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器的种类和发展特点

2026年0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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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武器的种类和发展特点

武器的起源很早，在二万八千年前，就已有了弓箭。[1]在传说中的蚩尤时代，已经有了戈、矛、剑、戟等武器。[2]后来，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及军事上的需要，从春秋战国开始，特别是在秦汉时期，正式装备军队的各种武器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不仅武器的品种增多，而且武器制作的水平亦进入了新的阶段。

在秦汉时期，有关武器的种类，过去通常只说弓矢、殳、矛、戈、戟等所谓“五兵”。其实，就大量的文献考古资料看，并非限于“五兵”，当时经常使用的武器已有多种多样：

长兵器——殳、戈、矛、戟；

短兵器——刀、剑；

远射兵器——弩、弓；

防护兵器——铠甲、盾牌；

能攻可守的兵器——钩镶；

锤砸、劈砍兵器——锤、、杖和钺斧等。

对这些武器的形制、性能及其源流问题，目前有的著作已经作过详考。如：周纬的《中国兵器史稿》、中国军事史编写组编的《中国军事史·兵器卷》，还有杨泓同志有关古代兵器的一些论著等，都是比较典型的代表作。因此，没有必要再行重复。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自战国以降至秦汉时期，由于封建生产关系的变革和生产力的发展，当时军队的武器装备和春秋时期相比，呈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点。

首先一个突出表现，就是铁兵器的大量出现和使用。武器生产一般以生产力为基础，它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的。在春秋以前，因生产力水平较低，故主要使用铜制兵器。但战国之后，随着冶炼技术的进步，铁兵器便逐渐取代铜兵器了。在河北易县燕下都四十四号墓出土了大量战国时期的兵器，其中铁兵器有矛、戟、盔、甲片等，占出土兵器的百分之六十五；而出土的铜兵器仅占百分之三十五。从这里，明显反映出铁兵器逐渐取代铜兵器的趋势。《荀子·议兵篇》说：“宛巨铁釶，惨如蜂虿。”《史记·范睢蔡泽列传》记秦昭王对范睢说：“吾闻楚之铁剑利而倡优拙。”《吕氏春秋·贵卒篇》说：中山国的力士，作战时穿铁甲，执铁杖，“所击无不碎，所冲无不陷”。这虽然未免有夸张的成分，但当时楚地和中山国的铁兵器比较坚利则可肯定。

如果说战国时的铁兵器仅有取代铜兵器的趋势，那么，在秦汉时期，战争中使用的铁兵器便基本上取代了铜兵器，或者说铁兵器占居了主导地位。当时的铁兵器不仅品种多，数量大，而且质量也较精良。如秦末张良的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击秦始皇博浪沙中，误中副车”。[3]这铁椎一百二十斤，就是重型的砸击兵器。西汉初期，晁错所列举的弓弩、短兵、长戟、剑楯、矛铤等，很多也是铁制的，所以它的性能很好，能在不同场合发挥它的优势。[4]

近年考古发掘出了大量的铁兵器。其中较为突出的有西汉长安武库所出的兵器。据发掘报告，这里除少量青铜兵器外，绝大多数是刀、剑、戟、矛、斧、镞、铠甲等铁兵器，仅铁镞就达一千余件，进一步证明西汉铁兵器的比重远远超过了青铜兵器。[5]满城汉墓出土的兵器中，还有大量的铁剑、铁箭镞、铁铠甲片、铁戟和环首刀等，而且一般都是渗碳钢或低碳钢制成的。[6]河南洛阳七里东汉墓也出土了一组铁兵器，其中还包括把盾和进攻性兵器结合在一起的“钩镶”。[7]此外，山东苍山还出土了东汉永初六年的“州湅”钢刀。据说这是以炒钢为原料，经过反复折叠锻打而成的，说明“百炼钢”制造兵器的技术，已进入成熟阶段。[8]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生产本身又是以一般生产力为基础的。”秦汉时期特别是西汉武帝以后，铁兵器之所以占居主导地位，这与当时冶铁业的发展是分不开的。汉武帝把冶铁业收归官营，在全国各地设置了四十几处铁官，动员了很多的人力、物力从事铁器生产，加之当时冶铁生产设施较前进步，冶铁工艺水平有新的提高，所有这些都为铁兵器的制造奠定了基础。(https://www.daowen.com)

其次，远射程的“弩”，在战争中占有重要地位。何谓“弩”？《释名》曰：“弩，怒也，有势怒也。其柄曰臂，似人臂也。钩弦曰牙，似齿牙也。牙外曰郭，为牙之规部也。下曰悬刀，其形然也。合名之曰机，言如机之巧也，亦言如门之枢机开合有节也。”这种“弩”，于春秋末年在吴、越等国已有。《孙子兵法·作战篇》在论述当时兵器的损耗时，便讲到了“弩”，所谓“甲胄矢弩，戟楯蔽橹”。同书《势篇》又有：“势如弓广弩，节如发机”之谓。战国时期，中原不少国家的军队也有了弩的装备。但到秦汉时期，伴随着铁兵器的广泛推行，“弩”在战场上的使用就更加普遍了。这在文献中有不少记载：

（晁错曰）：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此中国之长技也。[9]

（李广）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将，杀数人，胡虏益解。服虔曰：黄，肩弩也。[10]

（天汉二年，李陵）至浚稽山，与单于相直，骑可三万围陵军……陵搏战攻之，千弩俱发，应弦而倒。[11]

（安帝时）羌众万余，攻围赤亭，（虞）诩令军中强弩勿发，而潜发小弩，羌以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诩于是使二十强弩共射一人，发无不中，羌大震，退。[12]

此外，在居延汉简中有关“弩”的记录亦多。例如：“出五石具弩一，假亭隧，建武六年四月十六日胡虏犯塞入，吏格斗失亡。”“第十八隧，铁铠鍉各三，见。六石具弩二，见。藁矢铜鍭百，见。䖟矢铜鍭二百，在部。四石具弩二，见。L枲承弦六，见。枲长弦三，见。弩帽三，见……。”[13]“弩”的简文，在新、旧汉简中极为常见，不必赘举。当时弩的射程和强度，通常以“石”计算，简文中有一、三、四、五、六、七、八、十石等八级，一般六石弩最为常用，大约可射二百六十米。射程较远，杀伤力也大。

大量史实表明，“弩”在当时是汉军对付放人的重要武器，也是汉军的“长技”之一。由于弩的普遍使用，弩射的方法和经验日益丰富。值得注意的是，弩的普遍使用，大大提高了作战中的进攻性和杀伤力。它比弓箭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弩的性能，便于较长时间的瞄准，提高射击精度，准确地射中目标；同时，张弩射箭既可用臂力，也可用脚蹬等方法，这就有助于拉弦的力量加强，使射程增远，穿透效能提高，增强杀伤威力；还有一个优点是，作战时可利用众弩齐射，集中火力，给敌人以猛烈的打击。

第三，铁制“铠甲”等防御装备得到发展。铁兵器出现和弓弩的发展，促进了防御器材装备的发展。先秦时期，单兵防护性器材通常使用的是皮质的“胄”、“甲”。然而在强弩和铁兵器的进攻面前，这些“皮胄”、“皮甲”等作用不大了。为了适应作战的需要，到秦汉时期，新的防护器材铁衣、铁甲、铁胄、铁盾等应运而生。铁胄，即兜鍪，用于防卫头部；铁甲即铁铠甲，供防护身躯之用；铁衣，为防护手、脚之用。这些都是用铁甲片编成的，性能比皮质的强得多。

据考古发掘，在陕西咸阳杨家湾西汉早期墓中，出土一批陶俑群。其中不少陶俑所披的是黑色铠甲，即模拟铁铠。有步兵的带披膊的扎甲，也有骑兵不带披膊的扎甲，还出现制作精细的鱼鳞甲。[14]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郊二十家子汉城遣址中，出土一领完整的西汉铁铠，由大型长方形扎甲片和中型园角长方形甲片合编而成，铠高64厘米，约用648片甲片，总重量约1114克。[15]此外，在满城汉墓和西汉长安武库出土的兵器中，均有“铠甲片”或“铁铠”。[16]汉朝军队装备铁铠的情况，在居延汉简中也有反映。例如，在甲渠候官所在地破城子曾出土过这样的简文：

第十五燧长李严铁鞮瞀二中毋絮今已装，铁铠二中毋絮今已装，六石弩一组绶今已更组，五石弩一太弦三分今已亭。藁矢十二干呼未能会，䖟矢三十干呼未能会。（甲·12）

这说明在居延烽燧的守卫者中，铁铠和铁兜鍪也普遍使用了。

盾牌的名目甚多。它是挡兵刃石矢之用的。按质料分有木络、犀盾和木盾，也有铁制者。用铁制成的盾牌，在楚汉战争中已见使用，著名的鸿门宴上，樊哙手里拿的就是铁盾。后来在铁盾的上面再安装上下两个利钩，就成了一种新型的兵器——钩镶。这样一来，既可以用它来钩推阻挡敌方的兵器，又可用来钩刺对方，应该说这是对盾牌的改进。考古工作者在河南鹤壁市、在洛阳涧西七里河东汉墓葬中，均发现了这种铁制的钩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