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采矿业
我国仍然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中，尽管我国地大物博，自然矿产资源不少，但是，相对于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巨大的工业和社会需求，很多矿产资源仍然不足，有的十分短缺。我国进口矿产品，综合来讲，成为世界之最，特别是石油、天然气、铁矿石、铜矿等金属矿产及煤炭，进口数量有增无减。严峻的现实告诉我们，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解决问题的标志是：我们真正“走出去”，用自己的实力投资控制矿产资源，才能取得在世界资源领域的话语权和定 价权。
矿产资源是不可再生的耗竭性资源，我们不仅要考虑当代人的利用，还要考虑子孙后代的利用，不仅要考虑到正常情况下的战略资源供应，还要考虑到战争或国家安全利益受到威胁情况下战略资源的供应。无论是在目前还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国家都必须要有充分的矿产资源作保证。作为21世纪的世界经济大国，我们在面向国际资源市场的同时，必须及早准备与发达国家争夺全球资源。为了获得海外矿产资源的稳定供给，我们应该抓紧实施对外投资战略，把建立海外供应资源基地作为我国当前及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基本国策。
目前我国矿产资源基本态势是：铜资源严重不足；铝、铅、锌、镍资源保障程度不高，对国外依赖增加；钨、锡、锑由于过度开采，资源保证程度也不容乐观；铝、稀土、镁资源丰富，可满足国内需求并可保持一定出口量。受钢铁工业发展的拉动，我国对高品位铁矿和锰矿、铬矿的需求量快速增长。石油和天然气虽然储量不少，但是相对于我国巨大的需求，仍然需要大量进口且需求仍在增长。面对现实，我们除了拓宽资源供应渠道正常进口外，为了保障长久和稳定的供应，必须对外投资，取得股份和实际所有权，增强国外矿产资源供应能力，这是保障经济建设和小康社会对矿产资源需求的必由之路。
矿业国际投资的方式主要有直接购买国外矿山股权、国外风险勘查和跨国并购。购买国外矿山股权是目前我国开发利用国外矿产资源最常使用的方式；国外风险勘查是开发利用国外矿产资源的重要方式，但目前运用较少；跨国并购也有，但才开始，运作不多。
目前，我国开发利用国外矿产资源，绝大多数是通过购买部分或全部矿山（或油田）股权进行运作的。好处是前期投入时间短，通过1～2年的矿山恢复或调整就可以生产矿产品。弊端是一次性资金投入太大，购买矿山也存在其他风险。另一种方式是新建投资，又叫绿地投资，是指投资企业在东道国境内依照东道国法律设立新的企业，主要包括独资企业和合资企业两种形式。如果购买矿山全部股权进行生产，在国外必须设立独资矿业企业，尽管所需投资的资本量大，风险也很高，容易激发东道国的民族排外情况，但有明显的优势：一是对企业具有绝对的控制权，企业经营管理可按自身意志进行，可以避免在合资企业中与合资伙伴的摩擦；二是容易保护技术和经营秘密。如果购买矿山部分股权，则要与东道国企业设立合资企业，共同出资，按照东道国有关法律建立由投资双方共同经营、共同管理，并按股权比例共担风险、共负盈亏。
国外风险勘查是指投资主体直接向国外资源国申请探矿权，展开地质工作，进行勘查作业，发现有经济价值的矿产地后，可以申请取得采矿权自主开发，也可以通过矿业权市场转让给第三方，从而取得经济回报或者以特别优惠价格购买资源产品。这种方式的好处是前期投入少，可以避免在国际市场上大宗采购矿产品和进行资源收购的敏感性，但随着项目的展开资金投入必然增加，如果经过投入并进行实际勘查工作后，资源发现很少或没有资源，则投入者要承担风险，东道国一般不承担这些风险。
跨国并购，即跨国兼并和收购东道国矿山企业，直接取得矿山企业所有资源和管理的方式，好处是时间短，省去新建各种麻烦，但是，成功率很低，企业必须实力强大和通过东道国法律政策。
上面几种方式都可以尝试。但是，特别注意的关键问题是，要对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做出客观合理的评价，而要做出正确的评价，是极为不容易的，要涉及很多方面的评估因素及法律和政策体系，还要预防突发性事件。一般要对自然、政治、经济、社会因素等等进行全面而系统的考察和评价，除了企业自身进行外，一般得委托专门的机构进行，这是进行投资前的必要而艰苦工作。[12]
在国家选择综合因素考虑上，我们仅以获取铁矿石为例，简要借用林平博士论文的部分研究成果。该文选取全球铁矿储量前八名的国家：澳大利亚、乌克兰、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巴西、美国、加拿大、印度，对这些国家的铁矿的投资环境进行评测。文章对这些国家进行了打分和排名，从结果上看，澳大利亚、乌克兰和俄罗斯位列前三，投资环境适合我国矿业企业进行投资。简要分析如下；
从资源潜力角度说，澳大利亚的铁矿石保有量高、开采难度低、品位比较高，虽然乌克兰、俄罗斯的储量也很高，但是开采量和出口量并不多于澳大利亚。而哈萨克斯坦和巴西、印度则在开采量和出口量上又稍逊一筹，所以排名居中。美国自身发展建设所需铁矿的资源较多，且接受中国矿业投资方面较为谨慎，从长远角度看，我国公司对外投资寻求铁矿石，澳大利亚是优势选择。
从政治国际关系看，虽然澳大利亚、巴西、美国、加拿大、印度都是西方所称的民主国家，但是与中国关系的友好程度不如乌克兰、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我们从国家利益出发，首选的是中亚大国哈萨克斯坦和东欧的乌克兰以及毗邻大国俄罗斯，接下来是巴西。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虽然与中国关系保持较为友好，但是其所属的西方意识形态，不会简单地仅考虑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反观印度，虽然中国和印度保持了较为平稳的友好关系，但是中国和印度有很长的边界领土纠纷迟迟没有得到解决，在产业链和区域经济上双方还是竞争对手。从战略上看，美国重返亚洲，不断压缩我国的战略空间，印度则希望积极介入中国南海、东亚等事务，美国、印度都有意与其他亚洲国家联手对中国保持战略高压态势。作为战略资源的铁矿石很可能会成为美国、印度制衡中国的手段之一。所以，投资中亚、东欧是更为优势的选择。
从法律角度看，上述国家都是现代法治国家，并能较严格的遵循矿业法律法规。但是，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国内腐败指数相对较高，法律环境相对较差，巴西对外开放时间久，有较悠久的法治商业传统，从投资安全角度看，选择拉美国家更好。
从人文角度看，澳大利亚、乌克兰、俄罗斯、巴西、美国、加拿大都信仰基督教，民族宗教环境相对稳定，哈萨克斯坦主要信仰伊斯兰教，民族成分相对复杂，毗邻中亚恐怖主义组织大本营，国内稳定环境一般。印度宗教和民族较多，目前困扰国内发展的主要原因即为民族宗教冲突。所以，为了保证投资者安全，必须考虑上述八个国家的国内环境稳定程度。[13]
综上所述，澳大利亚投资环境要优于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而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三国的投资环境又优于巴西、美国、加拿大，其中印度较为落后，这符合我国对外矿业投资的实际情况和投资趋势。
目前我国矿产资源“走出去”战略的区域选择主要为周边国家和非洲。这主要基于政治法律因素和经济因素，而忽视了其他因素。对于我国企业来说，有选择优势的国家和地区不只在这些区域。澳大利亚和南美相对非洲而言，市场经济体制更加成熟，政治法律环境也相对稳定，法律公开透明，矿业开发技术水平也相对较高，中国和南美在资源领域上又有互补性，选择的区域可以更宽一些。
以上分析，仅以铁矿资源为分析，其他金融金属矿产资源，非金属矿产资源如石油和天然气等等，则不限于这些地区和国家，分析考虑的因素，应该以经济角度和友好关系为重，往往风险大的地区，经济利益也大，再说，各国与我国的关系，是在不断变化之中，我们的主观能动性还占有相当分量，应该动态地 看待。
【注释】
[1]郑雪英、 江东：《中国家电产业国际化动因与模式选择》，《特区经济》，2010年11月，第282-284页。
[2]文剑：《中国家电产业集体拥抱互联网》，《中国企业报》，2014年3月24日014版。
[3]《由大到强 “中国制造2025”下的家电业》，《电器》，2015年7月13日。
[4]“国际视野看我国高铁走出去”，微信平台：对外投资与合作，2014年12月20日。
[5]王梦恕：《中国高铁技术已被世界认可，下一步通丝路》，http： //www．ctg．ha．cn/html/2014/meitijujiao_0306/685． html，2014-03-06)。
[6]梅新育：《中国铁路产业“走出去”业绩斐然》，《中国工业报》，2012年5月28日，第A02版，深度报道；李定华：《“高铁外交”正当时》，《中国经济周刊》，2013年10月28日；《中国2014“铁路外交”大格局：欧美亚非全面开花！》微信平台：zhanluezongheng，2014年12月24日。
[7]肖隆平：《中国要成为老三？》，《中国经济和信息化》，2011年第1期，第18-21页。
[8]曾小舟、董莉莉：《政府资助对飞机制造业创新产出溢出效应分析》，《中国民航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第32-35页。
[9]李圣船：《新应用吹响钛业强国集结号》，《中国金属通报》，2014年12期，第8-9页；雷兴长、葛林：《中国飞机制造业战略性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理论分析》，《社科纵横》，2010年第10期，第51—54页。
[10]周艳晶、李颖、柳群义、张艳飞：《中国钴需求趋势及供应问题浅析》，《中国矿业》，2014年第12期，第17-19页。
[11]王建邦：《我国建筑业大步走出国门探讨——服务贸易增长又一重大领域分析》，《国际经贸探 索》，2007年第10期。
[12]边一：《我国矿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环境评价体系研究》，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5月。
[13]林平：《我国矿产资源对外投资战略研究》，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