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害作战利益

军队是国家政权为准备和实施战争而建立起来的武装集团。国家的阶级性决定着军队的性质和使命。危害作战利益是军人违反职责罪的主要表现。因此，秦汉军法在这方面所制订的禁令、条款最多。

违抗战冷罪：服从战令是军人的最高原则，俗说“军令如山倒”，任何人不得违反。据载：“秦闻马服子将，乃阴使武安君白起为上将军，而王龁裨将，令：军中有泄武安君将者，斩。”[47]这是军人违抗命令、泄露机密要受到重刑的一例。汉代在这方面的要求也严。景帝伐吴王刘濞时规定：“敢有议诏及不如诏者，皆斩。”[48]武帝元狩六年，在伐匈奴的战争中，由于“代郡将军公孙敖、雁门将军李广，所任不肖，校尉又背义妄行，弃师而北”，被斥为“不循法”，而受到惩处。[49]汉简也有类似的记载：“莫诗（待）鼓止，行者不当行而行，斩将□。”[50]就是说，军人如果违抗命令，不当行而行，则军队的将领要论以死罪。在战斗中，对上级命令若故意违抗，而对作战造成危害者，不论其危害后果大小，一律处以极刑。

干行队列罪：军队的编制要求严整。古代军队各级之间及其内部都“束之以法”，“连之以伍”，每“伍”中置一“伍符”，为“伍什相保”的信凭，将吏依此了解伍中兵员存亡胜败情况，以决定奖惩。汉法规定，军队不得“干行”，若“干行”则当行“斩”。如据汉简记载：“干行，伍长斩，什……。”“□干行，五百将斩；以曲干行，候斩；以部干行，司马斩；以校干行，军尉斩。”[51]在冷兵器时代，保持编队严整是基本的战术要求，哪个单位“干行”，即破坏了编队的严整，哪个单位的将吏便得行“斩”。

行军逗留罪：《说文》云：“逗，留止也。”《前书音义》：“逗是曲行避敌也。”“逗留”是一种律语，“谓军行顿止，稽留不进也”。[52]依汉法，行军不得逗留不前。祁连将军“知虏在前，逗留不进，皆下吏，自杀”。[53]“合骑侯敖，博望侯骞，坐行留，当斩。”[54]建武十二年，“诏边吏力不足战则守，追虏料敌，不拘以逗留法”。[55]又《南匈奴传》：“邓鸿还京师，坐逗留失利，下狱死。”注曰：“军法，逗留畏懦者，斩。”[56]行军必须勇往直前。因逗留失利，耽误战机，故军法处之以斩刑。

逃亡畏懦罪：军人不容贪生怕死、逃亡畏战。秦代规定：“将自千人以上，有战而北（败），守而降，离地逃众，命曰国贼。身戮家残，去其籍，发其坟墓，暴其骨于市，男女公于官，自百人以上，有战而北，守而降，离地逃众，命曰军贼。身死家残，男女公于官。”[57]汉代对逃亡畏懦者惩治也很严。如：汉武帝元狩二年，“合骑侯公孙敖坐将兵击匈奴，与骠骑将军期后，畏懦当斩，赎罪”。[58]元鼎六年，东粤王余善发兵反汉，杀汉三校尉，“是时，汉使大农张成故山州侯齿将屯，弗敢击，却就便处，皆坐畏懦，诛”。[59]天汉三年，“匈奴入雁门，太守坐畏懦，弃市”。注引如淳曰：“《军法》，行逗留、畏懦者，腰斩。”[60]沈家本在《汉律摭遗》中说：“逗留、畏懦，军法本是一条。”从《霍去病传》及《功臣表》看，此论有史可证。但依余意，畏懦主要是指战时，军人贪生怕死，它和通常的行军逗留，似有微别。当然，逗留、畏懦都将导致战争失利，因此，汉法规定对其诛、斩，实行严惩。

后期、不至期罪：军事行动在时间上有严格要求，必须依令准时到达目的地，不得有所延误。秦代规定：“失期，法皆斩。”[61]汉代也是如此。例如：“博望侯后期，当死，赎为庶人。”[62]“公孙敖出北地，与骠骑失期，当斩，赎为庶人。”[63]“虎牙将军不至期……自杀。”[64]“（庞参）以失期军败抵罪。”[65]文献中的“后期”即“失期”。“不至期”与“不至质”同义。《田广明传》注引服虔曰：“质，所期处也。”《补注》先谦曰：“期谓所期之地。《史记》作‘不至质，当死’，义同。”行军不按时到达目的地者，杀无赦，此法古已有之。

迷失道路罪：军人出征，不得迷路。汉代赵食其“为右将军，从大将军出定襄，迷失道，当斩，赎为庶人”。[66]匈奴地处北疆沙漠之地，广莫之野，无城郭宫室为标记，在古代没有精确地图的情况下，迷失道路在所难免，然而罪也至斩者，军法也。(https://www.daowen.com)

擅自离职、退却罪：军人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秦法规定：“徒卒不上宿，署君子、敦（屯）长、仆射不告，赀各一盾。宿者已上守除，擅下，人赀二甲。”[67]就是说：徒卒不到岗位值宿警卫，署君子、屯长、仆射不报告，各罚一盾。宿卫者已上殿阶警卫，擅自下岗，每人要罚二甲。这是关于宫殿宿卫的法令。如果在战争中，未经将领的允许，而擅自退却，则惩处更重。如：汉代规定：“擅退者，后行杀之。”又“而前，不得扶伤举（与）亡，民□弓弩并弦约矢尽兵斩，非有将之□”。[68]这两片简文的意思是说，在失利条件下，未经将领允许，而擅自退却者，由身后兵士对其当场处死；对擅自停止战斗者，犯军职罪，也得依法惩处。

沮败、奔北罪：战时，军人不许离开部队和阵地。汉代“王尊坐擅离部曲，会赦免”。[69]至于在困难条件下不能坚持战斗者，处罚也严。东汉永元九年，“鲜卑千余骑攻肥如城，杀略吏民，祭参坐沮败下狱，诛”。[70]延熹五年冬十月，“武陵蛮叛，寇江陵。南郡太守李肃坐奔北，弃市”。[71]按：师古云：“沮，止坏也，音材汝反。”“奔”，走也，师败曰“北”。对临阵逃亡，师败奔北者，当诛或弃市。叛逃降敌者，诛其身，没其家。[72]

亡失过多罪：在战斗中，士卒伤亡惨重，要追究将领的刑事责任。据载：汉武帝时，“因杅将军再出匈奴，至余吾，亡士多，下吏，当斩”。[73]“（平陵）侯苏建为右将军，与翕信俱败，独身脱来归，当斩，赎，国除。”[74]元光六年，“车骑将军卫青击匈奴，出上谷，破胡龙城。将军李广为匈奴所得，复失之；公孙敖大亡卒，皆当斩，赎为庶人。”[75]元封三年，“楼船将军杨仆坐失亡多，免为庶民”。[76]造成士卒亡失多的原因很复杂，或敌强我弱，或指挥失当等，苏建独身脱归，是全军覆没，四事中以此为重。沈家本在《汉律摭遗》按语中说，对此“不分轻重者，罪已至死，无可复加也”。

谎报军情罪：严禁弄虚作假、谎报军情是历代通例。秦律规定：攻城战中，城已攻陷而迟到者，弄虚作假报阵亡者，均处“耐刑”；屯长和同什人知情不报，罚一甲；同伍不报者罚二甲；虚报阵亡而后人得爵者，财夺其爵，本人罚为隶臣。[77]在汉代若谎报军情，同样有罪。武帝元狩三年，“随城侯不虞坐为定襄都尉，匈奴败太守，以闻非实，谩，国除”。[78]《说文解字》曰：“谩，欺也。”由于随城侯报告军情不真实，结果遭到“除国”的处罚。兵家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谎报军情，不利于对战争决策的判断，还将导致失利，故必须严惩。

矫诏、贼杀军吏罪：军内不容矫诏。颜师古说：“汉家之法，擅矫诏，虽有功劳，不加赏也。”[79]不仅不“加赏”，而且“要斩”。如据《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武帝时，“王恢使酒泉矫制害，当死，赎罪，免。”如淳注曰：“律，矫诏大害，要斩。有矫诏害，矫诏不害。”又“承父侯续相如，延和四年，坐贼杀军吏，谋入蛮夷，祝祖上，要斩”。因矫诏、贼杀军吏直接危害到作战利益，故军法规定当斩。

维护作战利益是秦汉军法的最高准则，军人不得有犯。孙子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80]军人的上述犯罪行为，势必破坏作战纪律，削弱部队战斗力，干扰作战部署，它在不同程度上都会给战争带来严重危害，甚至影响到战争胜负的全局。因此，军人这方面的违反职责罪，自来就是惩处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