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谪
“谪”又作“讁”。《说文》曰：“谪，罚也。”所谓“谪戍”之制，是指国家将那些有特殊身份的人如犯罪吏、赘婿、商人等，用强行手段遣其戍边的制度。
谪戍起于何时？史家看法不一。有的认为它渊源于周代的“谪作”。[190]有的则认为它始于商鞅变法，当时的“迁”即“谪戍”。[191]但考诸现有材料，“谪戍”之举，似当初型于战国后期，而定制于秦朝。其史实根据如下：
《秦律十八种》：
百姓有母及同牲（生）为隶妾，非谪罪殹（也）而欲为冗边五岁，毋赏（偿）兴日，以免一人为庶人，许之。
《史记·秦始皇本纪》：
（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谪遣戍。
《汉书·晁错传》：
秦时北攻胡貉，筑塞河上，南攻杨粤，置戍卒焉……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秦民见行，如往弃市，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
上述记载，皆言及“谪”或“谪戍”问题。《秦律十八种》的成文年代，大约是在商鞅变法之后至秦始皇三十年以前的一段时间内。律文规定：“非谪罪也而欲冗边五岁”。将“谪罪”和“冗边”相联，这表明当时定为谪罪之人，一般是要遣往戍边的。《秦始皇本纪》及《晁错传》，则是反映秦始皇三十三年前后的情况，其中明确谈到了“谪戍”的时间和起因问题。因此，将“谪戍”之制结论为初型于商鞅变法之后，定制于秦朝似是可以成立的。
秦行谪戍的原因，大概主要是为了开辟兵源，扩充戍边力量。陈傅良说：“自战国时，秦与山东戍卒，仅存五百万，至是杀伤益众，而北筑长城四十万，南戍五镇五十万，骊山、阿房之役，又七十万，兵用不足，而后发谪。”[192]秦在统一战争中，兵员伤亡量很大；特别是秦统一六国后，又马不停蹄地北击匈奴、南攻杨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和各种役事所消耗的人力很多。[193]因此，统治者除“征兵”之外，再行“谪戍”，以广辟兵源是很自然的。同时，将犯罪吏、商贾等谪发戍边，这既配合了当时“重农抑商”政策的贯彻执行，起到了惩罚有罪吏、商贾势力的作用，又有助于减轻人民赋役负担，节省国家财政开支。晁错说：“……秦民见行，如往弃市，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194]这多少悟出了这个意思。
谪戍之制自秦创始之后，在一段时间内曾得到了雷厉风行的推行。例如：
秦始皇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徙谪实之”。[195]
秦始皇三十四年，“谪治狱吏不直及覆狱故失者，筑长城及南越地”。[196]
秦始皇三十五年，“益发谪徙边”。
秦始皇三十七年，“徙天下有罪谪吏民，置海南故大越处，以备东海外越”。[197](https://www.daowen.com)
秦始皇？ 年，“发会稽谪戍卒，治通陵高以南陵道、县相属”。
秦二世元年，“发闾左谪戍渔阳”。[198]
汉武帝元狩二年，“发谪吏穿昆明池”。[199]
汉武帝太初元年八月，“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发天下谪民西征大宛”。[200]。
汉武帝天汉元年秋，“发谪戍屯五原”。[201]
汉武帝天汉四年正月，“发天下七科谪及勇敢士……”。[202]
从以上发谪的日程表看，谪戍之制，似乎主要实行于秦皇、汉武时期。自昭、宣之后，文献中就很少甚至再未出现“谪戍”的字样了。当时被谪者发配到了边境之后，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征战、守边和从事各种军事性质的劳役。在汉简中有不少关于“谪卒”、“谪
卒”的记载。例如：“□
缺敬代谪卒郭□今遣诸署录□□。”[203]“食执谪
卒骆充五月食。”[204]这说明在当时的西北边防军中，谪卒已有相当的数量，并承担着戍守任务。
谪戍的对象，秦和西汉时期大同小异。秦代的谪戍对象有逋亡人、犯罪吏、赘婿、商贾及闾左等。如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以谪戍之。”《晁错传》：“谪戍，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汉代武帝时的谪戍对象是七种人。如据《汉书·武帝纪》注引张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即所谓“七科谪”。这里的“亡命”，如同秦的“逋、亡人”。汉代未谪“闾左”，但在七科谪之外增加了“恶少年”，其他对象前后一致。则为谪戍对象的七种人中，大致上是有罪吏、亡命、赘婿、商贾这四类，现在对他们分别作些考察。
（1）有罪吏。秦始皇时“谪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205]这里的“不直”，是指执法中的徇私行为。秦简《法律问答》说：“论狱（何谓）不直？”“罪当重而端轻之，当轻而端重之，是谓不直。”秦律对各级吏员的职责规定得很详密，官吏动辄得咎。秦尚法治，“用法益深”，故时有官吏犯罪而被谪。汉代也然。如武帝时，“发谪吏穿昆明池”。师古注曰：“吏有罪，罚而役之也。”[206]
（2）亡命。秦谪“诸尝逋、亡人”，汉谪“亡命”，均属此类。“逋，欠也，凡欠负官物亡匿不还皆谓之逋。”[207]“亡”即逃亡，是脱离国家户籍者。由于赋役苛烦，当时因拖欠赋役或其他原因而逃亡的情况很多。《秦律》中提到的逃亡者，出于各种各样原因。如《法律问答》所说：“罢隆守官府亡”、“从事官府”者“亡去”及“行到徭所乃亡”，“鬼新亡”、“城旦舂去亡”，又《工律》：从事“邦中之徭”者“亡”。此外，还有“盗亡”“囚亡”[208]等等。这些“亡命”绝大部分是贫苦农民。秦始皇“发诸尝逋亡人，……以谪遣戍”，表明当时国家专政的矛头已经对向了广大劳动人民。汉代脱籍、逃亡者也多。为了抵制封建的赋役剥削，农民经常采取“隐匿”或逃亡的斗争方式。尽管统治者作了种种规定，禁止农民逃避赋役，但脱籍逃亡的斗争并未制止。《盐铁论·未通篇》说：“大抵逋流皆在大家，吏正畏惮，不敢笃责；刻急细民，细民不堪，流亡远去。中家为之色出，后亡者为先亡者服事，录名数创于恶吏，故相仿效，去尤甚而就少愈者多。”由于赋役剥削及战乱灾荒，致使农民大量逃亡。这对封建国家来说是个严重的威胁。因此，汉武帝元封元年，下令“赦京师亡命令从军”。到天汉四年，又正式将“亡命”列为“七科谪”的对象之一。[209]
（3）赘婿。《汉书·贾谊传》说：“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师古注曰：“赘，质也，家贫无有聘财，以身为质也。”这里的“赘”，即指赘婿。又《汉书·严助传》云：“岁比不登，民待卖爵、赘子，以接衣食。”注引如淳曰：“淮南俗卖子与人作奴，名曰赘子，三年不能赎，遂为奴婢。”可见所谓赘婿、赘子，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准奴隶，社会地位很低。云梦秦简中记录了两条魏国的法律，即《魏户律》和《魏奔命律》，按照这些律令的规定，赘婿不得单独立户和授予田宅，三世之后才准许担任公职，而且在户籍上还要注明“赘婿”字样，并移传给子孙。赘婿虽然没有人身权利，但要奉命从军，在役期间也不能享受平等待遇。这说明赘婿是受法律歧视的一个社会阶层。汉代的赘婿，遭到禁锢，“不得为吏”。[210]秦皇、汉武将他们列为谪戍对象，仍然有出于限制和打击赘婿的意图，也是封建国家和豪强地主争夺劳动力的一个折射反映。
（4）商贾。商、周之时，无“抑商”之事。把农、工、商、贾区分为轻重，进而提出“重农抑商”政策是从战国中后期开始的。商鞅认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使民“归农”，则“国家富，而民力可专也。”[211]而要“重农”，就必须“抑商”，若不抑商，就无法使人民归心于农。故商鞅变法时规定：“大小缪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212]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歧视和打击商人。汉代进一步推行抑商政策，当时面对富商大贾猖獗，屯积居奇，乘时射利，滞财役贫，而不佐国家之急。故国家政权，一方面在经济上抑制、打击商人，杜塞商人牟利的道路，如加重商人赋税负担，实行盐铁、酒类专卖、算缗告缗等。另一方面，则在政治上歧视、贬低商贾的社会地位。不仅禁止商人衣丝乘车佩带武器，不准商人入仕当官，而且把商人与罪犯同等看待，将他们“谪发”充军。“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当时不法商人被谪者可能为数不少。武帝时期将商人和有罪吏等一并“谪发”，其目的就是要使人们把经商视为一种可耻的下贱职业，并剥夺商人在当地的政治、经济权利。
从上述史实表明：秦汉时期谪戍的对象，除有罪吏之外，亡命、赘婿等基本上是劳动者。而谪发商贾是“重农抑商”政策的产物。他们被谪发到边境后，要承担着繁重的戍守和征战任务。但由于被谪者特殊的身份和地位，他们所受到的待遇却不同如一般征发去的戍卒。“谪卒”不仅役期很长，“无有还期”；而且即使立有战功也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奖赏。所谓“奋行者官过其苦，以谪过行者皆绌其劳”[213]也反映了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