募兵条件和“应募士”的来源
封建国家招募兵员，自来有一定的条件或标准。战国时期，“选募”士卒就要通过考选。如魏国选募武卒要能“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䩜（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124]汉代的募兵，比其以前，非唯实行得较为普遍和经常，还表现在吃苦耐劳、勇敢精神和技能、体格等方面，对应募者提出了新的要求。赵充国等“以六郡良家子善骑射补羽林”，李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这都是由于他们善于骑射，符合材力标准之故。
在汉代，不论是对边境少数民族出击，或镇压农民起义，或除县“奸猾”，国家在募兵过程中，一般都会张榜招募，公布招募条件。例如：
（王莽之时）翟义逐与东郡都尉刘宇结谋，……募郡中勇敢，部署将帅。[125]
（更始元年，王莽）选练武卫，招募猛士，旌旗辎重，千里不绝。[126]
（明帝永平十八年），匈奴复来攻（耿）恭，恭募先登数千人直驰之，胡骑散走。[127]
（桓帝延熹二年羌寇陇西、金城塞，时护羌校尉段颖）使军吏田晏、夏育募先登，悬索相引，复战于罗亭，大破之。[128]
（虞诩为朝歌长时），设令三科以募求壮士，自掾史以下，各举所知，其攻劫者为上，伤人偷盗者次之，带丧服而不事家业者为下……。[129]
（刘）陶举孝廉，除顺阳长，县多奸猾，陶到官，宣募吏民有气力勇猛，能以死易生者，不拘亡命奸臧。于是剽轻剑客之徒过晏等十余人，皆来应募。陶责其先过，要以后效，使各结所厚少年，得数百人，皆严兵待命。[130](https://www.daowen.com)
上述材料中提到的所谓“勇敢”、“猛士”、“先登”、“壮士”、“悬索相引”、“气力勇猛”、“能以死易生”等等，都是指“应募士”在身体、技能和勇敢等方面的必备条件。进而言之，应募士的条件，除了身体健壮之外，还要掌握技巧，肯于效力，有勇敢精神。由此表明，汉代的招募，尽管还没有像宋代以后那样，对身体条件有明确而统一的标准，但募兵的条件亦多，只是根据不同场合、任务及战术要求，各有侧重而已。
两汉在招募兵员的过程中，“应募士”的来源相当广泛，其族属和成份也甚为复杂。其中有汉族小农、豪民、刑徒，也有少数民族。
小农在封建社会中，不仅是征兵的主要对象，也是募兵的重要来源之一。当时汉族农民均可接受应募。据载：有所谓“募郡中勇敢”，[131]“大募天下丁男”，[132]“募发百姓，调取谷帛”，[133]“州郡募发民中有勇力者”[134]等等，这一般都是指招募在籍编户农民为兵的例证。罗布淖尔汉简有“应募士长陵仁里大夫尚”[135]，也属此类。但到东汉，随着大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大批农民纷纷破产，则招募对象不限于在籍的编户农民了，一些脱离版籍的破产农民也多被招募为兵。前引《后汉书·刘陶传》中说的“亡命”，实际上就是流亡农民。此外，社会中的闲散人员乃至流氓无产者，如所谓“攻劫者”、“伤人偷盗者”、“不事家业者”[136]也应募为兵。这些流氓无产者没有固定的政治方向，他们“应募”为兵，主要是为了生计和谋取政治上的前景。
“豪民”有时又称“吏民”，它近似地方上的豪吏。汉代国家招募“吏民”为兵的记载见之多处。《汉书·昭帝纪》：“益州反……遣水衡都尉吕破胡募吏民及发犍为、蜀郡奔命击益州，大破之。”《汉书·平帝纪》：永始二年，“募汝南、南阳勇敢吏士”。《后汉书·刘陶传》：“……宣募吏民有气力、勇猛”等。这些“吏民”应募，实际上是主领应募。如“下邳人谢安应募，率其宗亲”。[137]谢安既能率领宗亲应募，当然不单是他自身为兵，而是主领应募。同时他的身份也当不同于一般农民，而应当是地方上的豪民。这些豪民组织本地宗族起来应募为兵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加强地主阶级国家的镇压职能，巩固封建统治；但同时也希望在战争中立功，拜爵受赏，以谋取其自身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利益。
弛刑徒招募为兵的情况，两汉常有。例如：王莽时期，“匈奴寇边甚。莽乃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名曰猪突豨勇，以为锐卒”。[138]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一年，岑彭“将南阳兵及施［弛］刑募士三万人沂江而上”。[139]明帝永平八年“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诣度辽将军营，屯朔方、五原之边县”。[140]这些被招募到战场或屯驻边郡的刑徒，也是属于募兵的一个来源。东汉时期广泛招募刑徒，表明当时国家对刑徒的管理与役使，在方式上有所改变。
关于少数民族被招募为兵的记载，西汉比较少见。但在东汉则显普遍。例如：章帝建初元年，“募发越㒞、益州、永昌夷、汉族”讨哀牢王类牢。建初四年，“募充中五里蛮精夫不叛者，击澧中蛮”。安帝元初二年，“州郡募五里蛮、六亭兵”击澧中蛮。元初三年“州郡募善蛮”讨溇中、澧中蛮。[141]东汉后期，还有“（皇甫）嵩发乌桓三千人，北军中侯邹靖上言：‘乌桓众弱，宜开募鲜卑。’”的记载。[142]招募少数民族为兵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们知晓戎习，勇敢善战，同时在统治者看来，也是“以夷伐夷，国家之利”。[143]
大量史实说明：募兵的来源与征兵不完全相同。征兵的对象主要来自在籍的“编户齐民”，而募兵的来源则较广泛，而且成份也很复杂。当时除主要招募“农民”为兵之外，还有“亡命”、“豪民”、刑徒等。这各色人物应募从军的动机是不一致的。由于募兵的成份复杂，故到后来导致士卒的政治素质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