募兵的兴起和发展
论者言及兵制时，向来有一种说法，认为“募兵开始于西汉武帝以后”。但据一些材料来看，中国封建模式的募兵，究其渊源至少在战国时期就已有之。据载：
武侯问曰：“愿闻治兵、料人、固国之道。”起对曰：“古之明王，必谨君之礼，饰上下之仪，安集吏民，顺俗而教，简募良材，以备不虞。昔齐桓募士五万，以霸诸侯。晋文召为前行四万，以获其志，秦缪置陷阵三万，以服邻敌，故强之君，必料其民。”[107]
子胥伐楚，因行军袭郑。献公惧，令国中有能还吴军者，吾与分国而治，渔者之子应募。[108]
战国时期，除“征兵”外，也兼行过“选募”。凡选募之兵多用于充当军队的骨干和国君的卫队。因此要经过严格的考选。如魏之“武卒”，齐之“技击”，秦之“锐士”等，通常都是经过考选的办法招募而来。
秦代，在文献中未见“募兵”记录。汉代的募兵，确乎源于秦汉之际或楚汉战争期间。那时，刘、项相争，互相攻伐频繁，汉高祖刘邦为补充兵员击败项羽，他在实行征兵的同时，兼用过募兵。史称：
高祖为汉王时，阆中范目说高祖募取賨人定三秦……。[109]
及高祖为汉王，募賨人平定三秦，既而求还乡里。高祖以其功，复同丰、沛，不供赋税。[110]
这里说到的“募”虽是临时措施，且对受募者也未明确提及“赏值”问题，但是，它可以优复赋税，立了功之后，可以取得相应的经济权益，此当同样是一种补偿。所以，这可以说是汉代型募兵的开端或重要源头。不过，汉初的募兵不为常有，当时征兵之制才是通制。
但自西汉武帝之后，随着政治和社会经济诸因素的变化，于是在实行征兵制的同时，官府在“编户”中的招募之举便日趋频繁了。其时不仅招募兵员的地区广，次数多，而且募兵的人数及规模也是前所少有的。下面择举几例，一窥一般：
（武帝天汉初年，苏）武与副中郎将张胜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斥候百余人俱。师古注曰：募人以充士卒，及在道为斥候者。[111]
（元帝永光二年），汉复发募士万人……未进，闻羌破，还。[112]
（淮阳王更始二年），光武令（王）霸至市中募人，将以击（王）郎。[113](https://www.daowen.com)
（显宗十六年），耿秉、秦彭率武威、陇西、天水募士及羌胡万骑出居延塞……击呼衍王。[114]
（桓帝延熹五年），长沙、零陵人民起义，汉廷“遣御史丞盛修募兵讨之”。[115]
灵帝末，黄巾起……大将军何进遣都尉毋丘毅诣丹阳募兵。[116]
以上只是就各个时期募兵的情况，我们列举了一些材料，旨在说明自西汉武帝后，一直到东汉末年，募兵从未间断。
汉代募兵的发展，还表现在封建国家对招募来的士兵，赋予了相当广泛的运用。归纳起来，有以下四个方面：
（1）在京师禁卫兵中有部分募兵充任。如武帝时的“八校尉”中，有一部分大抵已具募兵性质。当时招募了一些习知胡、越的人来充任。东汉北军中的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五校与黎阳虎牙雍营，大多也是由募兵所组成的。两汉京师兵（中央军）的组成，除从郡国征调之外，募兵也为来源之一。
（2）边境要地常用募兵屯戍。汉代西北方向的边防劲旅主要是羌胡。如何加强对边境的防范，自来为汉廷费尽心计。或“移民实边”，或调员“屯戍”，而运用“募兵守备要害”之地者也为常有。如据《汉书·宣帝纪》：神爵元年，西羌反叛，汉廷“发三辅、中都官徒弛刑及应募、佽飞射士、羽林孤儿、胡越骑……诣金城”。又《居延汉简》载：“建平五年十二月丙寅朔，乙亥，诚北候长□充□言之。官下诏诣□右□□□□□□□□募谨募□戍卒庸魏□等□□□□□□。”“出麦食马三匹，给尉所募卒吏四月十六日食，吏一人马一匹，卒一人马一匹。”[117]这里提到的“募□戍卒”、“募卒吏”等与文献记载似可互证。到了东汉，随着边兵制度的变革，统治者使用募兵屯戍边境要地情况更为普遍。运用募兵屯边，这是东汉“罢边郡亭候吏卒”后的一个重要措施。明帝时期尤为常见。
（3）征讨少数民族，经常使用募兵。周边各少数民族，在汉代先进文化的催化、吸引下，总的趋势是“慕向内属”，向中原内腹地区靠拢，表现为一种规律性的向心运动。但由于各族间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不平衡，加之有时受到一些贵族首领及汉廷苛吏的离间和压迫，故民族争端或战事不时产生。汉王朝对待少数民族的反抗，除在郡国征发兵员之外，采用募兵镇压的情况亦多。如建武二十四年，光武帝派马援等“将十二郡募士及施（弛）刑四万余人征五溪（蛮夷）”。[118]明帝初年，“西羌寇陇右”，汉廷派马武、王丰、窦固、陈诉等“将乌桓、黎阳营、三辅募士……合四万人击之”。[119]此后，于章帝建初四年，安帝元初二年、元初三年，顺帝永和五年，桓帝延熹五年等，都有使用募兵平定少数民族反抗的事。东汉王朝经常运用几千、几万的募兵对少数民族出击，这既反映了征兵地位的下降，也反映着当时民族矛盾的激化。
（4）镇压农民起义也大量使用募兵。随着农民反抗斗争的发展，在征发来的“郡兵”不足以抵御农民革命怒潮的情况下，封建统治者往往动用募兵对他们进行反扑。莽末汉初，由募兵起家进而用之于镇压起义军者已不在少数。自光武帝罢材官、骑士后，使用募兵镇压农民起义者更多。例如：质帝永熹元年，官府募兵攻打徐凤起义军。[120]桓帝延熹五年，度尚广募杂种诸蛮夷，进击豫章艾县人民起义军。[121]灵帝熹平元年，会稽许生起义于句章，孙坚“以郡司马募召精勇，得千余人，与州郡合讨破之”。[122]中平元年黄巾起义爆发后，皇甫嵩、朱㒞、孙坚等也都曾兼统募士打过黄巾军。[123]使用募兵镇压农民起义，这是统治者在统治政策上的一种妙用。因为相当部分破产农民被官方招募入伍之后，这在被统治阶级中产生了釜底抽薪的作用，使封建政权可以多获得一些保险系数。另一方面，当被招募入伍的破产农民一旦转化为职业兵后，他们便由可能具有潜在反抗封建政权的力量，转变为对农民军充当武装镇压、维护封建政权的力量了。
此外，有关平定地方叛乱乃至东汉末年军阀间的混战等，也都有过使用募兵者。
综上史实表明，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自西汉武帝之后，募兵日渐频繁。从西汉中期到东汉末季，几乎历朝都有，而且运用募兵的范围比较广泛。如果说，西汉中期以前是以征兵为主，募兵尚未形成恒制或带偶发性的话，那么，自西汉中期以后至东汉，便在征兵的同时，逐渐发展成为大量的招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