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兵方式的源流

集兵方式，往往随着国家的经济状况、政治制度和军事需要而发展变化。在中国历史上，统治者为保障兵源的补充，曾实行过多种集兵方式。

早在商代，士卒由贵族和平民充任。平时贵族和平民子弟要练习“射御”，并以田猎形式演习军事。战时，由商王临时指定人数，征集兵员组成部队。卜辞中“王登人五千征土方”的记录即可为证。当时奴隶只能担负战时杂役，无权当兵。西周士卒的主要来源是“国人”（含奴隶主贵族和平民）。国人有“执干戈以卫社稷”的权利和义务。奴隶只能随军服杂役。贵族子弟经过训练，担任车乘的“甲士”。一般平民充当“徒兵”，即步卒。集兵方式沿袭商代的征兵制。如据《周礼·地官·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羡，唯田与追胥竭作。”郑玄注：“可任，谓丁强任力役之事者。”七口之家可任力役的强丁为五人，六口之家为二点五人，五口之家为二人。而起军之法，乃家出一人。事实上，西周后期的兵役却有明显加重。

自春秋至战国，各诸侯国为适应兼并战争的需要，相继革新军制。如“作州兵”、“作丘甲”、“作丘赋”，纷纷扩兵增赋。后来为扩充常备军，征兵范围更广了，不仅打破了以前“国”、“野”的界限，取消对当兵者身份的限制，而且规定凡适龄、适役者都得服兵役。这时，征兵办法不是建立在“井田制”基础上，而是逐渐按郡县为单位了。征兵对象主要来自农民和中小地主，同时也役及妇女。《墨子·备穴》云：“诸作备穴，五十人，男女各一半。”同书《备城门》曰：“守法：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少十人，计之五十步，四十人。”又《商君书·兵守》：“守城之道……三军：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这说明战国时期妇女从军已为普遍。在各国实行郡县征兵制的同时，还兼行“选募”。如魏之“武卒”、齐之“技击”、秦之“锐士”等。征兵范围的扩大，征兵方式的增多，自亦加重了人民的兵役负担。

秦汉时期，集兵制度比较复杂。在四百多年中，曾经实行过征兵制、谪戍制、志愿兵制（“私装从军”）、募兵制和刑徒兵制。但其中的征、募兵制是主要的集兵方式。就其发展的趋势来说，大致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秦朝至西汉前期。这时承袭战国旧制，以征兵制为主。当时各军、兵种的兵源均靠征兵来补充。例如：秦朝“尽征材士五万人屯戍咸阳”。[1]楚汉战争时，“齐王田荣叛楚，项王往击齐，征兵九江……”。[2]西汉初，“陈豨反代地，高帝自往击之，至邯郸，征兵梁”。[3]高帝曰：“陈豨反，赵、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征天下兵……。”[4]据文献记载，当时征兵的对象主要是国家编户中的小农。国家政权对征兵的年龄标准、身体条件、服役期限等均有明确规定（详后）。在征兵制下，那时士兵的社会地位和素质都比较高，唐之府兵也是一种征兵制，汉唐前期的强盛之局，与征兵制实为有关。(https://www.daowen.com)

第二阶段：自武帝至西汉末期。此时既行征兵，也有募兵，还辅之以志愿兵、谪兵和刑徒兵制，但志愿兵带有偶发性，而西汉的谪兵、刑徒兵多为战争激烈时的应急之举。故当时主要是实行征、募兼施的兵役制度。《汉书·昭帝记》：始元元年条注引应劭曰：“旧时郡国皆有材官、骑士以赴急难，今夷反，常兵不足以讨之，故权取精勇。闻命奔走，故谓之奔命。”按法律规定，国家编户的适龄男子仍有承担当兵的义务，但募兵在这时也成为征兵的重要补充。事实上，那时在中央军中，既有大量从郡县征调来的卫士；又有一部分是募兵。野战军的兵源多数来自征兵，然募兵也渐增多。如汉昭帝始元元年，“募吏民击益州”，[5]元帝永光二年，“发募士万人击西羌”，[6]从《居延汉简》中，也可看到“募戍卒”和“募吏卒”的记录，[7]等等。西汉后期实行征、募兼施，反映了当时土地私有制深化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状况，也说明由于长期战争，通常的征兵制难于适应大规模对外战争的需要。

第三阶段：自光武帝至东汉末期。这是征兵制逐渐被募兵制所代替的时期。东汉初，光武帝罢除内地郡国正卒的“更役”制度后，集兵方式主要采用募兵制，同时也辅之以刑徒兵制。当时尽管编户的军籍仍存，宫廷卫士照旧保留更番之制，边郡有急也行征兵，但总的说是征兵之制已趋松弛，募兵才是兵员的主要来源。例如：建武二十四年，“马援将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征五溪蛮夷”。[8]明帝永平十六年，“耿秉等率武威、陇西、天水募士及羌胡，出居延击呼衍王”。[9]顺帝永和五年，庞浚募勇士屯美阳。[10]桓帝延熹五年，御史中丞盛修募兵讨长沙、零陵义军。[11]此类事例甚多。当时被募的对象，有破产农民、刑徒，也有少数民族。至于运用刑徒兵作战或戍边的情况，东汉也较西汉普遍。当时刑徒至边郡，往往加入诸营屯兵之内，他们可以携带家属，著籍边县，长屯边陲，世代为兵。这是后来形成世兵制的重要源头之一。

综上所述，秦汉时期的集兵方式多样。就其发展趋势言之，大致上是秦至西汉前期以征兵为主。自武帝后，征、募兼行。迄至东汉时期，则征兵渐衰，募兵日甚，并开始向世兵制过渡。这意味着兵农合一，向兵农分离的方向发展。

集兵方式受国家经济、政治诸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西周、春秋之际的“丘乘”、“丘甲”制与“井田制”相适应；战国至西汉前期的征兵制与当时的“辕田制”、“名田制”相适应；此后隋唐的府兵制则与“均田制”相适应。集兵方式的复杂多变，还因为它要受到政治形势、军事战争的制约。在和平时期，兵役制度较为单一稳定，应役条件高，人民的兵役负担稍轻。而在战争年代，则兵役制度不稳定，征募范围广，士卒成份复杂，人民的兵役负担也为加重。尽管集兵方式多变，但在整个封建社会中，由于地主阶级国家的性质未变，故秦汉以后的各朝，其集兵方式一般皆沿着征、募兼行的轨迹发展。例如：三国初期，以募兵为主。稍后，募兵兵源不足，便实行兵、民分别立户，士兵世代为兵，形成世兵制，出现大量的职业兵和部曲兵；而局部地区也实行征兵制。隋及唐前期，把府兵制与均田制结合起来，实行征兵制，后来由于均田制破坏，府兵社会地位下降，大量逃亡，故从玄宗开元十一年起，改行募兵制。于公元737年，又将募兵制推行于边防军中，并允许节度使就地募兵。从此，府兵制逐渐被募兵制所代替。随后，五代至宋朝，主要实行募兵制。但至明代又复实行征、募兼施的制度。可见，以征、募为主的集兵方式，自汉代开创后，多为历朝所沿袭，它几乎成为中国古代集兵制度的一条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