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防与边防军的递变
“边防”，就现代意义说，是指为了保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防备外来侵略，在边境地区所采取的军事措施。
但研究历史上的“边防”，却首先涉及一个“边”字。何谓“边”？许慎《说文解字》云：“边，行垂崖也。”这当是“边”的原义。事实上，我们这里所说的“边”，首先是指地缘或周缘，同时它又必须是指划分不同政治统治、或国家治与不治的地域界限。因此，它既是一个地理概念，又是历史的、政治的概念。历史时期，随着各个王朝的兴衰更替，边界时有变迁，有它的相对性，因而其所构成的边防意义也就很不一样。也就是说，在不同的时期内，有关边防与边防军的概念都是不同的。
战国时期，由于战争频繁和常备兵的出现，各诸侯国为其安全，在它的辖区周缘或交通要冲，一般皆已设防。如采取修关梁、筑长城、建亭障等军事措施。据董说《七国考》统计，当时七强的主要“关梁”达四十余处。例如：“楚自巫山起方城，属巫黔中，设扦关以拒秦；秦包商、洛、殽、函以御诸侯；齐抚阿、甄，关荣历，倚太山，负海河；”[1]赵“西有常山，南有河、漳，东有清河，北有燕”；[2]韩“北有巩、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阳、商陂之塞，东有宛、穰、淆水，南有陉山”。[3]燕“却背沙漠、近临易水，西至君都，东至于辽，长蛇带塞，险陆相乘”。[4]魏国虽“无名山大川之限”，[5]但和其他各国一样，也都建有“亭障”。并在边境修筑了“长城”。[6]当时，各国在关梁、亭障等军事要塞，一般皆派有重兵把守，以御来犯。如据记载：
料大王之卒，悉之不过三十万……除守徼亭、障塞，见卒不过二十万而已矣。[7]
（魏国）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参列，要粮漕庾，不下十万。[8]守徼亭、障塞的边防兵“不下十万”，占全国总兵力的三分之一。说明当时对边备的防御相当重视！事实上，那时的各诸侯国，“备边境，充要塞，谨关梁，塞蹊径”，[9]已成为普遍现象。
秦灭六国后，建立起了统一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疆域空前扩大。其“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秦王朝为巩固统一，对付胡、越，在辽阔的边境，开展了大规模的边防建设。例如：秦始皇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始皇三十四年“谪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10]秦朝的长城是在战国时期燕、赵、秦的基础上修造起来的，东西长达万余里。除北方的军事工程外，在南方也有建城、凿渠等边防设施。[11]秦朝为适应“北攻胡貉”、“南攻扬越”[12]的战争需要，当时还在上述“关塞”、“亭障”及“长城”等边防要地，驻有大量的边防军：
秦始皇三十二年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13]
秦始皇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越人）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谪戍以备之。[14]
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秦朝的边防军主要部署在南方和西、北的边境地区。南方边防兵的数量为“五十万”，这在文献中的记载大体一致。但那时西、北向的边防兵究竟是多少？说法不一。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六国年表》、《蒙恬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的记载是“三十万”；《史记·匈奴列传》、《水经·河水注》说是“十万”；而《淮南子·人间训》乃记为“五十万”。假若以三十万人的记数为准，则当时南、北边防兵的总数为八十万。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
西汉建国之后，同样面临着一个边防问题。史称：“胡虏数入边地，……攻城屠邑。驱略畜产”，[15]对中原王朝带来了严重威胁。但由于汉初经济凋敝，政局未稳，王国势力强大，无力顾及边防。故对“南蛮”、“北胡”主要采取防守政策。主要表现在：对北方，与匈奴和亲。于高祖九年，“取家人子为公主妻单于，使（娄）敬往结和亲约”；惠帝三年春，以宗室女为公主嫁匈奴单于；景帝元年四月，遣陶青至代下与匈奴和亲。在南边，则怀附南越，承认“越王”称号。如高祖十一年，“遣使陆贾立赵陀为南越王，与剖符通使和辑百越，毋为南边害”。[16]文帝时封赵陀兄弟为官，修其真定祖墓，使赵陀称臣纳贡。尽管如此，但并没有完全阻止边犯，尤其未能阻止匈奴的侵扰。于是汉王朝不得不采取防犯措施。这就是继续修长城、设关卡、建烽燧、严刁斗；同时又移民实边，部署边防力量，加强防御能力。例如：
（高祖二年，）兴关中卒乘边塞。[17]
（高后五年，）令戍卒岁更。[18]
（晁错向文帝曰：）陛下幸忧边境，遣将吏发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19]
李奇在对“兴关中卒乘边塞”作注时说：“乘，守边。”又师古注曰：“乘，登也，登而守之，义与上乘城同。”意思皆为兴卒戍守边塞。高后“令戍卒岁更”，是由于当时汉、匈关系紧张而采取的一项增强边郡屯备的措施。目的在于使戍卒“岁更”形成制度。到文帝之时，因“冒顿侵骄”，经常犯边，所以才提出“移民实边”和着手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些事实表明，西汉前期对待边防主要是防守政策，自文、景之后才不得不采取一些备边的应急措施。
汉武帝即位后，凭借汉初几十年的经济积蓄，又随着王国势力平定和中央集权制的加强，这使汉王朝与周边关系的优势转到了西汉一方。于是在边防政策上，便由汉初的专守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武帝曾对卫青说：“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北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20]于是，自元光二年（前133年），“王恢谋马邑，匈奴绝和亲”后，兴师动众，对边防进行了积极的经营。
大力加强对边防工程的建设是其战略进攻的主要表现。当时在西北部边防，除修缮和利用秦的“长城”之外，于河西四郡及河套内外，大规模地建筑边塞亭障。请见史实：
（元鼎六年，）发数万人渡河筑令居，西至酒泉。[21]
（元封四年，）封（王）恢为浩侯，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22]（同年）又北益田，至眩雷为塞。[23]
（太初元年，）汉使贰师将军西伐大宛，而令因杆将军筑受降城。[24]
（太初三年，）遣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庐朐，游击将军韩说将兵屯之。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25]
（天汉元年，）汉已伐宛……而敦煌、酒泉置都尉，西至盐水，往往起亭。[26]
据统计，汉武帝在短短的十二年间，兴建了三、四千里的障塞亭燧。[27]由于大规模地建障徼、起亭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故使北部边境得以稍安。当时除加强西、北向的边防建设外，在南方和西南地区，为配合军事行动，也有边防设施。这就是大量开辟以军事为主要目的的交通，即“褒斜道”、“西南夷道”、“夜郎道”等。此外，《汉书·地理志》还有“自日南障塞”的记载。表明当时“中国四方皆有关梁障塞”。[28](https://www.daowen.com)
汉武帝在加强周缘边防建设的同时，为开边拓境，开展大规模的征战，还大力组织与扩充边防军的实力。主要表现在：
（1）加强马政建设，大量组织骑兵集团。《史记·平准书》说：“天子为伐胡，盛养马”，“众庶街巷养马，阡陌之间成群。”由于重视马政建设，并采取各种养马措施，这就为发展骑兵奠定了基础。故霍去病远征漠北之役，能动员战骑达二十四万匹。
（2）开创军事屯田，组织戍卒且耕且守。《史记·匈奴列传》说：武帝元狩四年漠北战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戍田卒最多时达“六十万人”。[29]
（3）边郡设置部都尉，强化边兵的组织领导。武帝之后，在边郡太守下设部都尉，直接率领所部戍卒。据《汉书·地理志》，一郡之中往往有二部或三部都尉。如酒泉有中、西、北部都尉。朔方、五原、云中、定襄、代郡、辽东有东、西、中部都尉。雁门、上谷、辽西有东、西部都尉。会稽有南、西部都尉。陇西、乐浪有南部都尉。北地、武威、广汉、上郡有北部都尉。西河有南、西、北部都尉。敦煌有中部都尉。这些部都尉，各自领守其土，但不治民，主要任务是组织兵力“以备胡寇”。
汉武帝采取上述积极拓展的边防政策，收到了“四方无事，斥地远境”[30]之效。如当时北却匈奴，打通河西走廊，建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南平南越，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东击朝鲜，立真番、玄菟、临屯、乐浪四郡；定西南夷，以为武都、牂牁、越嶲、沈黎、文山诸郡。但也由于连年大规模的征战，使得汉廷“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故到汉武帝的晚年，“悔征伐之事”。[31]下轮台罪己诏曰：“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32]
昭、宣之世，由于“漠南无王庭”，“四夷宾服”，故这时的边防政策，与汉武之时相比稍有不同。尽管当时对边防没有放松，汉、胡相机攻伐之事也时有发生，然边兵数量减少。从总体上说，汉王朝对边境主要是采用“恩威并用”的政策。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西汉后期。
新莽政权建立后，屡开边畔。王莽说：“天无二日，土无二主，百王不易之道也；汉氏诸侯王之号皆称公，及四夷僭号称王者皆更为侯。”于是，四夷乱起。匈奴发难北方，羌人寇掠西北，句町患起西南。面对这种状况，新莽政权在边防政策上，一方面除加强边塞工程的防卫外，“复发军屯”，仿照汉制，于五原屯田，设田禾将军领屯田兵，“发戍卒屯田北假，以助军粮”。[33]同时，使内地州郡兵长期屯驻边郡。另一方面，则大规模地兴师征伐。例如：
（始建国二年，）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万人，转众郡委输五大夫衣裘、兵器、粮食，长吏送自负海江淮至北边，使者驰传督趣，以军兴法从事（以击匈奴）。[34]
（天风三年，）平蛮将军冯茂击句町，士卒疾疫，死者什六七，赋敛民财什取五，益州虚耗而不克，征还下狱死。更遣宁始将军廉丹与庸部牧史熊击句町。[35]
（天风六年，）匈奴寇边甚。莽乃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名曰猪突豨勇，以为锐卒。……[36]
据载：新莽时期，边兵有二十余万人，仅仅为了打匈奴，就“转天下谷币诣西河、五原、朔方、渔阳，每郡以百万数”。人民负担很重。所以时人王况对李焉曰：“新室即位以来，民田奴婢不得卖买，数改钱货，征发烦数，军旅骚动，四夷并侵，百姓怨恨。”[37]结果，它成为导致社会危机加深的原因之一。
东汉之初，经过长期战乱，内地人口锐减，经济残破，“边陲肖条，靡有孑遗，鄣塞数坏，亭燧绝灭”。[38]故在边防政策上，以保境安民为宗旨，主守而不主攻。为此，当时对边境障塞的修缮仍较重视。例如：建武十二年，刘秀“遣骠骑大将军杜茂，将众郡施（弛）刑屯北边，筑亭候，修烽燧”。[39]十三年，“诏王霸将施刑六千余人，与杜茂治飞狐道，锥石布土，筑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余里”。[40]十五年，“徙雁门、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山关、居庸关以东”。[41]二十一年，“遣中郎将马援、谒者分筑烽燧，保壁稍兴，立郡县十余万户，或空置太守、令、长，招还人民……乃建立营，屯田殖谷，弛刑徒以谪充实之。”[42]由于当时采取了这一系列措施，西、北边寨防御体系基本上得到恢复。至于边防兵方面，刘秀在改革兵制时也作了调整。如据《后汉书·光武帝纪》：
（建武二十二年，）诏罢边郡亭候吏卒。
罢除内郡戍卒番上戍边之制，并不意味着对边备的解除。实际上，当时边兵仍存，只是改为募发内地的刑徒戍边就是了。此外，其时边防还多借助于“夷兵”，或以中央军、长期屯兵以及临时征、募兵员等方式，以应付边境或对外作战。
自明帝开始，特别在东汉中叶以后，由于羌人及北匈奴时有内侵，战事频仍，故在边防政策上转守为攻。当时除在边境新郡筑列坞壁、驻屯重兵以扼冲要之外，还采取了如下重要措施：
（1）增强北边军事实力，伺机出击匈奴。明帝永平八年，特设常屯的度辽营，命中郎将吴棠行度辽将军事，将黎阳虎牙营士屯五原曼柏。又遣骑都尉秦彭将兵屯美稷，以间隔北匈奴与南匈奴之欲叛者。永平十六年，命窦固与耿忠率兵进攻北匈奴，取伊吾庐地，置“宜禾都尉”，屯驻伊吾庐从事屯田，切断北匈奴与西域的关系。
（2）用兵西羌。明帝永平元年，以窦林领护羌校尉。自章帝后，护羌校尉在东汉乃为常设，以加强对西羌的防务。同时，明帝派马武将乌桓、黎阳营、三辅募士等四万人征西羌。章帝之初，也遣马防、耿恭将北军五校兵及诸郡“积射士”三万人征西羌。
（3）经营西域，使其重新归属于东汉。明帝永平十七年，复置西域都尉，以理诸国之安宁，并设戊己校尉，屯田车师南北庭，以事镇抚。[43]
（4）加强对南方的防卫。和帝永元十二年，设象林将兵长史，以防日南、象林“蛮夷之乱”。
由此可见，当时东汉在边境之兵力，已拥有相当的数量。但到后来，因宦官、外戚交替专权，政治腐败，加之征兵制度的破坏，而募兵又加重了国家财政负担，故对付边患，只好多用“夷兵”。然采用以夷制夷之策，善用之则收其利；不善用之，则大受其害。由于他们时附时叛，难于约束，这也往往导致边防兵实力的削弱。
综观秦汉时期的边防和边防军，确乎经历了一个运动、变化的过程。其间有起有伏，攻守相间，呈曲线型发展。究其原因，当然比较复杂。但主要点有二：一是取决于当时中原王朝内部的政治经济实力及战略；二是取决于当时边犯的强弱及边境是否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