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分职的发展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军事机构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夏朝的军事职官乃至整个官制，由于文献、文物资料不足，目前我们了解不多。殷商时期的制度，虽然从出土的卜辞、金文中，可以窥测到一、二，但难于详论。所以班固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夏、商亡闻焉。”师古注曰：“言夏、商置官事不见于书传也。”周代可以说是已具泱泱大国了，但也还没有建立起一个独立、完备的武官群体。班固说：“周官则备矣”，[1]是就当时的整体职官而言，而且是和夏、商比较来说的，并非专指周代独立的军事机构已“备矣”。况且《周书》、《礼记》的一些记载也不是完全可靠。因为那时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国王为最高的军事统帅，军事领导职务由贵族大臣和方国首领担任，职官制度的特点就是军、政统一，文、武不分途。所以，军事上的统御机构也就难说完备。
春秋时期，国家的上层统治官员仍然是文、武不分。“寓将于卿”，卿是将，将也是卿，平日理政是为卿，战时统兵即为将，并没有专门的武职。当时，列国的执政首领正卿或上卿，在平时是全国的政务官，在战时便是最高的军事长官。如鲁国的司徒，郑国的当国、为政，宋国的右师、左师，齐国的“二守”，晋国的中军将等，均是如此。诸侯、卿大夫，平时管理政务；战时统兵打仗。军、政二任焉。童书业先生说：“春秋以上，贵族文、武不分职。”[2]至确。这种政权、军权集中于一身的局面，维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到春秋末期才有所改变。
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人物，不少是从旧贵族中分化出来的，他们对春秋末期政治下移的情况非常了解，唯恐重踏覆辙；加以统治范围扩大，官僚机构较前庞大而复杂了。《汉书·百官公卿表》云：“自周衰，官失而百职乱，战争并争，各变异。”为适应兼并战争的需要，当时要求有一批具有专门军事专长的人来担任各级军官，并要保持军官队伍的相对稳定。“寓将于卿”的制度已经不适时需，于是各国伴随着军事制度的改革，在国君之下，先后普遍建立起了以“相”和“将”为长官的统治机构，出现了官员文、武分职，开始有了“将军”和独立的军事系统。《尉缭子·原官》说：“官分文武，惟王之二术也。”反映了这时官僚机构的实际情况。当然，“相”的名称，起源较早。[3]“将”的设置在春秋末期也已萌芽。[4]但作为中央“文官之长”的相制和“武官之长”的将制，则是在战国时期才普遍出现。就是说，到战国时期，文、武才明显分途。例如：
魏文侯时，先后以魏成子、李悝、翟璜为“相”；[5]而以乐羊、公叔座、翟角为“将”。[6]
齐威王时以邹忌、田婴为“相”；[7]而以田忌、申缚、章子为“将”。[8]
战国时期，各国在中枢官中，实际上已有了两个系统。一个是以“相”（或丞相、相国、相邦）为首的文官群；一个是以“将”（或称将军、大将、大将军、大良造、国尉）为首的武官群。地方上则有郡县首长和相应的武官，如郡尉等。当时凡属统兵打仗，通常都是动用武官。如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赵乃以李牧为将军。”《史记·赵世家》：缪王“七年，秦人攻赵，赵大将李牧，将军司马尚〔将〕击之。”《战国策》：“秦围赵之邯郸，魏安釐王使将军晋鄙救赵。”又《史记·魏世家》：“秦将商君诈我将军公子卬而袭夺其军，破之。”故战国时期出战有专门武官或独立的军事系统是无疑的。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结束了战国时期分裂割据的局面。随着地主制经济和政治形势的发展，为适应大一统封建统治的需要，建立起了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从中央到地方建有庞大的官僚机构。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中央设有所谓“三公”：
丞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https://www.daowen.com)
太尉——“掌武事”。
御史大夫——“掌副丞相”。
在“三公”之下设有“九卿”。即“奉常”（后改为“太常”），掌宗庙礼仪；“郎中令”（后改为“光禄勋”），掌宫殿掖门户；“卫尉”，掌宫门卫屯兵；“太仆”，掌舆马；“廷尉”，掌刑辟；“典客”（后改为“大行令”，又改为“大鸿胪”），掌诸归义蛮夷；“宗正”，掌亲属；“治粟内史”（后改为“大农令”，又更名“大司农”），掌谷货；“少府”，掌山海池泽之税；此外，还有掌徼循京师的“中尉”（后改“执金吾”），等等。
在这三公九卿中，若以文、武两个系统划分，那么，丞相、御史大夫以及奉常、宗正、治粟内史、少府等，基本上是文官系统；而太尉、卫尉、中尉及郎中令等，实际上是属于掌管武装力量的武官系统。地方也然，除郡守和县令（长）外，也设有郡尉、县尉等官，具体分管“武事”（后详）。
秦汉时期的最高统治者，通过朝廷百官发号施令，牢牢掌握着统治权，官僚制度基本上体现了皇帝专制和中央集权统治。反映在军事领导体制上，就是以“太尉”（包括将军）为首的武官群较前进一步发展了，建立起了一个与封建政治制度相适应的军事机构。
最近有的论著认为：“秦汉时期，文、武不分途。”“官吏的文、武区分也不严格。”所以，当时也就“没有《兵志》之类的记载”。这种说法不太可靠，至少是不很精确。关于文、武分途问题，我们在前面做了些回答。至于班固写《汉书》没有记《兵志》篇，究竟是由于当时“文、武不分途”的原因？还是由于当时“兵、刑不分”等另有别的原因？也还有待研究。但有一点是明确的，秦汉时期不仅“文、武分途”了，而且在战国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