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之后推行募兵的诸因素
从募兵的日程表来看，西汉前期仅见高祖为汉王时曾有招募之举。但自汉武帝到王莽时期，募兵便逐渐增多；而东汉一代，则募兵的次数和地位较前又有发展。为什么自武帝以后募兵制逐渐兴起并得以推广？看来，这要从封建兵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及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等因素中找求答案。
首先，募兵自武帝之后所以推广，这和征兵制不能完全适应当时战争发展的新形势有关。在作战对象转移、战略战术变化和武器装备更新的情况下，若只“征”不“募”，有碍战争，不足以御敌取胜。
大家熟知，西汉军队的作战对象，在“七国之乱”以前，主要是平息“内忧”，解决“王国”势力问题；其后，则主要是反击“匈奴”，消除“边患”。史称：
匈奴，轻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猋风，去如收电，畜牧为业，弧弓射猎，逐兽随草，居无常处，难得而制。[160]
匈奴是一个游牧民族，它拥有“控弦之士三十万”，[161]武力很强，是汉廷北部的劲敌。
西汉建国之初，高祖刘邦亲自带领三十万兵力出击匈奴被“困于平城”的事例，使不少政治家感到：光靠征兵组织起来的军队，不足以抵御匈奴的袭扰。晁错更从秦代的历史教训和汉初的现状出发，进一步阐述了征兵制难于适应边防战争的需要。所以，他在向汉文帝言及兵事和陈述防御匈奴的方略时说：
士不选练，卒不服习，起居不精，动静不集，趋利弗及，避难不毕，前击后解……百不当十。
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令明将能知其习俗和辑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约将之。
胡人衣食之业不著于地，其势易以扰乱边竟（境）……然今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162]
从晁错这些建议中看出，他虽然尚未否定征兵制的意义，但他已经认识到，在作战对象转移的情况下，一依征发内郡之卒，守塞“一岁而更”难以适应时变了。因此，他主张急需徙民塞下实边，在边关要地选练得力的边兵，同时采用归降“蛮夷”配合边民共同守边，改变兵源结构。
武帝之时进行的长期战争，尽管汉军势力伸到漠北，但“士物故者，动以万数”，损兵折将，带来了兵源不足，而征发之士又不足以御敌，于是统治集团便着眼于另找兵源。这就是：一为大量使用夷兵；二为谪发，以“七科谪”充边；三为招募，将“六郡良家子”、而又熟悉胡人性能者招募为兵。这样既充实了军队数量，又有助于提高军队的战斗能力。
再从战略战术来考察，汉初以来，对“蛮夷”“北胡”所采取的对策主要是防守，如筑长城、修关塞等。同时在汉、匈对阵的几十年中，汉军方面参战的主要是车兵、步兵，而匈奴则主要是骑射。由于双方参战的兵种的性能不同，双方战略战术殊异。故战场上的主动权往往掌握在匈奴手里。
汉武帝即位后，在文、景二帝为他积蓄了雄厚国力和繁殖了大量马匹的基础上，对边防的指导思想，开始了由过去的专守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在具体对策上就是：（1）大规模地建设和运用骑兵；（2）创立和运用新的战术，如采用快速机动，猛打穷追，连续突击，千里迂回，两翼包围，远程奔袭等，以适应战略进攻之需要；（3）更新与制造精良的武器装备，发展“劲弩”、“长矛”等兵器。由于武器不断更新和战略战术的发展变化，这就必须选练士卒，加强训练。光靠内郡“一岁而更”的壮丁轮流戍边，难于熟习骑马、操弩技术。只有选募精强的士兵，且经过较长时间的严格训练才能担当起作战的任务。因此，到了东汉随着更戍役制的松弛，则不仅大量用募兵出击征伐，就是屯戍边境的军队也多用募兵。[163]国家有事，多赖募兵，募兵愈多，征兵就愈衰。(https://www.daowen.com)
征兵渐衰，募兵日盛的根本原因是当时社会经济的主要方面即土地占有形态的发展变化。前面在讨论征兵的基础时讲到，集兵方式的变化与土地占有关系密不可分。西汉中期以前，土地问题还不那么紧张，史称“以口量地，其犹古犹有余”。[164]故文、景之时，自耕农较多，兵源充足，征兵制也易于实行。[165]但自西汉中期以后，特别是到了东汉，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急速发展，中原内腹地区土地兼并激烈进行。所以师丹的“限田令”、王莽的“王田制”、刘秀的“度田令”虽然接连提出，但是均以失败而告终。
豪强地主在当时不仅占有大量土地，广建封建田庄，役使数千家贫民，而且他们“作营堑”，“建坞壁”，制造“兵驽器械”，拥有大批的私家武装。如西汉末年的“清河大姓赵纲，遂于县界起坞壁，缮甲兵”。[166]樊宏“与宗族亲属作营堑自守，老弱归之者千余家”。[167]“兵弩器械，赀至百万”。[168]王莽末年，第五伦“依险固筑营壁”。[169]冯鲂“求宾客，招豪杰，作营堑，以待所归”。[170]坞壁中的武装人员，一般由豪强地主的依附农民组成，时称“宗族”、“宗人”或“宾客”。这些豪强大姓不仅和中央王朝争土地，争劳力，还由于他们势力强大，就是散落在郡国的材官、骑士，也往往被他们所利用和操纵。所以何焯认为，建武七年罢材官、骑士之诏，“盖恐州郡各有众兵，复将因以为资”[171]不无道理。它确有出于控制豪强异己势力、消弭反侧的意图。由此看来，东汉兵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土地兼并加剧，造成征兵的基础日形破坏；同时也是由此引起的中央王朝与地方豪强矛盾尖锐的产物。
土地兼并的另一结果，就是使相当多的农民排斥于生产领域之外，客观上为封建政权的募兵来源提供了条件。土地兼并之后，大批农民失去土地，他们的去向不外乎这样几条：
〈1〉破产“流亡”。如武帝后期，“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民数者四十万”。[172]成帝时“饥馑仍臻，流散冗食，馁死道路，以百万数”。[173]东汉中叶，“青、徐之人，流亡万数”。[174]东汉后期，“百姓饥穷，流冗道路，至有数十万口，翼州尤甚”。[175]流民问题，实质上是土地问题，他们同土地结合起来是农民，若同土地分离则成为流民。因丧失土地而流亡者，自西汉武帝开始到东汉末季，一直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2〉沦为“奴婢”和“徒附”。两汉时期，归豪强地主役使的奴婢、徒附不少。武帝时通过“告缗”，“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176]成帝时“公卿列侯亲属近臣，多畜奴婢”。[177]东汉光武帝虽然多次免奴为良，但到后来仍然“奴婢成群，徒附万计”。[178]徒附即客、佣一类的身份，有似封建地主的“私属”或“附庸”。当时豪强地主除了用奴婢耕作外，更多地使用客、佣。所谓“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多规良田，役使贫民”，都是富人假予贫民以田而役使之的一般性记录。徒附的身份，虽然略高于奴婢，但其社会地位仍很低下。
〈3〉成为城市中的无业游民。《潜夫论·浮侈篇》说…“今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众……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是则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奴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熟能供下，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脱离土地后的农民，一旦流入城市之后，有的投靠富商豪族，寄命衣食，而绝大多数则是“虚伪游手”，“浮食”于市。
社会上这些流民、奴婢、徒附和“浮食”等破产农民的大量存在，给封建统治秩序带来了不安定的因素。编户的脱籍，不仅直接影响到国家的赋税来源和财政收入，而且使兵役失去了合理摊派的对象，导致征兵制度难以维持。但另一方面，它却给募兵提供了条件。若将当时社会上大量存在的流民、徒附等招募为兵，则可减轻社会压力，由“不安定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二则可以弥补由征兵制度衰败而造成的兵源不足。这对封建国家来说，仍然有利。至于失去土地的破产农民，他们为了“生计”，也走“应募”为兵之路。如东汉后期关中诸将及四川的刘璋，就是招募流民为兵的。[179]封建国家出于统治需要“悬赏招募”；破产农民迫于生计纷纷“应募”，这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和当时土地兼并、阶级结构的变化等紧密相关。
最后还要指出一点，募兵要有一定的商品经济为条件，汉代募兵的推行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关。
过去对商品经济问题，史家看法不一。有人只强调自然经济的统治地位（这固然是重要的），但往往忽略甚至不承认封建商品经济的存在。其实，封建地主制经济并不完全排斥商品经济，它们之间有本质的联系。[180]
在汉代，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这种和地主制经济基本相适应的商品经济已有相当的演进。尽管封建政权采取“抑末”政策，然而从一些材料来看，西汉的商品货币经济已有相当水平。如黄金作为法币在流通领域中广泛使用，铜钱作为通货被大量铸造，政府的赋税以征收货币为主，相当一部分必须品有赖于市场交换。同时借贷日渐增多，城市日趋发展。大量史实证明，当时的商品货币经济，已成为封建经济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自然经济的补充物。据《后汉书·王符传》说：时至东汉，“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堵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商邑翼翼，四方是极”。《仲长统传》也说到，那时“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围绕着城市的商业活动，坐列贩卖，转运贸易，独具特色，货币经济伴随商品经济而同步发展。
随着封建商品经济的相应发展，这不可避免地使一部分农民的人身束缚趋向松弛。“兼并”加剧“买卖自由”，土地的商品化，因而劳动力也成为一种重要的“商品”，农民既可以为人“佣耕”，也可以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将自己投入市场，其中介是钱。而反映在力役上，就是由强行征发，逐渐演变为以“钱”代“役”或以“钱”“募役”，货币发挥重要的中介作用。当时更赋的出现与此相关。募兵的推行与商品货币经济更是密不可分。反过来，若不存在商品经济、没有货币的中介作用，募兵也就失去了条件。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汉代型的募兵，似是当时封建生产关系中的雇佣劳动的一种移植，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募兵制得以推行的一个重要因素。
上述简要分析表明，汉代募兵的推行，在当时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它既是封建兵制自身发展内在规律所提出的要求，更是土地私有制深化和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