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夷兵的使用
这里说的所谓“夷兵”，是沿用旧名，实即少数民族士兵。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的国家。使用少数民族当兵的情况，早在先秦时期即已有之。
汉代统治者中，首先使用夷兵者是汉高祖刘邦。他在楚汉战争时，曾用过北方的“楼烦兵”、“北貉”兵，东南的“百越”兵，以及西南的“蛮夷”兵。对这些少数民族士兵的使用和当时战争有直接关系。其时，刘邦动用北方胡貉枭骑和南方百越劲卒，当是汉代使用夷兵的先声。俟后，为反击匈奴的干扰，文帝时晁错曾提出过采用降胡、义渠、蛮夷之属参战的对策。但这只是理论上的酝酿和准备阶段，西汉前期尚未付诸更多的实践。
自武帝之后到西汉末年，汉王朝使用夷兵的情况有了发展。当时既使用了匈奴兵、西域兵、南越兵，也动用过西南夷兵和羌胡兵等，在许多重要战争中，都有过夷兵参战甚至是单独作战的情况。这个阶段，和汉初晁错的建议精神已有明显的改变。经常组织夷兵参战，对汉朝兵员结构的改变有重大影响。
东汉时期，汉廷征用夷兵的情况比前更多，见于文献记载者，不下八十余次。夷兵在当时的边防兵中占有重要地位。如窦宪在北征匈奴的战争中，夷兵在其军队中占极大比例。[243]当时每遇重大战事，东汉统治者一般都在“夷人”头上打主意。中平年间，羌胡侵犯三辅，在情况危急、研究对策时，皇甫嵩主张征用乌桓兵，邹靖主张募用鲜卑兵，而应劭则主张“募陇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简其精勇”开往战场。三人的主张虽然不同，但都认为要使用“夷兵”则是一致的。由此可见，夷兵在东汉时期已成为国家的重要兵源之一。
两汉王朝使用夷兵主要是对付边犯、参与重大战役。当时无论对南越、匈奴、西域作战，还是对西羌的战争，除汉族兵外，通常都使用过“夷兵”。这方面有大量史实可以得到说明。例如：
对南越作战：征用了南越兵和西南夷兵。如武帝元鼎年间进兵南越，分兵四路，这四路军中，戈船将军、下濑将军是故归义粤侯，他们所统之兵，当以越人为主。而楼船将军杨波的部下也有不少越人。《汉书·南粤传》说：“以粤数万人待伏波将军”即可为证。为出击南越，当时还使驰义侯调动巴蜀罪人和夜郎兵参战。这是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士兵被用的一例。东汉马援征南越也有类似情况。
对匈奴作战：一般征用东北地区的夷兵。如武帝时将乌桓族迁入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北五郡塞外，使之为汉王朝侦查匈奴动静。王莽初期，“发句丽以伐匈奴”，[244]同时，为伐匈奴，又使东域将严尤领乌桓、丁零兵屯驻代郡。[245]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永元元年，击北匈奴时，除用南匈奴兵外，还用了羌胡兵、乌桓兵和鲜卑兵。[246]
对西域作战：当时使用过匈奴兵和西域本族的士兵。西汉武帝时，曾命赵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人击师姑”。[247]李广利“发属国六千骑”击大宛。[248]宣帝地节元年，用西域兵进攻龟兹。[249]地节二年，郑吉进攻车师，征用了城郭诸国兵与汉的屯田兵，最后取得胜利。[250]王莽时期，于天凤二年，五威将王骏等进击焉耆之役，也征用了西域兵。东汉殇帝延平元年，西域反叛，梁懂使用河西一带的羌、胡兵前往进击。
对西羌和西南夷的战争：也用过羌、胡夷兵参战。如西汉昭帝元凤四年，度辽将军范明友击益州，曾使用羌人为兵出征。[251]宣帝神爵年间，赵充国征伐先零羌时，使用了婼羌兵和月氏兵参战。[252]元帝时期平羌，使用呼速累嗕种[253]，也是羌胡兵。东汉明帝初，“西羌寇陇右，覆军杀将，朝廷患之”，于是使用“乌桓、黎阳营、三辅募士、凉州诸羌胡兵及弛刑，合四万人击之”。
在东汉一代，由于内郡征兵制度逐渐走向衰落，故在边郡大量征用夷兵。当时不仅利用夷兵“以夷制夷”，就是对内战争，包括镇压农民起义以及各封建主之间的战争，也经常使用夷兵。夷兵的作用范围比较广，其任务主要是参与重大战役。
两汉政权广征“三边殊俗之兵”，在当时有它的积极意义，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首先，广用夷兵，改变了兵员结构，弥补了汉军的某些缺限。西汉自高祖刘邦“平城之围”之后，对北境的匈奴一度采取了守势政策，主要是内郡的步兵、车战抵御不了匈奴的骑兵。武帝即位之后，由于大力组织骑兵集团，又注意征用降胡为兵，组织属国兵，发挥骑射的作用，结果取得了反击匈奴的胜利。东汉对匈奴及西羌的战争，由于大量利用夷兵，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因为夷兵懂得戎俗，精勇善战。所谓“边兵多勇，其锋难当”，它通常比内郡征得来的士兵战斗力要强。其二，对付边犯就地征用夷兵，有助于节省国家的财政开支。征用夷兵作战，免得远地调发，不仅士卒懂得当地风俗习惯，熟悉地理环境，也可减少粮饷转运的困难。第三，广泛使用夷兵，既可减轻内郡人民的兵役负担，也可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后汉书·宋均传》说：光武以来，“中国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劳……夷胡相攻，无损汉兵者也”。又《后汉书·南匈奴传》说：章帝死后，窦太后临朝，耿秉上言：“今幸遭天授，北虏（匈奴）分争，以夷伐夷，国家之利。”这都反映了统治者“以夷制夷”的真实意图。广泛使用夷兵，不仅充实了汉王朝的兵源，而且对革新汉军战略、战术有重要借鉴意义，对中原军制产生了重大影响。
[1]《史记·秦始皇本纪》。
[2]《史记·英布列传》。
[3]《汉书·彭越传》。
[4]《汉书·高帝纪》。
[5]《汉书·昭帝记》。
[6]《汉书·冯奉世传》。
[7]劳干：《居延汉简考释》224，18，137，13，290，12。
[8]《后汉书·马援传》。
[9]《后汉书·窦固传》。
[10]《后汉书·西羌传》。
[11]《后汉书·度尚传》。
[12]《韩非子·初见秦》。
[13]《汉书·吴王濞传》。
[14]昭帝始元六年才定二十三始傅，在此之前为二十始傅。后详。
[15]《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16]《战国策·楚策》。
[17]《周礼·地官·乡大夫》。
[18]孙诒让：《周礼正义》。
[19]《后汉书·班超传》。
[20]《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1976年版。
[21]参见拙文：《秦代租赋徭役制度初探》，《秦汉史论丛》第一辑，1981年版。但拙着《秦汉赋役制度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余曾说“秦为十七岁始傅”，乃从众说也。
[22]《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23]《史记·项羽本纪》。
[24]《汉书·高帝纪》。
[25]王先谦补注说：“沈钦韩曰：‘本年十五以上要算钱，今宽之，至二十岁始傅著于服籍也。’先谦曰：‘《史》索隐引荀悦云：傅，正卒也。’”。
[26]《汉书·高帝纪》二年引注如淳曰。
[27]《武威新出王杖诏令册》见《汉简研究文集》第35页。
[28]见《六韬》及《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七年条注引《汉官仪》。
[29]分见《居延汉简甲乙编》171.18，51.5，284.12，53.15。
[30]有人考证，疑“以”为衍字。
[31]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页。
[32]参见孙诒让：《周礼正义》卷20，21。《周礼·地官·小司徒》郑玄、贾公彦注疏。
[33]《补汉兵志》。
[34]详见拙文：《秦汉兵徭服役期限问题商兑》，《江西师大学报》1987年第2期。
[35]边郡人民则往往正卒、戍卒合一。兵役主要分“骑士”和“戍卒”两种，因战争需要，边民多在边郡本地服役，它们与内郡略有不同。
[36]《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37]《汉书·晁错传》。
[38]《盐铁论·执务篇》。
[39]《汉书·沟洫志》如淳注。
[40]《汉书·王莽传》。
[41]钱文子：《补汉兵志》。
[42]《补汉兵志》序。
[43]《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食货典》第112卷赋役部《大学衍义补二》。
[44]《文献通考·目录》，又《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食货典》第142卷赋役部《赋役总论》。
[45]《睡虎地奏墓竹简》，文物出版社，第131页。
[46]《居延新简》74EPT65：145。
[47]《居延汉简甲乙编》37.38。
[48]《史记·周本纪》。
[49]《商君书·去强篇》。
[50]《史记·肖相国世家》。
[51]《汉书·张苍传》。
[52]《后汉书·皇后纪》、《安帝纪》注、《续汉书·百官志》。
[53]《周礼》贾公彦疏。
[54]见《居延汉简甲乙编》29.2，29.1，254.11，27.4，317.2，24.1，24.2，37.35。
[55]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1页。
[56]《汉书·地理志》。
[57]《史记·商君列传》。
[58]《史记·地理志》师古注引张晏曰：“周制三年一易，以同美恶，商鞅始列田地，开立阡陌，令民各有常制。”又朱熹在《阡陌辨》中说：“使民有田即为永业，而不复归授，以绝烦扰欺隐之奸，使地皆为田。”这些对辕田制的解释，当是。《史记·蔡泽列传》：“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之业而一其俗，劝民耕农利土。”
[59]《汉书·食货志》注引师古曰：“名田，占田也，各为立限，不许富者过制，贫弱之家可足也。”
[60]《汉书·高帝纪》。
[61]《史记·商君列传》。
[62]《商君书·画策篇》。
[63]《商君书·赏刑篇》。
[64]《商君书·境内篇》。
[65]《史记·商君列传》。
[66]《汉书·高帝纪》。
[67]《史记·张丞相列传》。
[68]《后汉书·顺帝纪》。
[69]《后汉书·陆康传》。
[70]《三国志·魏志·崔琰传》。
[71]《后汉书·邓禹传》。
[72]《后汉书·杜诗传》。
[73]《历代兵制》。
[74]《续汉书·五行志》。
[75]《后汉书·安帝纪》。
[76]《后汉书·质帝纪》。
[77]《后汉书·桓帝纪》。
[78]《后汉书·臧洪传》。
[79]《续汉书·百官志》注引应劭《汉官》。
[80]《后汉书·窦固传》。
[81]《后汉书·窦宪传》。
[82]《后汉书·梁慬传》。
[83]《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
[84]《续汉书·百官志》注引应劭《汉官》。
[85]《后汉书·郑太传》。
[86]《续汉书·百官志》注引应劭《汉官》。
[87]《三国志·魏志·董卓传》。
[88]《三国志·吴志·贺齐传》。
[89]《三国志·魏志·吕虔传》。
[90]王引之说：“古人言施舍者，有二义：一为免除徭役。《地官·小司徒》‘凡征役之施舍’，郑注曰：‘施，读为弛。’《乡师》‘辨其可任者与其施舍者’。注曰：‘施舍者，谓应复免，不给徭役也’是也。一为布德惠。盖古声舍、予相近，施舍之言赐予也。”（《经义述闻》卷十八）
[91]《周礼正义》卷二十一。
[92]《汉书·昭帝纪》注引如淳曰。
[93]《汉书·文帝纪》。
[94]《汉书·高帝纪》。
[95]《汉书·宣帝纪》。
[96]《续汉书·百官志》刘劭注补引。
[97]《汉书·高帝纪》及注。
[98]《汉书·食货志》。
[99]《汉书·食货志》。
[100]《汉书·元帝纪》。
[101]《汉书·高帝纪》。
[102]《后汉书·光武帝本纪》。
[103]《汉书·高帝纪》。
[104]《汉书·武帝纪》。
[105]《汉书·宣帝纪》。
[106]据载：除“募兵”外，其他场合亦常常采用“募”字。如《汉书·景帝纪》：“景帝五年，募民徙阳陵。”《汉书·食货者》：“募民能入奴婢者，得以复终身。”《汉书·武帝纪》：“募死罪（人）［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二十八年，诏死罪系囚皆一切募下蚕室，其子女宫。”
[107]《吴子·图国第一》。
[108]《太平御览》卷771楫条引《吴越春秋》。
[109]《风俗通》。
[110]《晋书·李牧载记》。
[111]《汉书·苏武传》。
[112]《汉书·冯奉世传》。
[113]《后汉书·王霸传》。
[114]《后汉书·窦固传》。
[115]《后汉书·度尚传》。
[116]《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117]《居延汉简甲乙编》137.3，224.18，290.12。
[118]《后汉书·马援传》。
[119]《后汉书·马武传》。
[120]《后汉书·质帝纪》。
[121]《后汉书·度尚传》。
[122]《三国志·吴书·孙坚传》。
[123]《后汉书·皇甫嵩传》、《三国志·吴书·孙坚传》。
[124]《荀子·议兵》。
[125]《汉书·翟方进传》。
[126]《后汉书·光武帝纪》。
[127]《后汉书·耿弇传》。
[128]《后汉书·段颖传》。
[129]《后汉书·虞诩传》。
[130]《后汉书·刘陶传》。
[131]《汉书·翟方进传》。
[132]《汉书·王莽传》。
[133]《后汉书·庞参传》。(https://www.daowen.com)
[134]《三国志·吴书·马超传》。
[135]《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文物出版社，第99页。
[136]《后汉书·虞诩传》。
[137]《后汉书·滕抚传》。
[138]《汉书·王莽传》。
[139]《后汉书·吴广传》。
[140]《后汉书·明帝纪》。
[141]《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
[142]《后汉书·应奉传附应劭传》。
[143]《后汉书·南匈奴传》。
[144]《后汉书·岑彭传》。
[145]《后汉书·朱㒞传》。
[146]《后汉书·李忠传》。
[147]《后汉书·明帝纪》。
[148]《后汉书·滕抚传》。
[149]《后汉书·董卓传》。
[150]如《汉书·常惠传》：“常惠，少时家贫，自奋应募，随移中监苏武使匈奴，并见拘留十余年，昭帝时还，汉嘉其勤劳，拜为光禄大夫。”
[151]《后汉书·度尚传》。
[152]《后汉书·董卓传》。
[153]《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
[154]《后汉书·腾抚传》。
[155]《三国志·吴书·孙坚传》。
[156]《三国志·鲍勋传》注引《魏书》。
[157]《三国志·武帝纪》注《英雄记》。
[158]《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
[159]《后汉书·腾抚传》。
[160]《汉书·窦田灌韩传》。
[161]《汉书·匈奴传》。
[162]《汉书·晁错传》。
[163]《文献通考·兵考》。
[164]《汉书·文帝纪》。
[165]在大土地占有的情况下，当然也可以实行征兵制。因为门阀、豪强可以让奴客服役。后来有此。这里说自耕农多更有利于征兵，是就当时的一般规律而言。
[166]《后汉书·酷吏·李章传》。
[167]《后汉书·樊崇传》。
[168]《水经·比水注》。
[169]《后汉书·第五伦传》。
[170]《后汉书·冯鲂传》。
[171]《义门读书记·后汉书纪卷一》。
[172]《汉书·石奋传》。
[173]《汉书·谷永传》。
[174]《后汉书·虞诩传》。
[175]《后汉书·桓帝纪》。
[176]《汉书·食货志》。
[177]《汉书·成帝纪》。
[178]《后汉书·仲长统传》。
[179]《三国志·魏书·卫觊传》、《三国志·蜀书·刘璋传》注引《英雄记》。
[180]参见经君健：《试论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联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
[181]《后汉书·西羌传》。
[182]《三国志·魏书·袁绍传》注引《九州春秋》。
[183]《后汉书·西羌传》。
[184]《三国志·魏书·袁绍传》注引《九州春秋》。
[185]《后汉书·朱㒞传》。
[186]《三国志·魏书·张辽传》。
[187]《三国志·魏书·杨复传》。
[188]《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英雄记》、同书《赵云传》注引《云别传》。
[189]《三国志·吴书·孙坚传》。
[190]见《吕思勉读史札记》（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63页。
[191]高敏：《云梦秦简初探》（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页。
[192]《历代兵制》。
[193]西晋皇甫谧说：“然者苏、张之说，计秦及山东六国，戍卒尚存五百余万，推民口数，当尚千余万。及秦兼并诸侯，置三十六郡，其所杀伤，三分居二……。”（《续汉书·郡国志》）又马端临说：“秦并天下……北筑长城四十余万，南戍五岭五十余万，骊山、阿房之役各七十余万。兵用不足，而后发谪。”（《文献通考·兵考》）
[194]《汉书·晁错传》。
[195]《史记·秦始皇本纪》。
[196]《史记·秦始皇本纪》、《六国年表》。
[197]袁康《越绝书》卷8、卷2。
[198]《史记·陈涉世家》。
[199]《汉书·武帝纪》。
[200]《汉书·武帝纪》《李广利传》。
[201]《汉书·五行志》、《武帝纪》。
[202]《汉书·武帝纪》。
[203]《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释文》476。
[204]《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61页。
[205]《史记·秦始皇本纪》。
[206]《汉书·武帝纪》。
[207]引《洪武正韵》。
[208]《法律问答》，见《睡虎地秦墓竹简》。
[209]《汉书·武帝纪》。
[210]《汉书·贡禹传》。
[211]《商君书·农战》。
[212]《史记·商君列传》。
[213]《史记·大宛列传》。
[214]《汉书·宣帝纪》、《元帝纪》、《成帝纪》、《哀帝纪》、《平帝纪》。
[215]《汉书·宣帝纪》。
[216]《居延汉简甲乙编》227.8。
[217]《后汉书·光武帝纪》。
[218]《后汉书·明帝纪》。
[219]《后汉书·章帝纪》。
[220]《后汉书·和帝纪》。
[221]《后汉书·安帝纪》。
[222]《后汉书·顺帝纪》。
[223]《后汉书·冲帝纪》。
[224]《后汉书·桓帝纪》。
[225]《汉书·昭帝纪》。
[226]《后汉书·光武帝纪》。
[227]《后汉书·王霸传》。
[228]《后汉书·光武帝纪》。
[229]《后汉书·和帝纪》。
[230]见《汉印文字征》。另《十钟山房印举》、《金石索》也有这方面的记载。
[231]《汉书·超充国传》。
[232]分见《居延汉简甲乙编》262.19、268.3、288.27、308.19、308.5、337.8。
[233]《续汉书·郡国志五》刘昭补注。
[234]《后汉书·光武帝纪》。
[235]《后汉书·西域传》。
[236]以上并见《后汉书》各本纪。
[237]《文献通考·兵考》。
[238]《后汉书·灵帝纪》。
[239]《后汉书·吴广传》。
[240]《后汉书·南匈奴传》。
[241]《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
[242]《后汉书·马武传》。
[243]《后汉书·窦宪传》《艺文类聚》 69。
[244]《后汉书·高句丽传》。
[245]《后汉书·乌桓传》。
[246]《后汉书·窦固传》、《窦宪传》。
[247]《汉书·西域传》。
[248]《史记·大宛列传》。
[249]《汉书·西域传》乌孙国条。
[250]《汉书·郑吉传》。
[251]《汉书·昭帝纪》。
[252]《汉书·赵充国传》。
[253]《汉书·冯奉世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