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兵办法和实施基础
国家对征兵对象、年龄及役期等所作出的规定，是搞好征兵的重要依据。但根据这些规定如何具体实施？过去我们对此未曾有过深入探讨。
据《周礼·地官·小司徒》：周代征兵办法，主要是依据土地和人口比例来实行的。自春秋战国以降，各国逐渐实行郡县征兵制，出兵单位也就不再依井邑丘甸，而是按行政区域了。在实行郡县征兵制的秦汉时期，具体征兵的办法如何？文献没有留下系统记录。这里只能从散见资料中窥测一般。
（1）各郡征兵的数量，由中央将任务数下达，按行政区域或地缘单位进行征调。一郡征多少兵，自有员额。一般地说，大郡多于小郡，边郡多于内地，精兵所在又多于其他地区。六郡良家，颍川步兵，江南弩手亦多少不等。从居延、敦煌汉简考察，对地处边防要塞的郡县，如敦煌郡的敦煌县，张掖郡的居延县、氐池县、屋兰县、觻得县等，凡适龄编户，几乎大部分被征调入伍戍边。这些边郡的征兵数量和内郡显有不同。大概当时是依照人口的多少、士兵的素质及边郡战事的需要，来决定某郡征兵的数量。
（2）各郡征点何类兵种，一般有所选择，实行因地制宜。大抵金城、天水、陇西、安定、北地、河东、上党、上郡多征骑士；三河、颍川、沛郡、淮阳、汝南、巴蜀多征材官；江淮以南则多征楼船士。[41]不仅因地区不同，征点的兵种有别，而且实行“近地调发，无远征之劳”。[42]宋人陈傅良在《历代兵制》中说：“古人调兵，各从其方便……汉民独得古意。役民之法，大帅征师，其备胡则上郡、陇西、北地；事越则会稽、豫章；击朝鲜则举辽东；开西南夷则巴、蜀移兵，赴远不一再。”
（3）各郡适龄对象的“为役先后”，通常以身体、材力和丁口为标准。据《续汉书·百官志》：“乡置有秩、三老、游檄。本注曰：有秩郡所署，秩百石，掌一乡人，其乡小者县置啬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可见，当时征兵，谁先谁后是有规定的，而且以“善恶”为准。这里的“善”与“恶”，是否根据身体情况、家资户等及人口的多少而定？文献本身的记载，没有明确交待。不过，在另一些材料中为我们提供了重要信息。如云梦秦简《戍律》云：“同居毋并行，县啬夫、尉及士吏行戍不以律，赀二甲。”又《汉旧仪》：“高祖命天下郡国选能引关、蹶张、材力武猛者，以为轻车、骑士、材官、楼船。”从这些材料来看，很可能家庭人口多，身体健壮者先役。所以，后人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凡有天下国家者，不能不役于民。然役有轻重、繁简、远迩、久速之殊。民有老少、强弱、富贫、贵贱之异，不可以一概论也……掌均力征，必先审民家之丁中或多或寡，其家中之牛马车辇或有或无，因其材而任事，随所宜而加之役。”[43]当然，在封建社会中要完全以家资、丁口多者“先役”，这似是难以做到，但选择兵员的标准，有身体、技艺等方面的要求则是事实。健壮男子“先役”，似无可疑。
（4）各郡负责征兵的主管单位是都尉、县尉及乡里基层组织。马端临说：“役民者官也，役于官者民也。郡有守，县有令，乡有长，里有正，其位不同，而皆役民者也。”[44]当时的地方政权，尤其是军事行政部门的都尉、县尉，还有乡里组织，直接负有维护治安、选派兵员的任务。它们不仅要协助守、令保证军队的武器装备、军粮供应，还要保证军队有足够的兵源。如据《秦律杂抄》记载：“县毋敢包卒为弟子，尉赀二甲，免；令二甲。”[45]当时规定，若将成年应役的“卒”隐匿为弟子，帮助他们逃避兵役，则县尉、县令都要受到处罚。这很显然是一条保证兵员补充的法律。至于乡、里组织，是封建国家在政治上的神经末稍，它除贯彻国家下达的各项“政令”外，也是摊派兵役的得力工具。《居延汉简》的吏卒名籍，常有某某里及多少岁的记载，这很可能就是编户入伍之前，由县或乡里调查摸底所建立的档案。所以入伍后，虽然身为军士，但户籍名册仍以乡、里的名单出现。例如：“饼庭燧卒，鸣沙里，大夫，范弘，年卅四，父大男辅，年六十三，弟大男□，年十七，妻大女□，年十八。”[46]“田卒，东郡清灵黑里，大夫，聂德，年廿四，长七尺二寸，黑色。”[47]根据现有资料，当时里有里主、里正、里魁、里胥、里门监等。它们各理其事，各负其责。大概其中的里主负责户籍登记等，而里魁则与民防和选派兵役相关。
秦至西汉前期，在征兵制实行得较为普遍的情况下，当时封建国家凭借什么力量来实现其对兵役的征调？看来，主要是靠政治、法律等强制手段。但同时也有赖于与集权政治相适应的社会经济基础。当时实施征兵的基础和条件，归纳起来，大致上有以下几方面。(https://www.daowen.com)
首先，具有较为完备的户籍制度。户籍，是中国历代统治者十分重视的一个问题。户籍上所登记的人口数字，是国家向人民课赋征役的依据。早在周代的所谓“料民于太原”，[48]就是宣王三十九年（前789年）进行户口调查的可靠记录。战国时期，秦献公十年，行“户籍相伍”之法，是将户籍管理同什伍编制相结合，加强统治的重要形式。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对户籍的管理作了进一步调整。《商君书·境内篇》说：“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商鞅不仅强调对人口出生和死亡的动态登记，而且注意到按人口性别、年龄、社会成份和职业的分类统计。他认为一个富强的国家，必须清楚地了解“境内仓、口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说取食者之数，利民之数，马、牛、刍稿之数。”[49]只有这样，才能“兵起而胜敌，按兵而国富”。在云梦秦简的《编年记》及《法律问答》中，有“自占年”及防止“匿户”的规定，这正是秦对商鞅变法精神的贯彻和落实。
汉初统治者，对户籍同样未曾放松。刘邦初入咸阳时，肖何首先所注视的不是秦宫的“金帛财物”，而是收藏丞相府的“图籍文书”，所以汉王具知天下防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50]西汉建国后，又专令张苍“明习天下图书计簿”，[51]而且为加强对户籍的管理，于具体措施上，抓得较前更为有力、更加制度化。例如：每年仲秋之月，定期实行“算民”或“案比”。[52]这类似后世的“貌阅”，就地进行户口调查登记。仲秋“算民”、“案比”之后，接着是编造户口名籍，所谓“汉时，八月案比而造籍”，[53]就是这个意思。汉代户籍簿上记载的内容，据《居延汉简》的材料得知，从籍贯、住址、爵位、职务、姓名、年龄、肤色、家庭成员及户赀等，无不登记。[54]各地将户籍簿册编造过后，每至岁终要进行“上计”，即下级向上级、地方向中央将当地的垦田、户口等情况层层上报。徐干在《中论·名数篇》中说：“民数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贡赋，以造器用，以制禄食，以起田役，以作军旅，国以之立典，家以之立度……其为审民数乎。”他认为，全面掌握人口是国家的根本要务。一切政治、经济措施，皆须以一国的人口为基础。由于那时具有较为完备的户籍制度，所以封建国家能够掌握一郡可以征多少兵，全国合计拥有多少兵源。并能根据应征对象的身体、材力和丁口状况，而决定“为役先后”。故户籍为征兵提供了可靠的资料依据。
秦至西汉前期，所以能较普遍地实行征兵，这与土地问题有关。马克思主义认为：“封建制度的基础，是封建土地所有制。”[55]在封建社会中，兵源的征求根植于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秦汉时期的土地制度，可以说一度为征兵的实行奠定了经济基础。秦自商鞅变法后，实行过辕田制和名田制。如史称：“孝公用商君制辕田，开阡陌，东雄诸侯。”[56]“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57]这里提到的所谓“辕田制”，实际上是用法律形式使农民对份地的永久占有，将土地分割给各家农户，“劝民耕农利土”。[58]而“名田制”，[59]即以名占田，也就是把土地归于私人名下。然“占田立限”，不得逾制。此外，秦国还按照古老传统继续推行由国家向农民“授田”的制度。如云梦秦简《田律》：“入顷刍稾，以其受田之数，无垦不垦，顷入刍三石，稾二石。”但这种“授田制”和春秋以前的“井田制”，已有明显的不同。秦的“授田制”是有授无还的，它和后来的“赋民公田”、“赐民公田”在性质上相近，都是封建土地国有制向私有制转化的一种形式。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宣布“使黔首自实田”，在全国范围内，将土地私有制加以法典化，则是春秋战国以来土地关系大变动的一次总结。西汉建国后，刘邦又“复故爵田宅”，宣布“法以有功劳行田宅”，[60]把秦代的军功赐田和“名田制”重新恢复，如此等等。战国、秦汉时期的所有这些土地政策，不仅扶植了大批军功地主，使他们可以专心事敌，“兵虽为宿于外，竟内不失须臾之时”；而且也使众多的个体小农纷纷涌现，并至文、景时期发展到了一个高峰。在军功地主掌权时期，名田制和军人利益能得到保证；而个体小农的增多，则兵源充足，赋役来源有保障。所以，秦至西汉前期的土地问题不甚紧张，自耕农民相对为多，这对保证征兵制下的兵源来说，是个关键所在。
此外，当时推行“军功爵制”和提倡“重武尚功”的精神，对征兵制的正常实施，也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军功爵制，产生于春秋，确立于战国，推行于秦汉。秦国商鞅变法时，在吸收各国经验的基础上，明确规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61]当时，还提出必须在民间鼓励“尚武”精神，要使“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出征之时，要“父遗其子，兄遗其弟，妻遗其夫，皆曰：‘不得（敌人首级——引者注）无返’！”[62]这充分说明，秦国统治集团十分注重提倡重武尚功的社会风气。为使“士民贵武勇”，养成尚武风气，除了采用行政措施外，还注意了经济刺激。如所谓“利禄官爵，搏出于兵”。[63]“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64]商鞅变法后，秦国的制度和政策，把军功同政治、经济利益直接结合起来，这样，就使服兵役不仅是人民必须承担的义务，也是实现利禄官爵和经济利益之所在。结果，秦民“勇于公战”，[65]一般皆愿从军。
秦始皇“续六世之余烈”，恪遵祖训。刘邦建立西汉，承袭秦制，继续推行二十级军功爵制，当时不仅大封功臣一百四十三人为列侯，而且诏令：“军吏卒会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满大夫者，皆赐爵为大夫，故大夫以上赐爵各一级。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66]这充分体现了汉初褒赏军功及酬赏军功条件的宽松，从法律上保障了立有军功者的特殊政治地位。通过军功爵制的推行，汉初出现了“将相公卿皆军吏”的局面。[67]所以，当时士兵社会地位高，重武尚功精神，得到了保持和发扬，而征兵制度也能较好地实行。
总之，秦至西汉前期，征兵制所以能够较好的实施，这是由于当时具有与之相适应的基础和条件。主要有比较完备的户籍制度；土地问题不那么紧张，自耕农相对为多；推行了军功爵制；民间“尚武”风气较盛等。然从西汉中后期开始，军功爵制走向轻、滥，特别是随着土地私有制深化和土地兼并加剧，广大农民纷纷破产、流亡而脱离“版籍”，因此，征兵制度也就走向了松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