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力总额的测度
参战兵力的多寡，是以全国在役兵员的总额为基础的。战国至西汉时期之所以能够组织大量兵力投入战场，这与当时全国兵力的总额增多分不开。战国时期各国拥有的兵员已经相当可观。据《史记·苏秦列传》及《张仪列传》的记载：当时“燕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赵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魏地方千里，……武士二十万，苍头二十万，奋击二十万，厮徒十万，车六百乘，骑五千匹”。“楚地方五千余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秦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虎贲之士，跿跔科头，贯颐奋戟者，至不可胜数”。这些说法，当然有些夸张成分在内，但也多少反映了些历史实际。
秦至西汉时期，随着统一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建立与发展，当时全国建有一支规模相当可观的庞大的军队。据记载：秦朝的中央禁卫军有五万人；[47]南、北边防兵计八十万人，其中西、北边兵三十万，南方戍守部队五十万。[48]地方兵的数量，史籍未见明确记载，当时全国四十余郡，假如一郡为数千至一万兵力，这也有几十万，则秦朝全国的军队总额当有百万之多。
至于西汉军队的总额，这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困于史料，很难对当时全国军队的总额找出精确的数据。同时，西汉二百多年，各个时期的军队数量也是因需要与可能的不同而有差别的。这里权以平帝元始二年为例，据《汉书·地理志》：当时全国有户是·12，233，612，有人口为59，594，789。又据《汉书·食货志》引晁错的话说：“今农夫五口之家，服役者不下二人”。若以一户二人计，则当时应有适龄应役对象2400万。另，昭帝之后，服兵役的起止年龄是23岁至56岁。[49]如此，在34年中（22—56岁），应有2400万男子服两年兵役，也就是34年有4800万人次服兵役。这样平均每年约140万男子服兵役，即元始二年这一年的兵源当有140万。当然这是以最高数额计算的。如果除去各色复免对象和以钱代役的人数，则全国实有兵力在80万至100万之间。
除上述测度之外，有关兵力的总额问题，还可在文献材料中找到直接史迹。我们不时发现，汉代有所谓“将百万军”或“连百万之众”的记载。例如：
（刘邦曰：）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肖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50]
（文帝）于是使持节赦绛侯，复爵邑。绛侯既出，曰：吾尝将百万军，然安之狱吏之贵乎。[51]
（贾谊说上曰）：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52](https://www.daowen.com)
上述材料所提到的“百万”，很显然不是指一次投入战场的兵力，而当是全国拥有兵力的概数。其中所谓的“连百万之众”、“吾尝将百万军”、“数十百万之众”，似皆指全国兵员总额的概数而言，而非精确数据。至于平“定七国之乱”时，“汉发兵百万”；[53]昆阳之战中，王寻、王邑“将兵百万”，[54]此乃兵家之言。当时实际参战的兵力，并非就有“百万”。据《汉书·高帝纪》：楚汉战争时，“（项）羽兵四十万，号百万。沛公兵十万，号二十万。”师古注曰：“兵家之法，不言实数，皆增之。”师古之说，甚是。根据汉代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养兵能力等，若一次投入“百万兵力”参战，通常是不可能的。除非是倾国出师。但在战争年代，全国拥有常备兵员的总额为百万左右，则有可能。
秦至西汉时期，军队数量如此庞大的原因，大概出于多种因素。一是为巩固统一的封建政权，出自内、外政治形势的需要。汉初的陆贾就曾对赵陀说过：“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千里。”[55]统一后的中央王朝，幅员辽阔，地广人多，疆域范围东西9302里，南北13268里。为巩固中央集权统治，强化对内、对外的镇压职能，抵御异族侵扰，而建立庞大的军队是当时政治形势的必然产物。二是当时敌方兵力众多。如匈奴“控弦之士三十万”。[56]南越在平定之前，甲士也不下数十万。[57]所以秦汉王朝和它们交战时，用兵量动辄数万，几十万。三是在征兵制的情况下，兵源相对来说比较有保证。这对扩军备战提供了可能。但是，一个国家的建军规模必须“适度”，不能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国力负荷量。秦始皇、汉武帝和王莽时期，因“戍徭无已”征调失度，结果便导致“百姓罢极，天下匮竭”，加速了阶级矛盾的激化。
东汉政权从本质上说是西汉政权的延续。它反映了地主阶级特别是元帝以后五、六十年间，豪强地主统治实力和垄断局面的进一步增强和发展。但是，经过西汉末期的长期战乱，在东汉建国之初，社会生产低落，国民经济凋蔽，垦田、户口数目锐减，征兵制度难以维持，因此刘秀当政以后，鉴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状况，“拨乱反正”，大刀阔斧地改革与调整生产关系。随着“精兵简政”政策的执行，对军队规模也进行了整编和压缩。例如：罢省内郡的材官、骑士，削减地方军。宫廷宿卫及北军，经过整编之后，也大为裁减。《三国志·魏书·王朗传》注引《魏名臣奏》曰：“旧时（指东汉）虎贲羽林、五营兵及卫士，并合虽且万人，或商贾惰游子弟，或农野谨钝之人……。”中央宿卫军合并起来只有“万人”，其数量显然比西汉为少。至于边防及郡国要地的长期屯兵，为数也不会很多。所以，东汉前期军队的总额远远不如西汉之多，似是可以首肯的。史实表明，东汉王朝在一些重大战争中，一次动用二、三十万兵力出征的情况极少，通常只是几万人参战。例如：建武二十四年，在征讨五溪蛮夷的战争中，只动用了“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万余人”出击；[58]明帝初年，在对西羌的战争中，也只用了四万兵力；[59]永平十四年，在全力对付北匈奴的战争中，合计兵力仅三万四千余人；[60]安帝永初年间，汉廷发兵讨西羌，发动“三州屯兵二十一万人”[61]的兵力交战，可以说是东汉用兵量的高峰，也是为数最多的了。
东汉兵力不如西汉雄厚的原因，在郭汝魂先生等人编纂的《中国军事史·兵制卷》中，曾做过较好的分析。大致说来，这主要是当时征兵制度松弛，只靠募兵，难以维持庞大的军队；北部匈奴势力削弱，对东汉王朝的威胁减小，存在压缩军队的客观条件；还有，就是东汉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制，除国家握有一定数量的中央军外，地方上的郡国兵不多。若战时需要，才临时征、募兵员应付。
综合以上史实表明，一个国家的军队，其规模大小受到诸因素的制约。首先，它受到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源条件的制约。具体言之，则是取决于当时的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的需要，尤其同战争状态与和平状态的转换直接相关。战争期间，几乎各朝的统治者，皆依战争的需要尽力组织兵员扩大军队，以谋求战争的胜利。如秦皇、汉武时期即是如此。转入和平状态之后，为安定秩序，恢复生产力，各朝统治者又往往都会“令民还伍”，减省兵员。如汉高祖刘邦、光武帝即属此列。这种根据战争或和平状态下而组织军队规模的情况，在古代以来似乎成了共同性的规律。再说，军队规模与经济承受能力也紧密相关。用兵数量取决于养兵能力。国家经济状况和人力资源是决定军队规模的物质基础。军队的员额能否保持一定数量，有赖于国家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国家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又是国家发展经济扩大再生产的重要因素。因此，军队的规模必须与国家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状况相适应。也就是说，军队的数量要适度，如果兵太少，则用“不足”，直接影响到国家安危；但如果军队太多，则“养不给”，导致民不聊生，破坏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军队规模的大小，直接受到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此外，国家的地理环境、幅员大小、边防线长短及交通状况等，对军队规模也有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