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军制的发展及其与社会经济之关系

军制与社会经济的关系密不可分。在长达四百多年的秦汉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其军制也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体现出了它的不同发展阶段性。

公元前221年统一后的秦王朝，在政治、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巩固统一的措施。包括“令黔首自实田”；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强调尊君，提高皇权；废分封，行郡县；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和政权组织等。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基础上，这时的军制，沿续与发展了商鞅变法以来的制度。例如：集中军权，严格控制军队；从中央到地方郡县设有专门武官“尉”，文、武明显分职；实行凭“玺印”、“虎符”任将发兵制度；更加重视军队训练；严格军纪、军法；兵役制度也沿袭战国时的郡县征兵制。从《睡虎地秦墓竹简》可以看出：当时有关兵员的征发，始傅年龄，士卒训练，军事法纪，军功计算，爵位予夺和作战指挥等方面，秦代都有明确规定。然而由于滥用兵力，“戍徭无已”，用刑苛严。结果，“秦民见行，如往弃市”，“陈胜行戍，至于大泽，为天下先倡”。[3]

西汉建国之初，由于战争的创伤，满目疮痍，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汉初统治者为了恢复封建统治秩序，经济上“复古爵田宅”，“劝课农桑”，“减轻租赋”；政治上，将地方行政改用郡、国并行之制，并与匈奴实行“和亲”等。这时反映在军制上，虽然“汉承秦制”，或者说大体上和秦代相似，但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例如：大尉成为军队的最高军事行政长官；实行“军士复员”；[4]“令戍卒岁更”；[5]进一步确立与健全部曲编制；始傅年龄到汉景帝时改为二十岁。这些军制变化和生产关系的调整，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在汉初的几十年间，小农经济恢复生机，社会相对稳定，兵源充足，国有余饶。

汉武帝即位后，面对当时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民族矛盾，他抛弃了“与民休息”政策，利用汉初几十年积蓄起来的力量，北击匈奴，南征百粤，东事玄菟，万里出兵大宛，兴师动众，进行了近五十年的战争。在这个过程中，为适应当时战事的需要，汉武帝在军制上进行了许多重大改革。主要表现在：〈1〉中央的军事统御机构，进一步加强。将“太尉”改为“大司马”，又设“中朝”、“外朝”，削弱丞相权力。〈2〉加强中央直辖军。在光禄勋属下，增设“期门”、“羽林”；[6]在北军增设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等“八校尉”。〈3〉除继续实行征兵制外，大量使用刑徒兵、谪兵和兴用募兵；与此同时，在军队建置上，大规模地组建骑兵集团。〈4〉始行军屯，注重边兵建设。文帝时为巩固北部边境，采用“移民实边”政策。武帝开始，因对匈奴战争的扩大，正式实行“军屯”，调发士卒担任屯戍；并且除了加强对边郡兵、属国兵的统制外，还采用了多种边境防务设施。〈5〉在加强马政建设的同时，广开军费来源。如所谓“算轺车”、“算缗钱”、“加口钱”、“赀六畜”以及“盐铁官营”、“入粟补吏”、“卖武功爵”等，以供战时财政之需。汉武帝这些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在历史上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尽管其中某些方面后来有所损益，但多数制度为西汉后期所沿用。

王莽建立新朝后，为挽救当时的社会危机，缓和阶级矛盾，“托古改制”，在政治经济方面，一反汉旧。如实行“王田、私属”制；改革币制，改革官制等。与此同时，王莽在军制上也有不少动作或改制：（1）设五威将帅持节分镇天下，而命十二将帅偏裨以下百八十人专主北伐。（2）更改军职名称。改“卫尉曰大尉，执金吾曰武奋，中尉曰军正”。[7]（3）滥置武官。命令三公九卿都挂上将的称号，分别镇守历代各名都；命中郎将、绣衣执法各五十五人，分别镇守沿边各个大郡。在十二名五武将的军队中设置司命军正和监军，以督军纪。后来为镇压农民起义，又置前、后、左、右、中大司马五人，置大将军、偏将军、裨将军、校尉、司马、候、当百、士吏等各级军吏计数十万人。军职之滥，前所未有。王莽的军制改革，虽然时间短暂，但弊端殊多。不仅纷更其制，随意置官，统属关系不明，不便指挥，导致军队战斗力削弱；而且广置将领军吏，扩充武力，激化社会矛盾，加速了新莽王朝的灭亡。(https://www.daowen.com)

东汉建国之后，由于经过长期的战乱和随之而来的疾疫饥荒，人口锐减，大地萧条，经济残破。刘秀政权出自地主阶级“长治久安”的政治需要，“拨乱反正”，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生产、安定统治秩序的措施。诸如：“释放奴婢”，“减轻田租”、“假民公田”，实行“度田”，裁并郡县，省减吏员，精兵简政等。在此同时，军制方而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当时，不论中央军制还是地方军制，皆与西汉、新莽时期大异其趣。其主要之点：〈1〉中央军系统，除仍有光禄勋和卫尉所统辖的部属外，并胡骑、虎贲二校为五营，“以北军中侯监之”。同时，驻屯地方的黎阳营、雍营、长安营和关隘兵也归中央直接指挥。中平五年（公元88年）又设置“西园八校尉”。〈2〉在地方军系统，“罢诸郡都尉，并职太守”；“废除都试之役”；“罢轻车、材官、骑士、楼船士及其假吏，令还复民伍”，于郡国要地设置长期屯兵。〈3〉“罢边郡亭候吏卒”。在边防地区，利用刑徒或夷兵从事防守，以代替从前的戍卒。〈4〉兵役制度，由征兵发展为大量招募。东汉时期实行的这些军事改革，一度收到了应有的效果，某些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省兵减政”，也保证了军权的高度集中。但由于地方军削弱，又罢除都试之役，“外兵不练，内兵不精”，[8]所以到东汉后期，军队战斗力很差，“每战常负，王旅不振”。[9]

从以上有关军制的发展演变过程清楚表明：秦汉时期的军制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于受到当时政治、经济诸因素的制约，它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

军制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恩格斯曾经说过：“没有什么东西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前提。装备、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10]又说：“军队的全部组织和作战方式以及有关的胜负，取决于物质即经济的条件。”[11]经济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军制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人们在社会中结成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决定着军制的形式和内容。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军事制度也必然或迟或早地随之变革。例如：作为生产关系核心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就与兵役制度密切相关。西汉文、景时期，由于农夫“著地”，自耕农较多，所以兵源充足，征兵制度也就得以推行；而在西汉后期，特别是东汉一代，随着大土地私有制发展，农民纷纷丧失生产资料而破产，结果征兵制松弛，而逐渐改行招募。再如，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武器装备、马匹、给养等，也都产生重大影响。武帝时期，大批精良武器的出现，骑兵集团的发展等，无不与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相一致。这正如恩格斯在论述经济与暴力的关系时所说：“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12]至于当时的政治形势、科技水平、民族特点、地理环境以及战术战略思想等各种因素，也对军制起着很大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但经济基础往往起着最主要的决定作用。军事制度离不开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着军制及其功能的发挥。当然，军制对经济基础也有一定的反作用。汉代的“军屯”就是一例。它不仅就地解决了部分的军粮供给问题，而且对开发西北地区的经济也有积极意义。所以，我们研究军制，不能就制度论制度，必须把它放在当时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中进行考察，正确阐明秦汉军制与社会经济的辩证关系。同时，还必须注意各个领域和各个部门之间的横向联系，加强研究工作的渗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