募兵的类型和特性

两汉的募兵有多种类型，招募的形式多样。钱文子在《补汉兵志》中说：“武帝之后有选募，有罪徒。其选募曰勇敢、曰奔命、曰伉健、曰豪吏、曰应募。”这是就大概而言的。实际上，当时除在“编户齐民”中募兵之外，还有从“刑徒”、“家兵”或“军中”的选募。从“编户齐民”及“刑徒”中募兵的事实，前节论及募兵来源时已有涉及，不必重复。至于从“军中”、“家兵”中选募精勇的事，也为常见。如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年，“帝报（岑）彭曰：‘大司马习用步骑、不晓水战，荆门之事，一由征南公为重而已’，彭乃令军中募浮桥、先登者上赏。于是偏将军鲁奇应募而前”。[144]灵帝光和元年，“拜（朱）㒞交趾刺史，令过本郡简募家兵及所调，合五千人”。[145]“简募家兵”即私兵的一种选募。家兵为宗族乡里子弟兵，均由将军简募而来，归其统领，这是私兵的滥觞。从军中、家兵中选募勇士，乃是募中之募，募上加募。这种选募对“应募士”的要求更高，要具有较好的体力、技能才能入选，如所谓“勇敢”、“奔命”、“伉健”等，它通常有异于从普通编户中征调来的兵员。

所有这些从军中、家兵中选募或募弛刑徒为兵的情况，都是以“募”的形式出现。事实上，选募也同于募兵，而且官府“募”与将军自“募”亦没有本质差异。但是，它们和官府从地方编户齐民中的招募却有明显区别。这表现在非唯“应募士”的来源、身份不同，而且彼此的任务、地位也有微别。为使问题集中，这里将着重讨论官府直接从编户齐民中的招募，他类“募兵”，在此一般从略，只兼及其有关的相同之点。

汉代从地方“编户齐民”中的募兵若和同期的征兵相比，在功能上是一致的，即都是封建国家用来补充兵源，强化专制集权统治的工具。但是，汉代招募编户为兵却又存在着它固有的特性。

首先，汉代募兵，没有固定的服役期限。在征兵制下，国家规定适龄编户必须“为正一岁，屯戍一岁”有明确的役期。募兵则不然。募兵役期的长短，往往取决于募兵的使用状况或战争需要。西汉时期，募兵的使用多为临时性质。如《汉书·昭帝纪》载：始元元年，益州二十四邑反，遣吕破胡“募吏民及发犍为、蜀郡奔命击益州”。应劭注曰：“旧时郡国皆有材官、骑士，以赴急难。今夷反，常兵不足以讨之，故权选精勇。”这些临时招募来的士兵，在战争结束之后，通常是随时遣散的，这自然也就不存在长期服役的可能。东汉罢省材官、骑士后，出现了“兵无守备”的情况，为扭转这种形势，东汉政权先后在郡国要地设置长期屯兵，其时兵源有的是临时征调，但多数来自招募。由于内郡驻防和边郡屯戍的需要，募兵也就由临时使用转变为长期使用了。事实上，当时许多“应募士”皆以从军为谋生手段，成为长期在役的职业兵。《汉乐府诗》中有所谓“十五从年征，八十始得归”的描写，正反映了募兵的役期之长。(https://www.daowen.com)

其二，汉代应募为兵者，通常享有一定的“赏赐”或“赐钱”。我们知道，征兵带有无偿性。编户农民服兵役是法律规定的应尽义务，不得向国家索取代价和报酬。但“应募士”却有不同。他们从军，一般皆有劳偿。例如：东汉初期刘秀对李忠说：“今吾兵已成矣，将军可归救老母妻子，宜自募吏民能得家属者，赐钱千万，来从我取……。”[146]明帝永平元年，“募士戍陇右，赐钱人三万”。[147]顺帝建康初年，广陵张婴等聚众起义，汉廷“广开赏募，钱、邑各有差”。[148]为了招募兵员镇压起义，明立赏格，对应募者“赐钱”、“赐赏”，包括政治待遇等，一以功劳之高下为差。这些史实说明，应募为兵并非纯属“义务”。他们除生活费用由官府禀给或就地筹措之外，[149]还可得到一定的“赏赐”。甚至立功之后，还可取得某种政治经济上的权利。[150]这种“赏赐”或“赐钱”，当然与宋代按年、月付钱雇佣募兵不尽相同。但汉代官府对应募士要给一定的劳偿则如上可见。在《后汉书·度尚传》、《应劭传》等材料中，凡言及募兵时，往往提到“明设购赏”或“多其牢赏”。这亦表明汉代的“赏赐”或“赐钱”，非同后世的“雇值”有全国统一的固定标准。大概“应募士”的功效不同，官府“赐钱”的数量不一，但多少当有。据载：桓帝延熹五年，官府募兵镇压长沙、零陵人民起义，当时豫章艾县六百余人前来“应募”。后因“不得赏值，怨恚，遂反”。[151]表明当官府招募兵士，若违背募约不付“赏值”时，是要遭到应募士的反对的。当然，东汉末年，在“牢直不毕，禀赐断绝”[152]的情况下，将帅“放兵掠夺”的事，故为常有。

其三，汉代募兵，一般以地域宗族为单位，不少募士往往来自宗族乡里，并由宗亲、乡耆主领应募。前面讲到，西汉的征兵，通常由官府主管部门负责征发。然募兵却除主要由官府负责经办招募者外；由宗亲、乡耆为首领号召本地“宗族”、“种人”应募的情况亦为不少，此以东汉最为突出。例如：章帝建初元年，“哀牢王类牢与守令忿争，遂杀守令而反叛……肃宗募发越嶲、益州、永昌夷汉九千人讨之。明年春，邪龙县昆明夷卤承等应募，率种人与诸郡兵击类牢于博南，大破斩之”。[153]顺帝建康二年，汉廷博求将帅，“广开赏募……下邳人谢安应募，率其宗亲设伏击（徐）凤，斩之”。[154]灵帝中平元年，黄巾军张角起于魏郡，汉廷讨之，“（朱）表请（孙）坚为佐军司马，乡里少年随在下邳者皆愿从。坚又募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余人，与㒞并力奋击”。[155]此外，东汉末季的泰山冠族鲍信，自何进当政后，以骑都尉名义还泰山募兵。当他率领募兵到洛阳时，何进已死，他又还泰山再次募集了步兵二万，骑兵七百，参加了讨伐董卓的盟军。[156]又王匡也是泰山人，情况和鲍信略同。[157]鲍信、王匡都是冠姓大族，都是乡里宗族的头目，同时亦都曾经在本乡募兵，统领过一方面的武装。这些主领“宗亲”、“种人”应募的冠族、乡耆，若有功劳，其政治经济权利等待遇，比一般的应募士为高，他们可以得到更多的财物，还可以享受“封侯”、“赐邑”的优待。如前面提到的昆明夷卤承，汉廷对他“赐帛万匹，封为破虏邑侯”。[158]主领“宗亲”应募的下邳人谢安，封为“平乡侯，邑三千户”。[159]需要指出的是，汉代募兵过程中的这种家族和地区观念，在魏晋以后的世兵制中仍然很浓，且以新的形式在军队中得到强化，形成了宗族兵、家族兵。因此，当时家兵、部曲的力量比较强大，割据势力往往依靠它们雄据一方。

史实证明，在中国历史上，募兵的性质和方式，各个历史时期不尽相同，有强制的，有非强制的或半强制的。既有公募，也有私募，汉代型的募兵和它同期的征兵制固有不同，而与其后世的募兵相比，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汉代的募兵是一种早期的职业兵，有其过渡性色彩，地域宗族性很浓，封建束缚也较严，受募者的身份不如后世自由，名为招募，实际上仍然带有很大的强制性。这种情况和封建社会初期的发展阶段是相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