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启示
强化职业教育立法质量观念，依法推进职业教育体系建设。通过加强职业教育立法，推动职业教育发展，是美国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最有力的举措、最成功的经验，最突出的特点。纵观美国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历程，都会发现，在每个历史时期，针对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美国政府都能及时出台并颁布适切的与职业教育相关的法案，并且法案数量之多、更新之快、涉及范围之广、影响力之大，实属罕见。据不完全统计，从1862年的莫雷尔法案至今，关于职业教育的法案达130多部。美国职业教育立法不仅数量大、周期短，而且其立法质量始终体现着对科学性与公平性的价值追求，凸显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这些精神与价值追求表现为六大特点。（1）严谨性。每一部法案的出台，基本上都是建立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在颁布法案前，政府有关部门都会进行认真调查、分析和讨论，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判断。（2）超前性。美国职业教育立法又一鲜明特点是未雨绸缪，做到防患于未然。（3）连续性。美国职业教育立法的连续性表现在前后法案的继承性很强，后续法案是对先前法案有及时的修改或者补充[4]，并往往就此问题形成一系列法案。（4）创新性。赠地学院是美国人的创举，它是对欧洲大学模式的一种扬弃，是对英国传统大学的创新[5]。（5）效益性。美国职业教育在资源配置和管理上十分重视教育资源的利用率。（6）公平性。追求公平，特别关注特殊群体或者弱势群体是美国职业教育立法的一个突出特点。
采用诱致性制度变迁方式，提升职业教育法案实施成效。作为法治国家的代表，美国联邦职业教育法案选择的是诱致性制度变迁方式[6]。推动美国职业教育法案实施的力量是“自下而上式”，即地方政府响应获利机会，从而自发组织和施行职业教育。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C.诺思曾说过：“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的系列约束。”[7]制度变迁的诱致因素在于制度变迁的主体希望获取最大的潜在利润，制度安排具有某种确定性。在正式制度实施的过程中，制度变迁有两种运行方式，即诱致性制度变迁（指一群人或者个人为追逐利益所进行的自发性的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法令引起的变迁模型）[8]。诱致性制度变迁最典型的程式，即“如果你同意我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及要求，我一定给你⋯⋯或者，如果你不遵从我的意见，我就不给你⋯⋯”[9]美国联邦职业教育法案诱致性制度变迁机制自创立以来，一直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不仅从高等职业教育领域拓展到中等职业教育领域，而且还采取了年度拨款的方法。通过这种诱致性制度变迁机制，联邦政府一方面实现了对各州职业教育发展的引导、调控和推动作用；另一方面，避免了对各州职业教育的过渡干预，较好平衡了联邦权力与州权力。此外，由于该机制鼓励州政府匹配资金，作为“种子基金”的联邦职业教育拨款大大地激励了各州为职业教育进行投资，为美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经费和强劲动力。教育发展与进步背后的核心机制是教育制度变迁。“现代教育的滥筋及其在全球范围的迅速扩张，其最直接的社会动力正在于教育制度的结构性变迁。”[10]
融入全民教育与终身教育思想，拓展职业教育服务功能。教育是“育人”，而绝非“制器”。从职业教育服务的对象而言，美国职业教育体系发展有两条脉络：一是在横向上，职业教育逐渐面向人人，逐步倡导全民化的职业教育；二是在纵向上，职业教育开始重视个体生涯发展，关注个体终身成长。一方面，美国职业教育体系发展的过程就是美国职业教育培养对象从特定群体扩展到全民的过程。全民教育坚持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的原则，主张教育要满足所有的人的基本学习需要[11]。另一方面，美国职业教育体系的发展向世人昭示着职业教育逐渐服务于个人终身发展的路向。在美国职业教育体系建立之初，职业教育主要是为国家培养适合岗位工作的技术人才，属于终结性教育。受此影响，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至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职业教育理念与性质逐步完成巨大转折，从以工作为旨归的“职业教育训练”转换为以重视人发展为宗旨的“劳动力训练”。1998年美国职业教育改称为生涯与技术教育，强调对学生进行生涯咨询与指导。由此可见，从满足岗位需求的“终结性”到服务个体生涯发展的“终身性”，是美国职业教育体系不断演进的又一脉络。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在《学习——内在的财富》中强调：“终身教育概念看来是进入21世纪的一把钥匙”，职业教育由“终结性教育”走向“终身性教育”，似乎成为历史的必然。这两条脉络调整着美国职业教育发展的质量维度和公平维度，犹如职业教育体系的两翼。
依据产业需求调整高等职业功能，促进高等职业与产业协同发展。“经济发展对职业人才的迫切需求，是职业教育立法的永恒动力。”[12]随着产业结构变化，美国高等职业教育的社会功能不断调整，从赠地学院时期的满足“工农业需求”，到初级学院时期的“社会分流”，再到社区学院时期的“社区服务”，呈现一定的规律性。由美国高等职业教育的社会功能演变可知，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路径具有一定的规律，即高等职业教育与现代产业的发展有着天然的联系，现代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直接影响职业教育的功能定位和培养目标，两者是一种“协同发展”，互动促进的关系，职业教育发展既不可能“跨越发展”，也不应“滞后发展”。职业教育发展要维持四个平衡：一是维护产业间对人才需求的动态平衡，实现职业教育在三大产业间的“协同发展”。职业教育发展要根据三种产业的需求而确定其人才培养种类、方向、标准、结构和数量，不能顾此失彼，出现结构性失衡。二是维护区域间对人才需求的供需平衡，实现职业教育在区域经济间的“协同发展”。高等职业院校不仅要立足于服务本地经济，而且应协调地域与省域、关注国内与国际对高技能人才需求，特别要培养一大批符合国际人才标准的现代高技能人才，积极推进高技能人才的劳务输出。三是维护个体间对技能学习的层次平衡，实现职业教育在个体间的“协同发展”。改革当前高等职业院校生源的单一性，发挥其面向社会、面向社区、面向人人的功能，满足不同群体多样化需求，提升高等职业院校综合服务能力。四是维护教育界与产业界“协同研究”的平衡，实现产业经济学与职业教育学的“协同发展”。概而言之，无论是“服务工农业”还是“服务社区”，职业教育系统必须与产业系统进行“协同发展”，才能充分发挥职业教育的功能，使“职业教育办学机构成为一个人力资源开发中心”[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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