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弛刑”为兵
“弛刑”兵，在文献和汉简中又称“弛刑士”、“弛刑屯士”或“弛刑卒士”，人们通常谓之为刑徒兵。
秦汉时期，由于刑法苛严，当时存在为数不少的刑徒，即触犯封建刑律的人。据载，自汉宣帝之后，国家曾多次下诏：“赦天下徒。”事见宣帝元康元年、元帝永光元年，成帝始建三年、河平四年，阳朔元年、二年，鸿嘉元年，哀帝建平二年，平帝元始元年、二年。[214]此种情况东汉也多，被赦免的刑徒称“弛刑”。弛刑徒与刑徒不同。弛刑徒是指去掉了钳钛、赭衣的刑徒。也就是说，弛刑徒是已经判了刑的，因遇皇帝的“大赦”或“诏令”而解去刑具、赭衣的人。汉代刑徒兵的身份主要是这种弛刑徒。所谓“刑徒兵”，实际上是“弛刑士”。它始见于汉昭帝之后。
“弛刑士”与“谪卒”不可完全混同。这二者，虽有某些相同点，如均没有规定明确的役期，所承担的任务大体一致，待遇、地位上也不同于征调去戍边的一般戍卒。但是，“弛刑士”与“谪卒”又有明显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一是这二者的对象、身份不同。“弛刑士”是赦免了的刑徒或免刑罪人；而“谪卒”所包括的七种人中，即有犯罪吏，也有实际上未犯罪的人，甚至那些未科刑的赘婿、商贾、闾左也在谪戍之列。二是弛刑士戍边，可在边境著籍。妻子自随，有自己的家室；而“谪卒”却未见有这方面的记载。三从时间上看，“谪卒”开始于秦，对其大量使用是在西汉中期以前；而“弛刑士”的大量使用则是在西汉中期以后，特别在东汉时期尤多。由此看来，在研究中注意这二者的区别是很有必要的。因为由“谪卒”演变到以“弛刑”为兵当是政治、经济发展到一定条件下的产物。
查考史籍，自西汉中期以后至东汉一代，以“弛刑”为兵的情况相当普遍。前面在谈募兵的成份及来源时，我们列举了些弛刑应募为兵的事例。为便于考察，这里再将两汉各个时期汉廷发弛刑为兵事，择举一些史实，以资参证：
宣帝神爵元年，“西羌反，发中都官徒弛刑……”。[215]
元帝初元五年，“诏书施〔弛〕刑故骑士居延广都里□”。[216]
光武帝建武十二年，“遣骠骑大将军杜茂将众郡弛刑屯北边”。[217]
明帝永平八年，“诏三公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勿笞，诣度辽将军营……”。
明帝永平九年，“诏郡国死罪囚减罪，与妻子诣五原、朔方占著。……”
明平永平十六年，“诏令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死一等，勿笞，诣军营，屯朔方、敦煌……”
明帝永平十七年，“令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及张掖属国系囚右趾已下任兵者，皆一切勿治其罪，诣军营”。[218]
章帝元和元年，“诏郡国中都官系囚减死一等，勿笞，诣边县……”
章帝章和元年，“令郡国中都官系囚减死一等，诣金城戍”。[219]
和帝永元元年，“令郡国弛刑输作军营。其徙出塞者，刑虽未竟，皆归田里”。
和帝永元八年，“诏郡国中都系囚减死一等，诣敦煌戍”。[220]
安帝元初二年，“诏郡国中都官系囚减死一等，勿笞，诣冯翊、扶风屯”。
安帝延光三年，“诏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死一等，（诏）〔诣〕敦煌、陇西及度辽营”。[221](https://www.daowen.com)
顺帝永建元年，“冬十月，诏减死罪以下徙边”。
顺帝永建五年，“诏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皆减罪一等，诣北地、上郡、安定戍”。
顺帝汉安二年，“令郡国中都官系囚殊死以下出缣赎，各有差；其不能入赎者，遣诣临羌县居作二岁”。[222]
冲帝建康元年，“令郡国中都官系囚减死一等，徙边；谋反大逆，不用此令”。[223]
桓帝建和元年，“减天下死罪一等，戍边”。
桓帝和平元年，“减天下死罪一等，徙边戍”。[224]
两汉时期，这些弛刑或减罪之徒的从役范围包括那些？综合现有材料来看，其主要任务，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1）从事边防工程和军营的修建。例如：昭帝元凤元年，“募郡国徒筑玄菟城”。[225]光武帝建武十二年，由“杜茂将众部施〔弛〕刑屯北边，筑亭候，修烽遂”。[226]建武十三年“诏（王）霸将弛刑徒六千人与杜茂治飞狐道”。[227]建武二十六年，“遣谒者分将弛刑补理城郭”。[228]和帝永元元年九月，“以车骑将军窦宪及大将军……冬十月，令郡国施刑输作军营”。[229]所有这些，都是刑徒兵从事军事性劳役的例证。在当时，设有专管刑徒从事劳役的机构。在东汉，除“司隶校尉”外，有将作大匠属官“左右校令”。郡县也设有“徒丞”，如所谓“爰得徒丞”、“巩县徒丞”、“干昌县徒丞”等等。[230]刑徒和弛刑徒，通常是在这些机构的监督之下从事劳动的。故当他们从军后，如不遇战事，便要担负着沉重的军事性劳役。
（2）屯戍边防。例如：西汉宣帝时赵充国说：“愿罢骑士，留弛刑、应募及淮阳、汝南步兵万余人屯田。”[231]又据《居延汉简》中，也有不少弛刑徒屯戍的记载：“施〔弛〕刑孙田，今留不□。”“施刑故司寇□。”“要虏
施刑傅当。”“右五人施刑卒士。”“施刑士左鸿翊带羽抉落里上□。”[232]此类简文不少，它表明西汉时期，在边郡屯戍者，除主要是依更戍之制征调来的兵员外，还有一定数量的“弛刑”或“弛刑卒士”。东汉时期，发刑徒兵屯戍边境的情况更为增多。建武二十一年，“始遣中郎将马援谒者，分筑烽候、堡壁稍兴，立郡县十余万户……乃建立三营屯田殖谷，弛刑谪徒以充实之”。[233]建武十二年，“遣骠骑大将军杜茂将众部施刑屯北边”。[234]安帝时“以班勇为西域长，将弛刑士五百人，西屯柳中”。[235]整个东汉一代，特别是自明帝之后，皇帝屡次下诏调发弛刑徒充边屯戍。
弛刑士屯戍的地点，一般多在边郡。但具体地址则各个时期有别。如明帝时弛刑徒主要屯戍在朔方、五原、敦煌之边县及军营；章帝时主要“诣屯边县”及金城；和帝时，屯敦煌，“徙出塞”；安帝时主要屯戍在冯翊、扶风、敦煌、陇西等地；顺帝时主要屯在北地、上郡、安定及临羌；而冲帝、桓帝以后，则泛称“徙边戍”。刑徒屯边，最远处已到伊吾、楼兰、车师、高昌等地。根据各个时期边防的主要矛盾进行部署屯戍力量，是很自然的。
东汉弛刑士屯边，往往可以“妻子自随，占著边县”；若“父母、同产欲相代者，恣听之”；凡迁徙的刑徒，“皆赐弓弩、衣粮”。[236]所以，马端临说：“明帝以后，又岁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出伐，听从妻子自占边县以为常。凡徙者皆给弓弩衣粮。”[237]章帝建初年间，校书郎杨终曾经上疏，要求废除刑徒戍边制度，但遭到太尉牟融等人的反对，直到灵帝建宁二年，还有党锢“下狱死者百人，妻子徙边”[238]的记载。
（3）奉命出征打仗。在战事紧迫的情况下，临时武装刑徒参战的情况早已有之。秦二世时，就曾赦免骊山徒当兵，用以反扑秦末农民军。但经常利用“弛刑士”征战，当是西汉中期以后的事。尤以东汉为多。例如：建武十一年，“征南大将军岑彭等伐公孙述，及彭破荆门，长驱入江关，江留夷陵装露挠船将南阳兵及弛刑、募士三万人，诉江而上”。[239]建武二十六年，“命中郎将置安集掾史，将弛刑五千人持兵弩，随单于所处，参辞讼，察动静”。[240]章帝建初二年，“发荆州七郡及汝南、颍川弛刑徒、吏士五千余人，拒守零阳”。[241]“显宗初，西羌寇陇右，覆军杀将，朝廷患之。复拜（马）武捕虏将军，以中郎将王丰副，与监军使者窦固，右辅都尉陈沂将鸟桓、黎阳营、三辅募士，凉州诸郡羌胡兵及施刑合四万人击之。”[242]如果说，西汉政权利用弛刑征战的数量还不是那么多的话，到了东汉乃相当的多了，且规模也很大。这些刑徒兵和其他被征、募来的郡兵一样，随时都有开往战场的可能。
史实告诉我们，两汉时期将弛刑兵开往战场，并未“前徒倒戈”。相反，他们还配合征、募来的兵员发挥了一定的战斗作用。当然，战争的胜负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既有经济、政治上的原因，也有军队本身的原因，如素质、士气和指挥等。其他方面暂且不论，仅就刑徒兵本身来讲，他们之所以能在战争中，发挥其一定的战斗力作用，这大概一是由于“弛刑士”因受到“大赦”的“宽宥”，在心理上得到解放，增强了他们对汉王朝效忠的向心力；二是“军功”颇有吸引力，当时只要征战有功，就有改变原有处境、提高地位的可能，这对刑徒兵带来希望，故有助于激发其战斗勇气。
两汉政权发刑徒为兵，有它一定的意义。它给了刑徒以立功赎罪的机会，让弛刑从军，可以使“消极因素”变为“积极因素”。它有助于解放生产力，有助于缓冲兵源，节省国家财政开支，同时用刑徒戍边并采取优惠条件、家属同赴屯所，这对开发边疆也是有利的。
但是，大量使用弛刑戍边，也意味着在孕育世兵制的萌芽。因为在边郡屯戍的弛刑徒，大部分都携带家属，甚至父母兄弟可以相从，他们占著边地之后，通常难于返回内郡，只能世代为兵了。《后汉书·班超传》说：“塞外士吏，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徒补边屯。”屯戍边郡者皆为“罪过”之人，这表明东汉戍卒的成份和地位已和西汉前期大有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