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集权与“居重驭轻”的建军方针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在人口稠密并且或多或少地实现了集权制的国家，总有这样一个中心，这个中心一经敌人占领，全国的抵抗就要停止。”[1]这段话，虽然是针对西欧的情况来讲的，但他指出集权制国家的统治中心十分重要这一点，带有它的普遍意义。
一个国家如何拱卫它的统治中心，这是军队建设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也是统治者从来就很重视的问题。中国在奴隶制时期便出现了警卫王室的中央军。当时为了拱卫西周王室，天子直接控制着“西六师”和“殷八师”的兵力。后来，又在不断对外战争的基础上，逐渐确立了“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的制度。[2]这种“内重外轻”的战略，正是周王朝为了便于控制地方，确保王室安全在军制上的反映。
秦汉时期，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建立与发展，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朕”即国家，官吏必须集权于君主，地方必须集权于中央。这种政治上的高度集中与统一，反映在军制上，就是强调“居重驭轻”的建军方针。而所谓“居重驭轻”，是指重京师（王朝的统治中心）轻地方，重中央直接掌握的精锐部队，使之足以驾御和控制分布在各地的军队，确保中央军的可靠性，并将组建中央军摆在全国武装建设的首位。
“兵之所在，权实归之，是以在外则外重，在内则内重……内外轻重，一系于兵。”[3]秦汉统治者对“兵”的重要性，已有明确的认识。他们为了保卫王朝的统治中心，为了更好地驾御和控制全国的政局，总是把中央军的建设放在头等地位。在秦朝，全国刚统一，便“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以防止地方异己势力的反抗。俟后，又“尽征其材士五万人屯卫咸阳，令教射狗马禽兽”。[4]加强对中央军的建设，以捍卫京师咸阳。西汉建国之后，在京师长安设有南、北军。所谓“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于郡国，京师有南北军之屯”。师古注曰“踵者，因也”。[5]京师的南、北军是否也因秦而置？秦朝或许已有南、北军之制，然而难于详考。但汉初有南、北军则是无疑的。吕后时期，“赵王禄为上将军居北军，梁王产为相国居南军”，[6]这便是例证。汉初，由于郎卫的实力较弱，故当时对皇宫和京师的保卫，主要是依靠南、北军。
西汉武帝时期，随着中央集权制的加强，采取了进一步强化中央常备军实力的措施。首先，将“郎中令”改名为“光禄勋”，扩充郎卫人数，并在光禄属下，增设“期门、羽林”（后详），扩大宫廷武装，充实皇帝贴身禁卫的力量。在此同时，汉武帝于元鼎四年在中尉属下，还增设了左右京三辅都尉、都尉丞各一人，分掌三辅。太初元年，将“中尉”改名为“执金吾”。征和二年，又增设京师城门屯兵，设城门校尉，负责长安十二城门的警备。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武帝又在北军原有兵力的基础上，增设“八校尉”。即：“中垒校尉，掌北军垒门，外掌西城；屯骑校尉，掌骑士；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门屯兵；越骑校尉，掌越骑；长水校尉，掌长水宣曲胡骑；又有胡骑校尉，掌池阳胡骑，不常置；射声校尉，掌待诏射声士；虎贲校尉，掌轻车。”[7]这八校尉也就是八个兵团，包括骑兵、步兵、车兵等多个兵种，其中以骑兵为主。这八校尉所领之屯兵，都是“以兵为职”的常备军。它和期门、羽林一样，都是中央直接控制的精锐部队。它们和各郡国的正卒即地方军相比，具有更多的优势。所以，经过汉武帝对宫廷禁军和南、北军的组建、扩充之后，西汉王朝“居重驭轻”的建军方针进一步得到贯彻，以中央军为主体的武装力量，更得到了确立。(https://www.daowen.com)
东汉刘秀政权，在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过程中，对与之相适应的军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并且这时的军制改革仍然坚持了“居重驭轻”的方针。其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强杆弱枝、精简和裁减地方军。例如：省诸郡都尉，取消郡县的专职武官；[8]除都试之役；[9]罢材官、骑士等，令民复还民伍。还有就是“罢边郡亭候吏卒”[10]等等。至于中央军，虽然也作了一些调整和改革，如对将吏在权力分配上的更动和兵员数量的某些压缩等，但这若和当时的地方军、边防军相比，中央军的实力仍然很强。还值得注意的是，自“罢材官、骑士”之后所设置的黎阳营、雍营、长安营以及各关隘要地的屯兵等，这时也通常划归了中央直接指挥，成为中央军的重要构成。所以，东汉时期，凡遇较大的战争，更加有利于中央军的出击。中央军的主体地位在西汉的基础上发展得更为突出。
史实证明，在秦汉时期，对皇室和京师的安全，离不开中央军的保卫，中央王朝加强对各级地方的控制，也离不开中央军的保卫。但是，中央军的强大有时对皇室和中央王朝的威胁也最大，尤其是其中的南、北军比较难于控制。因此，如何加强对南、北军的控制，往往也就成为当时军队建设中的另一重要内容。对此，当时采取的组织措施大致有三：一是使郎卫（光禄勋）、卫尉和中尉（执金吾）三大系统的中央军，互不统属，互相牵制；二是特设卫将军统领南、北军。蔡质《汉仪》曰：“汉兴，置卫将军，典京师兵卫，四夷屯警。”文帝时期“拜宋昌为卫将军领南北军”，[11]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三是设置监军用以控制北军。监军的起源很早，然监军之制的确立是在两汉时期。当时中央王朝不仅对征战部队派遣监军，就是对北军也常设监军对其进行控制。如西汉设有“护北军使者”或“监御史”掌监北军。[12]东汉设“北军中侯”掌监五营之事。汉代监军使者的身份有太中大夫、侍御史、谒者、侍史中丞、中郎将、将军等，他们通常都是皇帝的亲信、近臣，直接由皇帝派遣监督部队的，只向皇帝一人负责，权力很大。由此可见，秦汉政权在军队建设中，不仅着眼于扩大中央军的实力，还着眼于增强中央军的可靠性和保险系数，真是煞费苦心了。
秦汉时期，在军制上实行“居重驭轻”，[13]组建以中央军为主体的武装体制，不仅在当时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后世也有深远的影响。自秦汉以后，历代中央军的组建形式和内容虽有不同，但统治者都着眼于中央军的建设这一点没有改变。曹魏以后的中军，唐朝的南北衙兵，宋朝禁兵中的上军，元朝的怯薛和诸卫，明朝的禁军和京营等，都是例证。实行以中央军为主体的武装力量体制，这和当时政治上的中央集权统治是相一致的。它既有利于统治集团掌握国家的主要武装力量，维护“长治久安”，也可收到稳定政局、安宁边境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