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训科目与内容
军事训练是个广阔的领域和复杂过程，它同政治、经济、战争有着密切的关系。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军事编制的改革，作战方法的变化和武器装备的更新等等，都会对军训提出某种新的要求或新的内容。至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不同性质的军队，亦都有区别于其他军队的训练内容。
秦汉军训的科目和主要内容是什么？当时为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曾采取过哪些措施？困于史文未曾有过系统论述，我们只能从一些散见的记载中，通过钩沉整理，了解一个粗略的梗概。归纳起来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学习兵法与战阵。《汉官仪》说：“武官肄兵，习战阵之仪。”“官兵皆肄孙吴六十四阵，名曰乘之。”又《汉书·刑法志》云：“武帝平百粤，内增七校，外有楼船，皆岁时讲肄，修武备云。”这里讲的所谓“肄兵”、“讲肄”，主要当指学习兵法。孙、吴兵法，博大精深，总结了先秦时期丰富多采的实战经验，到了汉代，它仍然列为学兵的经典。当时一些著名的军事家，如东方朔、霍去病、赵充国等，都曾学过孙、吴兵法；[18]且用它指导过行军用兵。所谓的“习战阵之仪”，是指演练“阵法”，包括军事编制的序列、队形操练等。这也就是《吴子·治兵篇》所说的“圆而方之，左而右之，前而后之，分而合之，结而解之，每变皆习，习授其兵。”这种园阵变方阵，跪姿变立姿，前进变停止，向左变向右，前队变后队，分散变集中，集中变分散的阵法训练，是军队训练的基本要素。孙、吴兵法“六十四阵”，这只是春秋战国期间阵法的约略数字，而后，随着军事科学的发展，“阵”的种类和名目繁多，不一而足。秦汉时期对兵法和战阵相当重视。不仅武官要学，士兵也要学。确乎学习军事理论和队形演练是对整个军队的要求。
其二，训练骑术、驾车和“弓射”、“五兵”等武器的运用。关于驾车的要求，前引《秦律杂抄》中得到反映。至于“弓射”，据《汉书·艺文志》说：当时有《逢门射法》二篇、《阴通成射法》十一篇、《李将军射法》三篇、《魏氏射法》六篇、《强弩将军王围射法》五卷、《望远连弩射法具》十五篇、《护军射师王贺射书》五篇等。这些皆属兵技巧范围，而“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19]当时骑兵要会“骑射”，车兵要习“驾御”，材官要能“蹶张”，楼船则习水战。史称：“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阵。”“水处为楼船，亦习射行船。”[20]看来，汉军的训练很强调“弓射”。当时设有“发弩官”，即负责教练弩射的官吏。[21]汉武帝时李陵“将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张掖以备胡”[22]便是一例。使军士与武器紧密结合，是汉代军队训练的一个核心内容。根据文献和考古资料，当时不仅战略战术进入了新的阶段，且武器装备也较以前增多。如长兵器有矛、戟、枪、殳等，短兵器有剑、刀、锤等，抛射远程兵器有弓、弩、箭等等。[23]各军、兵种对使用上述武器的侧重点及其对技能培训的要求似当有别。但各自均需按标准进行严格的训练则是肯定的。
其三，训练步兵、骑兵之间的协同作战。成书于西汉末年的《黄石公三略》说：“士众一，则军心结。”“三军如一心，则其胜可全。”全军将士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才能够克敌制胜。随着战争规模扩大和战斗方式的变化，要求训练与提高各兵种之间协同作战的能力。秦兵马俑二号坑，实际上是一个由步、车、骑等兵种组成的混合编队阵列。自武帝后，因战略战术变化，为使步兵和骑兵的相互配合，综合编队，更加注意到了训练协同作战的能力。这不仅表现在郡国的“都试”，即军事校阅上，就是平时的训练也是如此。当时大规模地运用骑兵集团，如果没有其他兵种的配合，是很难适应战争需要的。训练各兵种的协同作战，这是战术训练的高级阶段，由此表明，秦汉时期的指挥员已经具有相当的军事素养。
其四，进行特殊军事技术的训练。这方面不是对全军要求，没有统一标准，通常根据需要而定。例如，对边塞
卒，要训练“候望”，识别信号，掌握“烽火品约”。对宫廷卫士，有的则要“习鸡鸣歌”。如蔡质《汉官》说：卫士“候朱雀门外，专传鸡鸣于宫中”。因为那时没有钟表，审时主要靠鸡叫。这既不准确，更不能按照需要报时，于是就训练卫士，依照几更几时学鸡长鸣，用以代替时钟。所以将这类卫士称之为“鸡鸣歌士”或“鸡鸣卫士”。此外，根据文献记载，在汉代的军队中，还有所谓“先登”、“迹射士”、“悬索相引”者等，这可能都是经过专门训练的士兵。(https://www.daowen.com)
其五，开展各种军事体育训练。除了正规的军训之外，汉代还非常重视在军队中开展“蹴鞠”、“角抵”、“投石”、“超距”等项军体活动。
“蹴鞠”，即足球运动。它在战国以前就有了。到汉代已在军中广泛开展。刘向《别录》云：“今军无事，得便蹴鞠，有书二十五篇。”霍去病远征匈奴时，一旦到达宿地，便修筑球场，开展蹴鞠活动，以此训练士兵，增强体质。当时在三辅离宫中也筑有球场，供军士举行蹴鞠比赛之用。汉人把蹴鞠视为“治国习武”之场所。及至东汉末年，曹操南征北战，依然不忘“蹴鞠”之事。[24]班固在《艺文志》中，之所以把《蹴鞠二十五篇》列入“兵技巧十三家”之内，就是因为蹴鞠是军事体育的一种重要项目。
“角抵”，近似后世的摔跤或相扑。它起源于战国，也是传统的军体活动。开初称“角力”，秦代更名为“角抵”。何谓“角抵”？应劭曰：“角者，角技也。抵者，相抵触也。”文颖曰：“名此乐为角抵者，两相当角力，角技艺射御，故名角抵。”[25]不论何种解释，它当属军体活动，似无可疑。秦汉时期“角抵”有了较大发展，秦二世曾在宫中举行“角抵”表演，武帝元封三年、元封六年也曾举行过“角抵”表演。《汉书·西域传》说，汉武帝“设酒池肉林，以餐四夷之客，作巴俞、都卢、海中砀极，漫延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角抵不仅比赛体力，也是讲究技巧和斗智的一种活动。在军队广泛开展这一活动，既有助于发展智力，也有助于增强士兵的体力，养成吃苦耐劳的习惯。正因如此，故《汉书·刑法志》说：“至元帝时，以贡禹议，始罢角抵，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也。”说明于此之前，已将“角抵”列为训练士兵、“治兵振旅”的一项重要科目。
“投石、超距”起源亦早，至迟于战国时期在军队中已有这一活动。《史记·王翦列传》说：王翦带领军队伐楚，采取坚壁不战，等待时机的战略。“久之，王翦使人问军中戏乎？对曰：‘方投石，超距。’”所谓投石，应劭注为“以石投人”，即摔石头训练手之臂力，相当于后世田径运动中的投掷。而“超距”，据司马贞注曰：“犹跳跃也。”即后世田径运动中的跳高、跳远。这种投石和超距的运动，在汉代军队中仍为训练的内容之一。例如：西汉甘延寿为羽林军时，“投石、拨距，绝于等伦”。[26]
综上所具，虽然只是梗概性的论列，但仍可看出秦汉时期军训的内容比较丰富。这些不仅在封建军队的建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且对后世也有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