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军马
中国古代，马和戎事有密切联系。《说文解字》曰：“马，怒也，武也。”汉人认为：“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77]从军事上看，车兵离不开马，骑兵更离不开马。它是军队必不可少的一种装备。
相传，“相土作乘马”。马被用于战争的起源很早。《诗经·秦风·小戎》：“四牡孔阜，六辔在手，骐聊是中，
骊是骖。”春秋时期，各种毛色的骏马驾着战车，已很令人注目。战国时期，随着骑兵的兴起，因马匹需求量增大，一些国家对军马的牧养已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
秦汉时期，由于骑兵发展和反击匈奴的战争需要，对马匹的积蓄十分重视。秦朝建立后，马政由九卿之一的“太仆”总领，在内地和边郡分别设有“厩啬夫”、“皂啬夫”、“苑啬夫”与“六牧师令”等。从云梦秦简中可以看出，当时国家对马匹的牧养和征集，业已形成初步制度，因而使军马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汉初，经过秦末的战乱，社会经济残破，马的数量也大为减少。据载：当时“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马至匹百金”。由于战马缺乏，不能组编骑兵，刘邦在白登山大受匈奴折辱。为扭转这种局势，汉文帝时，采用免役办法鼓励民间养马。明确规定：“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78]因马匹为“天下武备”，故出马一匹，可以免除三人的兵役，旨在刺激民间养马的积极性。俟后，至景帝时又规定，禁止马匹出关，防止好马外流。《汉书·景帝纪》说：“御史大夫绾奏：禁马高五尺九寸以上，齿未平，不得出关。”即体高在五尺九寸以上，而马龄在十岁以下的马匹，禁止出境。在此同时，还“益造苑马以广用”，[79]扩大官营养马场的规模。据《汉旧仪补注》：“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分养马三十万头。”经过文、景二代的努力，汉朝军马的生产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汉武帝即位后，从元光二年到征和年间，进行了长达四十余年的战争。在此期间，“兵革数动”，动辄“岁出数以万骑击胡”。[80]尽管汉军凯歌高奏，接连获胜。但有时马的损耗也大，仅一次战役，便“军马死者十余万匹”。[81]汉武帝为了补充军马的耗损，支撑战局，于是进一步推行适应战时需要的马政措施。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其一是以国家名义征用民间私马，以充实骑兵作战的需要。具体作法：
加赋备马。《汉仪注》：“民年七岁至十四岁出口钱，人二十三。二十钱以食天子，其三钱者，武帝加口钱。”即口钱由汉初的二十钱提高到二十三钱。武帝加三钱的目的是为了“补车骑马”。
向郡县调马。据载：“天子为伐胡，盛养马，马之往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卒掌者关中不足，乃调旁郡。”又云：“县官亡钱，从民赀马。民或匿马，马不具，上怒，欲斩长安令。”[82]这均表明，当中央马匹不继时，军马和牧养管理者皆从郡县强行征调。
籍吏民马。太初二年，“籍吏民马，补车骑马”。师古注曰：“籍者，总入籍录而取之。”[83]即将吏民私马登记在册，以便国家必要时征调。
其二、通过政策刺激吏民养马，以适应军马的需求。例如：
提高马价。武帝元狩五年，“天下马少，平牡马匹二十万”。如淳注曰：“贵平牡马价，欲使人竞畜马。”[84]此时由原来的每匹一至二万钱，定为匹二十万钱，旨在鼓励民间多养雄马，以资国家对军马的需求。汉武帝对这项政策一度执行得很严，任何人卖马不得低于平价，否则就要遭到处罚。“太初四年，〔嗣〕侯任当千坐卖马一匹卖钱十五万，过平，藏五百以上，免。”[85]
卖爵得马。其时，由于“兵革数动”、兵徭负担很重，而五大夫以上高爵可以免予服役，故人们纷纷以钱买取高爵以求复免。结果，“征发之士益鲜”。于是汉武帝规定：“除千夫、五大夫为吏，不欲者出马。”如淳曰：“千夫、五大夫不欲为吏者，令之出马也。”[86]
官马民养。元鼎四年，“令民得畜边县，官假母马，三岁而归，及息十一”。李奇曰：“边有官马，今令民能畜官母马者，满三岁归之，十母马还官驹，此为息什一也。”[87]允许人们在边县畜牧，官府借母马于民，三年归还母马及一定数量的幼马，以补充官马来源。
亭养母马。元鼎五年，“车骑马乏，县官钱少，买马难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牝〕马天下亭，亭有畜字〔悖〕马，岁课息”。应劭曰：“武帝数伐匈奴。再击大宛。马死略尽，乃令天下诸亭养马。”[88]即让封君和官吏各按比例出母马，由亭繁息，国家每年从中征调子马。
其三、不惜发动战争求取大宛的良马。据称：“大宛多善马，马血汁，言其先天马子也。”太初四年，汉武帝“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将兵前后十余万人伐宛，连四年”，[89]靡亿万之费，结果“取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牝牡三千余匹”。[90]这是一次得不偿失的举措。[91]
汉武帝时期，大力发展骑兵与马政建设互为促进，二者均达到了当时所能达到的高度。其时养马、用马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
在解决国家军队马源的问题上，西汉以牧养、征集为主；而东汉则逐渐转向采用购买、贡纳兼征调等方式。马匹的数量在东汉虽然有所压缩，但马政建设却似乎一直未见放松。西汉的骑兵之所以能发展成为重要的兵种，关键在于当时有足够的马源保障。
汉代有关马的主管部门较秦为完备。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云：
太仆，秦官，掌舆马，有两丞。属官有大厩，未央家马三令，各五丞一尉。又车府、路軨、骑马、骏马四令丞；又龙马、闲驹、橐泉、騊
、丞华五监长丞；又边郡六牧师苑令、各三丞；又牧橐、昆
令丞皆属焉。
太仆是全国掌管车马的最高长官，它虽然沿袭秦制，但其下属官吏较秦为多。除了直接辅助太仆的丞之外，其下的各马厩皆有令、长、丞。其中有的设令，有的设长。如大厩、未央、家马三厩中设令以为总管，令以下又设“五丞一尉”。而外一些马厩则设长、丞。如龙马、闲驹、橐泉、騊駼、丞华等五所马厩设“监长丞”。又西、北边郡地区设牧师苑命令，每令之下各设三丞。所有这些都说明，汉代的养马机构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体制。(https://www.daowen.com)
养马基地主要分布在西、北向的太原、北地、上郡、西河、辽东诸郡。大致上西自今甘肃、北至内蒙、山西到东北的辽宁一带，基本上成为一个规模大、布局广的养马体系。
由于长期实践的经验积累，秦汉时期对军马的经营管理方面还形成了一些制度。
首先，军马要烙印标记，登记造册。如秦简规定：
马牛误职（识）耳，及物之不能相易者，赀官啬夫一盾。[92]
为避免误识，必须在马的身上加上标记。汉简也有这方面的记录：“牛一，黑牡，有斩首，三岁，久在右。”[93]据考，“久”就是加标记的意思。当时对军马的统计、造册不得有误，若“盗马者，死”。[94]处罚极重。
其次，军马的饲料配给有一定的标准。据当时的简牍记载：
乘马服牛禀，过二月弗禀，弗致者，皆止，勿禀，致。[95]
驿马一匹，用食三石六斗，已得七十二石少七十八石六斗。
二月庚戌食传马六匹尽戊午积九日禀二升（83）503·19。[96]
说明当时对军马的禀给及草料的配给数量，均已有大致的规定。
第三，军马若有伤亡，要经过鉴定并及时上报。如秦简规定：
将牧公马牛，马〔牛〕死者，丞谒死所县，县丞诊而入之，其入之其弗亟而令败者，令以其未败直（值）赏（偿）之。[97]
伤乘舆马，夬（决）革一寸，赀一盾；二寸，赀二盾；过二寸，赀一甲。[98]
即率领放牧官有的马牛，马牛有死亡的，应急向马牛死时所在的县呈报，由县加以检验后将已死马牛上缴，否则要按未腐败时的价格赔偿。若伤害了乘舆马，按马皮破伤的程度给予罚盾或罚甲。可见秦代对养马的规定要求甚严。
最后，还有一点就是国家对军马要进行定期的评比和考核。
吏乘马笃，
（胔），及不会
期，赀各一盾。马劳课殿，赀厩啬夫一甲，令、丞、佐、史各一盾。马劳课殿，赀皂啬夫一盾。[99]
“
”即胪的异体字，意为评比。马劳是指马服役的劳绩。这片简文的大体意思是评比吏的乘马。马行迟缓，马体瘠瘦，以及评比时不来参加，各罚一盾。马服役的劳役被评为下等，罚厩啬夫一甲，令、丞、佐、史各一盾，罚皂啬夫一盾。
秦汉政权大规模地发展养马，加强马政建设，不仅有利于发展交通，繁荣社会经济，而且对富国强兵，组织骑兵集团，反击羌胡异族侵扰起有重大作用。它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