；之后，“（董）卓又使吕布杀执金吾丁原，并其众”。[87]曹操击败招降青州黄巾三十万，简选精勇，组织了一支“青州兵”。这些降卒被改编后，自然也就成为曹操的军队了。所谓“料简”，是指军阀集团在自己控制的人口中选取精壮补充兵员的一个办法。建安八年（公元203年），吴将贺齐率兵讨平汉兴等地的叛乱后，“复立县邑，料出兵万人”，[88]曹魏的吕虔领太山太守，恩威并济，“诸山中亡匿者尽出安土业，简其强者补战士”。[89]料简对象有县邑农民，也有逃亡之民，统治者为补充兵员，往往从这些人中料取精壮充军，它带有较多的强制性。所有这些，都是在征兵制度业已破坏的情况下，所采取的措施。
为什么东汉的征兵制度会逐渐走向破坏？这主要是由于大土地私有制发展，自耕农破产和流民问题严重；加之后来民数失控、乡里组织衰败，又士兵社会地位下降等因素。由于东汉末期存在种种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故征兵制最后也就被募兵制所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