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军的战时调发及其与中央军之关系

秦汉时期，地方军除平时在本地服役、接受训练、维护社会治安之外，战时还要听候中央的统一征发，奉命打仗。在当时，每当国家遇有重大战事，一般临时到郡国征发兵力。所谓“有事檄召，事已罢归”。[37]在战争年代，中央征发地方军的情况不仅普遍，而且有时动用地方军的数量相当之大。

地方军主要征自民间，驻扎于郡国。由于战时用兵量大，故被征发的对象，大概不仅仅是正在服现役的兵，而已经转入予备役的人，只要其仍在适龄期内，估计也有被征发的可能。不过，往往因需要及地区的不同而有别就是了。征发予备役的先后标准，究竟以年龄为准，亦或以身高为准，抑或以家赀为准？困于史文缺简，现已难于稽考。恩格斯在谈到罗马的情况时说：

新兵举行宣誓后，即解散回家听候召集，召集时，最年轻的和最贫穷的编入轻装兵（relitis），其次的则按年龄和财产状况编入长矛兵（hastati）和主力兵（principis），最年长的和最富的则编入后备兵（trarorum）。[38]

在中国的秦汉时期，是否也和罗马有相似之处，无史可证。但从秦代“二男毋并征”的规定来看，推想当时的征役条件，很可能是以家庭的丁口为准。

地方军分散在全国各个郡国，每当战争需要之时，中央王朝是如何对它们进行调遣的呢？对此，钱文子在《补汉兵志》中，曾经有过一些论述。他说：

兵皆散于郡国，有事，则以虎符、檄召而用之；事已，皆罢归家。

近地调发，无远征之劳。

这就是说，当时调发地方军，除必须持有“虎符”或“羽檄”之外，一般还得贯彻“近地调发”或“量地远近”的原则。事实表明正是这样。例如：对匈奴作战，就主要调发关中、西北诸郡的轻车、骑士；[39]对南越作战，便调发江、淮以南的楼船士；[40]而对西南夷及西羌作战，乃调发巴蜀、三河以西的材官、骑士。[41]这也即为前引《汉官仪》所云：“平地用轻车，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楼船。”国家调发地方军的时候，既因地而异，也因敌而异。为避免“远征之劳”，注意贯彻“量地远近”的原则，比较合理，这反映了汉代用兵的水平。

至于战时地方军从郡国征发来了之后，它们与中央军的关系问题。总的来说，它们如同地方政权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一样，是地方与中央、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虽然汉初因封国势力膨胀，“图谋不轨”，王国兵一度有过与中央军相抗衡的情况，如“七国之乱”时，王国兵成为中央军的敌对力量。但在通常的情况下，尤其是景、武之后，则不论郡县兵还是王国兵，皆得统属于中央，成为中央军的辅助力量或重要补充。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地方军要接受中央王朝所命将领的统属。“兵无常将，将无常兵。”这是秦汉的通制。当时每有征战，皆由皇帝亲自选派和任命将领，临时授以兵权，事迄则罢。例如：文帝三年，“匈奴大入北地，上令丞相（灌）婴将八万五千击匈奴，匈奴去，济北王反，诏罢婴兵”。[42]东汉“光武将发幽州兵，……即拜（吴）汉大将军，持节北发十郡突骑”。[43]建武四年，光武帝拜马成为扬威将军，“发会稽、丹阳、九江、六安四郡兵击李宪”。[44]因为将军是中央（皇帝）任命的，所以作为地方军，必须无条件地接受它的统率，违者“当斩”。[45]陈元粹说：“汉代不立素将，无拥兵专制之虞。”[46]至确。在秦汉几百年中，很少出现骄兵悍将及地方军抗拒中央所命将帅统属的现象。

其二、地方军要配合中央军协同作战。在中央集权制下的郡国政权，每当对外战争之时，要派出兵员和中央军一道进行征战，并且所派出的军队要听从中央的统一指挥。例如：元鼎元年，冬十月，武帝“发陇西、天水、安定骑士及中尉、河南、河内卒十万人，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征西羌。平定。”[47]宣帝神爵元年，“西羌反，发三辅、中都官徒弛刑，及应募佽飞射士、羽林孤儿，胡、越骑，三河、颍川、沛郡、淮阳、汝南材官，金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骑士、羌骑，诣金城。夏四月，遣后将军赵充国、强弩将军许延寿击西羌。”[48]安帝三年，“南单于与乌桓大人俱反。以大司马何熙行车骑将军事，中郎将庞雄为副，将羽林五校营士，及发缘边十郡兵二万余人，又辽东太守耿夔率将鲜卑种众共击之”。[49]此类事例，不胜枚举。在对外族战争中，除动用中央常备军外，通常是大量征发地方上的材官、骑士等协同作战。此外，当时或调兵屯守、或发兵征讨之例，史不绝书。秦汉时期，征发地方军配合中央军作战的数量也大，动辄十几万人的兵力。地方军确乎成了中央军的补充和加强。

其三、地方军还有奉命独立从事征战的任务。地方军在通常情况下，虽然要配合中央军作战，但若战事需要之时，往往可以在中央的部署下，独立征战。这方面的实例也多。武帝建元三年，“闽越王围东瓯，东瓯告急，遣中大夫严助发会稽兵，浮海救之。未至，闽越走，兵还”。[50]建武十八年，“发长沙、桂阳、零陵、苍梧兵万余，讨交趾征侧、征贰”。[51]建武二十二年，“武谿蛮反，为寇害，至南郡，发荆州诸郡兵，遣武威将军刘尚击之”。[52]和帝永元十二年，“日南、象林蛮夷反，郡兵讨破之”。[53]桓帝延熹五年，“鸟吾羌寇汉阳、陇西、金城，诸郡兵讨破之。”[54]灵帝中平元年、三年，均有类似征发。[55]大量事实表明，当时完全由地方军单独出战的情况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军也就实际上成了中央军的代替力量。

综上所述，秦汉时期的中央军是封建国家武装力量的主体；而地方军则是中央军的加强和补充。当中央军强大有力、中央集权制国家巩固之时，地方军随时听命中央的调遣和支配，并效力于中央王朝；但若中央军一旦削弱，出现了封建的分裂割据，而私兵、部曲势力强大之时，那么，地方军往往便成为中央军的对立面，而加速中央王朝的灭亡。东汉末年的军阀割据，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