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兵的范围与对象

在征兵制下，国家“编户齐民”一般有义务当兵，尤其在战时，国家可以随时根据需要下令征兵。战国时期，“赵氏悉其士民，军于长平之下，以争韩之上党”。[12]七国之乱时，“吴王悉其士卒。下令国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将，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先，诸年上与寡人同，下与少子等，皆发二十余万人。”[13]由此说明，在战争年代，征兵的范围是比较广的，被征对象的身份也较复杂。因此，自宋代以后，有人认为整个秦汉时期均实行了“凡民皆兵”。例如：

宋人陈傅良在《历代兵制》中说：“汉大抵依秦制，凡民二十三为正，一岁以为卫士，二（当是“一”）岁为材官、骑士。”

近人刘公任在《中国历代征兵制度考》中说：秦汉时期，“凡属人民，无论公卿子弟，博士郎中，民众，大夫，一律服役；大家都同样受训，而且都同样应征……这是最公允平等，人人都是已练之兵，人人都可由管理机关征调；那么，不仅是寓兵于农，简直是凡民皆兵。”

这种不分战时、平时，也不分时间、空间，统论秦汉为“凡民皆兵”是否符合史实？这里需要结合史实做些综合考察。

我们认为，如果说战国至西汉前期，在普遍征兵制下，由于战争需要，因征兵的范围与对象比较广，而将其视为“凡民皆兵”，似无不可。但若认为整个汉代都实行了“凡民皆兵”，则未必确论。(https://www.daowen.com)

陈傅良最早提出汉代“凡民皆兵”。其所用的史料依据，似乎主要是《汉旧仪》。所谓“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但这一材料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汉旧仪》只讲了“民年二十三为正”，即二十三岁起役为兵，而未同《历代制兵》所说“凡民二十三为正”。陈氏在其中加上“凡”字，未免有碍原意。《汉旧仪》中的“民”，是个泛称，并未计量。一部分民也可以说是民。这里的“民”不等于“凡民”。“民”与“凡民”二者，当有广度和深度之别，自很明显。汉代的“民”，到了始傅年龄之后，有的要服兵役，有的则可免役。“民年二十三”岁为兵，并不反映“凡民皆兵”的内涵。事实上，也非完全不分阶级、不分对象人人服役。因此，用《汉旧仪》材料来说明整个汉代“凡民皆兵”是缺乏充分根据的。那种认为“无论公卿子弟，博士郎中，民众，大夫，一律服役”的说法，似是对《汉旧仪》材料的一种误会，他们在理解上，将“民”的范围予以延伸和扩大化了。同时也是未察当时制度背后的实质性内容所致。至于《历代兵制》在这问题上修正《汉旧仪》，而注入“凡民”字样，则是陈傅良别有意图，至少可以说这与他主张“寓兵于农”的兵制观有关。

《汉旧仪》材料是反映汉昭帝以后的事。[14]其中的“民”，即如有人那样理解为“全民”，也不一定当时就实行了“凡民皆兵”。因为自西汉中期以后的征兵制度已有松弛的趋势。同时，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律具文与实际的贯彻也是有距离的。事实上，在汉代征兵制度的背后，封建政权对官僚地主有许多特权政策，他们拥有这些特权之后，并不都在兵员的征点之列。后来汉代复除兵徭的面，相当广泛。只要统治阶级中的上层人物，大都有权不服兵役。他们享有免役优待的类型殊多：有的终身免役；有的全家免役；有的则世世免役；有的地主阶级即使暂时没有复免特权，也可出钱“买复”。故《史记·平准书》云：“（武帝时）兵革数动，民多买复及五大夫，征发之士益鲜。”《汉书·元帝纪》也说：“用度不足，民多复除，无给中外徭役。”这里提到的“民多买复”，“民多复除”，正是从事实上乃至制度上对“凡民皆兵”的一种否定。

汉代的征兵制和商周的民军制相比，已有很大不同。进入封建社会的汉代，除娄敬、盖宽饶等自行戍边的少数特例之外，官僚地主等特权阶级，通常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亲自承担服兵役的义务。其兵徭负担，只能是以各种形式最终落在广大劳动人民头上。《汉书·食货志》引晁错的话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汉书·冯唐传》也说：“夫士卒尽家人子，起田中从军，安知尺籍伍符？”师古注曰：“家人子，谓庶人之家子也。”这些记载，或许含有少量一般地主参军的情况，然基本上当是反映农民从军，征点对象以农民为主的实录。也就是说，农民才是兵役征点的主要对象。

还要指出的是，以个体小农为基础的户籍什伍制度，是征兵制得以实现的前提。征兵的范围与对象问题，往往要受到土地所有制及户籍等诸因素制约。在西汉中期以后，随着土地私有制深化，个体小农纷纷失去土地而破产流亡。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法律规定，全民有义务当兵，但决不可能真正做到“凡民皆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