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宫廷禁军
宫廷禁军主要是指郎卫，包括期门、羽林军。
“郎卫”的“郎”，其本意为“廊”，指宫庭之廊。许慎《说文解字》无“廊”字，北宋徐铉新附“廊”字，并认为“廊……汉书通用郎”。可见，“郎”是“廊”的省文，可以互释，郎卫也就是任职于宫廷之中，在君主身边的侍卫近臣。
查考文献，有关“郎”的设置甚早。它至迟在战国时期已有。例如：秦在昭襄王时，有郎中令婴，[14]又有郎中阎遏、公孙衍等。[15]楚国有郎尹一官，为“主郎官之尹”。[16]此外，韩国、赵国亦有郎中。[17]战国时期，郎吏（郎官）的责职，主要是为国君侍卫，参与谋议，奉命出使，[18]尚属文官性质。
秦汉时期，随着统一封建王朝的建立，统治范围的扩大以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加强，作为皇帝的近臣、宫廷侍卫——郎吏的员额也有明显增加。如据《史记·儒林列传》注引卫宏《古文尚书序》云：
秦既焚书，恐天下不从所改更法，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余人。
由于郎的员额迅速增多，故秦至汉初，郎官有中郎、郎中、外郎三种。“中郎”是给事禁中的郎官，在诸郎中地位最高，秩比六百石，得出入禁省，宿卫天子之侧；“郎中”是给事宫中的郎官，秩比百石，朝仪时，于陛下两旁执戟、盾而立；“外郎”是相对给事禁中、宫中的中郎和郎中而言的，相当于外郎的是谒者、骑郎、黄头郎、旄头郎等等。
诸郎，平时持戟宿卫殿门、殿廊；凡有大的朝会，立于殿阶两旁，担负着守卫殿内警卫重任；皇帝出行，则充当车骑扈从。文献在这方面的记载甚为明确。例如：
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19]
凡郎，皆主更直，执戟宿卫诸殿门，出充车骑，唯议郎不在直中。[20]
郎卫的职责比卫尉统辖的卫士重要，其身份、地位也比卫士较高，它是宿卫宫廷的禁卫力量。据《汉书·武五子传》、《霍光传》：郎卫要进行定期的训练，要求也甚严。
秦至汉初的诸郎，其最高长官是郎中令。《汉书·百官公卿表》云：“郎中令，秦官，掌宫殿掖门户，有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禄勋。属官有大夫、郎、谒者。”臣瓒注曰：“主郎内之官，故名郎中令。”又《初学记》卷十二，“光禄卿”条引《齐职仪》云：“秦置郎中令，掌宫殿门户及主诸郎之在殿中侍卫。”所有这些史实都说明，郎中令是统管宫中诸郎，负责宫廷禁卫的长官。
郎中令统领诸郎是通过“三署”进行的。“三署”为郎中令的下属机构。《后汉书·和帝纪》注在解释“三署”时说：
三署，谓五官署，左、右署也。各署中郎将以司之。
《初学记》卷十二“光禄卿”条注引《汉官》曰：
郎中令属官，有五官中郎将，左右中郎将，曰三署。署中各有中郎将。议郎、侍郎、郎中，皆无员，多至千人，主执戟卫宫陛……谓之郎中令者，言领诸郎而为之长。
有的学者指出：这条材料，既说明了郎中令与三署的统领关系，也说明了三署与郎官的统属关系，从其职掌看，郎中令与三署完全相同。可见，郎中令是通过三署来领导郎官的。[21]其说甚是。又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当时较三署低的还有“车、户、骑三将，秩比千石”。三将有各自的专职，以保卫宫中及皇帝出行时的安全。自郎中令更名为光禄勋后，诸郎又分为三署郎、车郎、户郎、期门郎、羽林郎，各署长官分别统辖，归光禄勋总领其事。
武帝时期，为进一步加强宫廷禁卫，在光禄勋属下增设了期门、羽林两支禁军。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的记载：
期门，掌执兵送从，武帝建元三年初置，比郎，无员，多至千人。有仆射，秩比千石。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贲郎，置中郎将秩比二千石。
羽林，掌送从，次期门，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营骑，后更名羽林骑。又取从军死事之子孙，养羽林官教以五兵，号曰羽林孤儿。羽林有令、丞，宣帝令中将、骑都尉监羽林，秩比二千石。
《百官表》这段文字，对期门、羽林的组建时间、任务和统属等问题，交待得颇为清楚。
首先，期门、羽林建立在汉武帝时期，此无可疑。其根据除上述《百官表》提供的材料外，还可从其他一些材料中得到证实。如：《汉书·东方朔传》说：“建元三年，八九月中，与侍中常侍武骑及陇西、北地良家子能骑射者，期诸殿门，故有期门之号，自此始。”《后汉书·顺帝纪》注引《汉官仪》：“孝武建元三年，初置期门；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贲郎。”又《后汉书·顺帝纪》关于羽林的注解引《汉官仪》曰：“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建章营骑，后更名羽林。”《后汉书·来历传》注曰：“羽林骑，武帝置。”所有这些记载，均与《汉书·百官表》相同。即建元三年（前138年），初置期门。太初元年（前104年），初置羽林。
但应劭的《风俗通》卷二却云：“〔刘向谓成帝〕曰：文帝时政颇遗失，……又为微行数幸（邓）通家，文帝代服衣
袭氈帽骑骏马，从侍中、近臣、常侍、期门、武骑猎渐台下，驰射狐兔。”[22]考诸史实，这种认为“期门”创自文帝时期的说法，似乎失误，恐难确信。
汉武帝创设期门、羽林的意图，过去有人认为这是为了“法天设官”。所谓“天上有虎贲、羽林的星座，故人间当有虎贲、羽林这种人物”。看来也非如此。其实质性的原因，大概主要是为了贯彻“居重驭轻”的建军方针，扩充贴身侍卫的力量，进一步确立中央军的优势地位。同时，面对当时复杂的社会问题，出于武帝的不安全感，为了加强禁卫力量的可靠性。钱文子《补汉兵志》曰“汉用六郡良家补羽林、期门，盖三辅、园陵赖藩蔽，故取其子弟以备宿卫。”甚是。所以，武帝时期创设期门、羽林，强化亲军力量是当时政治、经济形势下的产物。东汉时期，期门、羽林仍然保持了下来，而且有了发展。《续汉书·百官志》云：当时设有：虎贲中郎将，比二千石，主虎贲宿卫。下有左右仆射、左右陛长各一人，比六百石。虎贲中郎，比六百石，虎贲侍郎，比四百石，虎贲郎中，比三百石，从节虎贲，比二百石。羽林中郎将，比二千石。主羽林郎，比三百石，掌宿卫侍从。下有羽林左监一人，六百石，主羽林左骑，丞一人。羽林右监一人，六百石，主羽林右骑，丞一人。可见，东汉一代，期门、羽林的编制似较以前更为完备了。
期门、羽林归光禄勋统辖，此为史界所公认。但它是否属于“南军”？对此，过去许多人的回答也是肯定的。例如：徐天麟说：“期门、羽林皆置卫官，故属南军。”[23]王应麟说：“南军有郎卫、有兵卫，掌出入宫禁，为宿卫。”[24]郭沫若说：“（武帝）为了平衡南北军力量，又先后设立期门、羽林，〔隶南军〕。”[25]此外，十院校编写的《中国古代史》也说：汉武帝“在中央的常备军中，增设八校尉，隶属北军；增设期门、羽林军，隶属南军”。[26]
考诸史实，我们认为：南军仅指卫尉所辖的卫士，它当不包括期门、羽林在内。也就是说，期门、羽林并不隶属于南军。因为光禄勋与卫尉皆位列九卿，其官秩平级，都是二千石，二者没有统属与被统属的关系，这是一；汉武帝在光禄勋下设置期门、羽林军，正是为了使郎卫、南军、北军这三支武装力量得到平衡，以利互相牵制，这是二；再说，卫尉与光禄勋的职掌有别，“殿外门舍属卫尉，殿内门舍属光禄勋”。[27]这两者的职能关系不容混淆，这是三。实际上，期门、羽林是一种以侍卫为主要职责的候补官吏，也是一支保卫皇帝的亲军，即宫廷禁军。它与南军并非完全相同。
期门、羽林“掌执兵送从”、“掌送从”。从《汉书·百官公卿表》的这一记载看，其职掌主要是负责宫廷宿卫及皇帝出行时的武装护卫。现在，让我们列举以下史实，以供参证：
正月旦，天子幸德阳殿，临斩。公卿、将、大夫、百官各陪位朝贺……御史四人执法殿下，虎贲、羽林张弓挟矢，陛戟左右，戎头偪胫陪前向后，左右中郎将位东南，羽林、虎贲将位东北，五官将位中央，悉坐就赐，作九宾散乐。[28](https://www.daowen.com)
（帝崩）百官皆白单衣，白帻不冠。闭城门、宫门。近臣中黄门持兵，虎贲、羽林、郎中署皆严宿卫。各府各警……昼夜行阵。[29]
（顺帝即位）乃召公卿百僚，使虎贲、羽林屯南、北宫诸门。[30]
（曹节）于桓帝时，近中常侍、奉车都尉。建宁元年，持节将中黄门、虎贲、羽林千人，北迎灵帝，陪乘入宫。[31]
由此可见，在当时，凡朝会、大丧、大傩及皇帝即位等，一般皆有期门、羽林警卫，护卫的次序是期门在前，羽林在后。
除宫庭宿卫之外，期门、羽林还有奉命出征的任务。这方面的实例殊多，择举数例以见一般：
（宣帝神爵元年）西羌反，发三辅、中都官徒弛刑、及应募佽飞射士、羽林孤儿……诣金城。[32]
（赵）充国子右曹中郎将卬，将期门
飞、羽林孤儿、胡越骑为支兵，至令居。[33]
及世祖讨河北，（马）成即弃官步负，追及于蒲阳，以成为期门，从征伐。[34]
（明帝永平十五年）马严拜将军长史，将北军五校士、羽林禁兵三千人，屯西河美稷，卫护南单于。[35]
（和帝永元六年九月）行车骑将军事邓鸿、越骑校尉冯柱发左右羽林、北军五校士及八郡迹射、乌桓、鲜卑，合四万骑，与度辽将军朱征、护乌桓校尉任尚、中郎将杜崇，征叛胡。
（安帝永初元年）是时羌反，断陇道，汉遣（邓）骘将左右羽林、北军五校及诸郡兵征之。[36]
（灵帝中平元年）黄巾贼角等起，以（何）进为大将军，率左右羽林、五营士屯都亭，修理器械，以镇京师。[37]
因为期门（虎贲）、羽林要奉命从征，所以，必须定期进行训练，由“官教以五兵”。[38]
郎卫及期门、羽林等宫廷禁军的人数，史文记载零散，难于找到正确结论。汉初的郎卫似无定额。武帝之前“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皆无员，多至千人”。[39]武帝建元三年，增设期门郎一千五百人。[40]太初元年，增设羽林郎近二千人，[41]又取从军死事之子孙养羽林，官教以五兵，号曰羽林孤儿，“其员无数”。这样，武帝时期的郎卫大约是四、五千人左右。东汉由于军队整编，省去了“户、骑、车三将”，郎卫人数有所裁减。据《续汉书·百官志》：当时，虎贲中郎将领虎贲郎一千五百人，羽林中郎将领羽林郎一百二十八人，羽林左、右监领羽林左、右骑，羽林左骑九百人，右骑未载人数。依此，则光禄勋所辖，总共约二千五百余人。从期门羽林大量出没于战场的情况看，应该说二千五百人是个不完全的数据，实际情况应当更多。
诸郎及期门、羽林，既作为执戟宿卫的皇帝亲兵、家将，因此，在选拔方式上和通常的兵役制度自有不同。它不是采用“征集”、“招募”的办法，而是通过特殊的途径选用。例如：西汉的诸郎主要通过訾选、荫任等办法选用，它多出自高官、富人子弟。而期门、羽林则多选自三辅、六郡的良家子。例如：
建元三年，武帝微服私行，诏令陇西、北地良家子能骑射者，期诸殿门。[42]
甘延寿北地郁郅人也。少以良家子善骑射为羽林，投石拔距绝于等伦，尝超逾羽林亭楼，由是迁为郎。试弁，为期门，以材力爱幸。[43]
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师古注：六郡谓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44]
这些材料说明，期门羽林多来自“六郡”地区，选拔标准为“材力”和“善骑射”，它们的身份当是“良家子”。关于良家子的解释，各家不尽一致。《史记·李广列传》注引《索隐》曰：“如淳云，良家子，‘非医、巫、商贾、百工也’。”《汉书·李广传》王先谦补注引周寿昌曰：“汉制，凡从军不在七科谪内者，谓之良家子。”又据贺昌群先生考说，良家子又称良民、良口，在汉代的阶级意义是指自由民，也就是没有市籍、没有犯过罪及不是奴产子、七科谪的家世清白之民。日本学者好并隆司《秦汉帝国史研究》认为：良民，居闾右，是有爵者。出身良家，又需具备善骑射、材力过人的条件，才能入选为期门、羽林，这表明要求上，比一般士兵为高。
“羽林”除选自三辅、六郡良家子外，凡从军死事之子孙及征战有功者，后来也可入补。如据《汉书·宣帝纪》注引如淳曰：
《百官表》：取从军死事者之子养羽林，官教以五兵，号曰羽林孤儿，少壮令从军。
《后汉书·顺帝纪》注引应劭《汉官仪》亦曰：
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建章营骑，后更名羽林，以天有羽林之星，故取名焉。又取从军死事之子孙，养羽林，官教以五兵，号曰羽林孤儿。光武中兴，以征伐之士劳苦者为之，故曰羽林士。
以战功入补为羽林者，东汉为数不少，《后汉书·耿弇传》亦有这方面的记载。但要指出的是，到了东汉后期情况又有不同。桓、灵之时，皇帝竟然通过诏书，公开标价占卖郎官了。如：延熹四年诏：“占卖关内侯、虎贲、羽林……各有差。”[45]光和元年，“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谷各有差”。[46]这种情况与前面所述迥异，发生了很大变化。
诸郎及期门、羽林的设置和当时的中央集权政治是分不开的。汉廷增设期门、羽林，扩充高级侍卫队，不仅强化了中央军的主导地位，而且为中央集权统治培养、储备了大批军用人才。光禄勋岁时科第这批宫廷禁军的品行、材力，使他们接受各种特殊的培养训练，“教以五兵”、“悉通孝经”等，造成一种绝对忠诚于天子的心理素质和行为习惯，然后把他们输送到第一线去担任将、校，统领军队，这实际上起了选拔将吏后备队的作用。当时不少将、校及边郡太守，大多选自光禄勋所领的宫廷禁军系统。能征善战的一代将领，如赵充国、李广、冯奉世、甘延寿等，都出身羽林而成为名将。但是，也要看到，由于期门、羽林的“父死子继”，到东汉后期，便成为世兵制形成的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