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资转输任务的繁重和力量组织

转输是军事后勤的重要内容之一。据《史记·平准书》注：“《索隐》：《说文》云，漕，水转谷也。一云：车运曰转，水运曰漕。”这里所说的转输，实际上是指后勤运输的通称。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转输是保障军队粮草、武器补给的先导环节，在战争中占有重要地位。楚汉战争中，肖何留守巴蜀，“转输关中，给食不乏”，[54]因粮草供应及时，结果刘邦取得了胜利。一个将兵统帅如果忽略了后勤运输，就要在战争中遭到挫折。汉武帝征大宛，便因道路遥远，运输困难，粮草不继，士兵乏食而撤军。[55]历史表明，后勤运输的大量工作是前送后运，它极为重要。平时要保障部队建设的需要；战时要保障战争的胜利。运输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战争时间、规模乃至成败。

秦汉时期，由于军队数量增多，战争规模扩大，战争频度加速，粮草、武器等各种军资需要不断补给，因此，当时的转输任务十分繁重。其中尤以对中央军和边防军的转输量为大。

西汉时，地驻长安的中央军和吏民，每年需要通过漕运提供的粮食供应量就相当多。据载：汉初从关东漕运到京师的粮谷，“岁不过数十万石”。[56]到武帝之时，漕运量急速上升。如：元光六年，百余万石；元狩四年，四百万石；元封元年，竟达六百万石。所以，有人说，当时“转粟西乡，陆行不绝，水行满河”。[57]昭、宣时期，虽有减漕的情况，然从关东漕运到京师的粮谷常额，仍在四百万石左右。数量相当可观。汉代将关东的粮谷漕运到京师长安，正常之路线是通过船只，顺黄河溯流而上，但“更底柱之艰，败亡甚多而烦费”。[58]由于行程的艰险，漕运耗损很多。

至于边防军所需的各种军用物资，因为主要靠中原内腹地区支援，故转输任务显得更为繁重。史称：

（秦）欲威海外，使蒙恬将兵以北攻强胡，辟地进境，戍于北河，飞刍挽粟以随其后。[59]

今胡数北河之外，上覆飞鸟，下不见伏菟，斗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随，辇车相属，转粟流输，千里不绝。[60]

（汉）兴十万余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辽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十百巨万，府库益虚。[61]

（王）莽遂兴师，发三十万众，欲同时十道并出，一举灭匈奴；募发天下囚徒、丁男、甲卒转委输兵器，自负海江淮而北边，使者驰传督趣，海内扰矣。[62]

此外，赵充国征羌地，自述所将吏士、马牛食，每月需用“食谷十九万九千六百三十斛，盐千六百九十三斛，交藁二十五万二百八十十六石”。又说：“凡合万二百八十一人，用谷月二万七千三百六十三斛，盐三百八斛。”[63]仅这一支军队，军资的运输量已经不小。在通常情况下的边防军，假设以三十万人计之，士兵的口粮标准，以每月三石三斗三升少计算，加上军马所食，则一年粮食约需一千五百万石左右。据《九章算术·均输》：“一车载二十五斛（石）。”[64]那么，转运这一千五百万石军粮需要的车辆达六十万辆次。将它排列成行，便可形成一条运输长城。其转运量之大，由此可见。

远师出征，军资的转输很不容易，有时转输所用的人力，往往比实际作战的士兵还多。武帝太初元年，为伐大宛，“赦囚徒扦寇盗，发恶少年及边骑，岁余而出敦煌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马三万匹，驴橐驼以万数”。[65]王莽征巴蜀、西南夷反者，发“吏民十万人，转输者合二十万人击之”。[66]不仅由于辎重量大，转输需要的人力多；而且后勤转输有很强的时效性。它要求在一定的时间内必须达到预期的工作效能，如果在一定的时、空里不能按计划完成转输任务，军队就会因缺乏物质基础，而导致战争受挫，甚至失败。因此，解决转输办法和力量组织是一个关键性问题。

秦汉政权如何组织转输力量军资转输的任务由谁来承担？这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经我们初步考察，归纳起来，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1）征调“更卒”转输。秦汉人民到了始傅年龄后，每人每年在适龄期内，必须于所在郡县从事一个月的徭役，这即为董仲舒说的“月为更卒”。当时更卒之役的劳动范围很广，徭目甚多。漕运委输是更卒之役的重要任务之一。秦始皇时，几十万军队深入北境往击匈奴，“使天下蜚刍挽粟”，“转输北河”。[67]二世时，为了饲养都城的狗马禽兽，派更卒民役“转输菽粟刍稿”，且“皆令赍粮食，咸阳三百里内，不得食其谷”。[68]可见，秦朝役使更卒之酷烈。“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69]漕运委输各种军需、官物同样是更卒的沉重负担。特别在汉武帝时期，由于边境多事，干戈日滋，连年战争，经常征伐成千上万的更卒，在官吏的催促下，长途跋涉，担刍负粮，辇运军需。史称：“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略涉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龙城……天下锻甲砥剑，桥箭累弦，转输运粮，未见休时，此天下之所其忧也。”[70]昭、宣之世，由于天下稍安，漕运委输略有和缓，如：元凤二年曾令“止四年勿漕”。[71]五凤中又因耿寿昌上疏：“省山东漕卒过半。”[72]但西汉后期，由于战争不断，转输之事又趋烦苛。中兴之后的章帝末年，据何敞奏记太尉宋由说：“比年水旱，人不收获，凉州边缘，家被凶害，男子疲于战陈（阵），妻子劳于转运。老弱孤寡，叹息相依。”[73]至安帝以降，更因长期与羌人战争，造成“转输疲弊，百姓苦役”。[74]由此表明，更卒担负漕运委输之事，秦汉皆然，甚至老弱妇女也被役及。更卒之役对广大农民来说，是一项沉重的负担。所谓“军旅暴露，转输烦劳”，[75]“赋敛转输，元元骚动”，[76]当是历史的真实反映。

（2）组织士兵转输。除更卒之外，承担转输任务的还有部分士兵。西汉时期，李陵任骑都尉，武帝以为有李广之风，“欲使为贰师将辎重”。说明在远征军中，有时辎重是由军队自运的。元狩四年，卫青、霍去病各将五万骑击匈奴，“步兵转士踵军数十万”。《正义》云：“言转运之士及步兵随后又数十万人。”[77]军内转运之士，大概就是负责专门运输的队伍。又王莽为伐匈奴，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万人，转众郡委输五大夫衣裘、兵器、粮食，长吏送自负海江淮至北边”。[78]这些都告诉我们，当时不仅有从事辎重转运的士兵，而且为数不少。此外，东汉岑彭为征南大将军与大司马吴汉等，“发南阳武陵、南阳兵与桂阳零陵长沙委输棹卒凡六万余人，又骑五千匹会荆门……”[79]所谓“委输棹卒”，即持棹行船之兵，也就是担负委输的水兵。这是文献材料中看到的几处记载。在居延汉简中，还有大量关于“戍卒运茭”及“车父”、“车卒”的记录。例如：

甲渠言戍卒爰应自言候长李顺使卒射乙等八人取薪运茭验问未能会□

□　驩喜烫车父车卒许勃所假具弩一有㡒斡羌为阁。

戍卒梁国睢阳市第四车父南里马广……[80]

简文中的“运茭戍卒”，意思很明显，这是指戍卒负责运茭的。而从“车父”同时又称“戍卒”或“车卒”来看，这些车父、车卒，大概为军队中负责转输的兵卒。劳干在《论汉代之陆运与水运》一文中说：“运输之车运至塞上者，且远自梁国魏郡诸境”，“今据汉简之文，山东之车，率以若干车编为车队，行数千里，转运之难，大略可想。”[81]在当时，军用运输军队，一般编有车列序次，多者至“第卅车”。[82]为保证指挥调度，车队有明显的军事化的特征。纪律很严，“毋失期”，[83]行车不得有误。

（3）雇佣民力转输。随着社会生产力提高和舟车制造业的发展，秦汉时期，在民间拥有相当多车辆和较大的运输能力，甚至还出现了一些专门从事运输的专业户。因此，每当服役的更卒及军队自身的转漕不足以解决军资的运输时，国家往往出钱雇民转输。这在居延汉简中也有明显的记载：

□□月积一月廿七日运茭就直（值）

出钱千三百七　　赋就人会水宜禄里子房一两

出钱四千七百一十四　　赋就人表是万岁里吴城三两半已入八十石少二石八斗三升。

凡五十八两　用钱七万九千七百七十四　钱不適就□。[84]

简文中的“就”即“僦”。《史记·平准书》注引《索隐》曰：“服虔云：‘雇载云僦’。”汉简中有不少僦的材料，反映运输部门的雇佣关系。当时，以专营运输业来为生的民户称“僦人”。国家开支此项运输的费用称“僦钱”、“僦值”。简文中的所谓“出钱”多少，“赋就人”某某，当是国家以雇主身份付钱给某某被雇佣的运输者。《九章算术·均输》云：“车载二十五斛，与僦钱一里一钱。”从上引简文所示，一次支僦费即近八万钱，僦钱结算以万计，可见其运输量之大与运程之遥远。还说明在汉代西、北边防中，军资的转输，有相当部分是雇佣民间私营运输户来完成的。

秦汉时期，为解决军资转输问题，除上述劳力编制外，还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首先，在组织领导上，设有转校尉、护漕都尉官等，命其专行督运。如西汉的王尊，就曾任过“护羌将军转校尉，护送军粮委输”。[85]当时还设有“护漕都尉官”，一直到光武七年才始罢省。[86]应劭《汉官仪》说：“侍御史，出督州郡赋税运漕军粮”。说明侍御史一职也与漕运有关。史称：“使者驰传督趣，以军兴法从事。”[87]汉廷对军资转输的要求十分苛严，法律规定，必须准时将物资运到指定地点，[88]以供军用。

建立完备的仓储系统，是解决军资储备和转输的另一措施。《墨子·备城门》曰：“城池修，守器具，樵粟足”，“此所以持也”。各种军用物资充实，是防务加强的首要条件。秦汉时期，从中央到地方，不仅建有各级大小武库（前见第八章），还建有众多的粮仓。当时除京师及内郡军事要道建有大型粮仓外，在西、北边境地区的粮仓，见于居延汉简者有：北仓、城仓、都仓、部仓、斥胡仓、吞远仓、收虏仓、代田仓、肩水仓、居延仓、谓城仓、北部仓、第二十三仓、第二十六V二十五仓等等。这些粮仓的功能，平时接纳内郡转输的物资，战时则可倾其所储，远运千里，及时送往所属各部。充分体现了仓储建设在后勤保障中的作用。

为解决军资转输还有一大举措，就是着力于水陆交通的建设。秦汉时期，对陆路交通的修建做了大量工作。史家对此多有论列，这里可以从略。至于水路交通，当时除利用天然河道外，还大力开凿运河。如秦始皇“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地，越人遁逃”。[89]由于兴建灵渠，沟通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便于军粮漕运，故秦朝取得了平定南越的胜利。西汉武帝时，“令齐人水工伯表，悉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通，以漕，大便利”。[90]这条漕渠的开辟，大大缩短了漕运航程，不仅“损漕省卒”，节省了漕运费用，而且“益肥关中之地”。为解决漕运委输，东汉也很注意水路交通的建设。如据《后汉书·虞诩传》说：“羌寇武都，邓太后以诩有将帅之略，迁都太守。先是运道难险，舟车不通，驴马负载，僦五致一。诩仍自将吏士案行川谷，由沮至下辨，数十里皆烧石剪木开漕航道，以人僦值，雇借佣者于水运，通利，岁省四千余万。”可见，秦汉政权，很注重水道和陆路的改善。把减少运费、减少途中损耗及运输人员的伤亡，当作一件大事来抓。

尽管如此，在秦汉时期，军资转输的费用和损耗仍然很大。《汉书·主父偃传》说：秦时，“天下飞刍挽粟，起于黄睡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颜师古注曰：“六斛四斗为鍾，计其道路所费，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至。”《汉书·食货志》说武帝时“千里负担馈馕，率十余钟致一石。”又《后汉书·邓训传》：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因北部边境军需运输在山地用驴车转运，从冀州入并州，曾经想改陆运为水运，由邓训总其事，结果，“太原吏人苦役，连年无成，转运所经三百八十九隘，前后没溺死者，不可胜算”。所有这些，不仅说明转运费用多，耗损大，在转运过程中还断送了不少人的生命，应该说所付出的代价是相当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