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隋唐时期——情志理论发展的奠基阶段

晋隋唐时期，情志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各医家通过对《内经》的整理、阐释和对病因证候学的研究等方式，对原有理论进行了充实和发挥；另一方面情志病证的临床诊疗也有所进展，医家对情志病证的发病、临床表现做了详细的描述，并且在使用药物和针灸治疗情志病证方面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一）充实既有理论

隋·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七气候》中秉承《内经》的思想将病因概括成七气，指出“七气者，寒气、热气、怒气、恚气、忧气、喜气、愁气”，将怒、恚、忧、喜、愁等情志因素包含其中。并在《诸病源候论·气病诸候》中将郁称为结气，指出忧思会导致结气：“结气病者，忧思所生也。心有所存，神有所止，气留而不行，故结于内。”

唐·王冰在其注释的《内经·素问》中则把“悲恐喜怒，想慕忧结”等情志活动明确作为病生于内的致病因素之一，为中医病因学“三因说”的形成打下基础。他对情志病机亦很有见地，认为：“五气，谓喜怒悲忧恐，然是五气更伤五藏之和气矣”（《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注），而“思虑心虚，故外邪因之而居止矣”（《素问·五脏生成篇》注），说明当情志受伤后，更容易感受外邪，即后人所说的“淫情交错”。

唐·孙思邈在《千金方·心脏脉论》中阐发“心”的病机：“心主神，……所以任物者谓之心神者，……心气虚则悲不已，实则笑不休。心气虚则梦救火阳物，得其时则梦燔灼，心气盛则得梦喜笑及恐畏，厥气客于心则梦丘山烟火。心藏脉，脉舍神，怵惕思虑则伤神，神伤则恐惧自失。……心脉急甚为螈，……，缓甚为狂笑。邪在心，则病心痛善悲，时眩仆。悲忧思虑则伤心，心伤则苦惊，喜忘，善怒。……，笑而呻，呻而反忧，此为水克火，阴击阳。”指出心藏神为五神之首，心能“任物”反映客观事物。当情志过度时，易造成心病的诸种证候，而机体失调也可以出现某种特征，并将悲、笑等异常情志变化也作为心病虚实辨证依据，以笑、呻、忧之间的变化关系来分析阴阳水火的病机。可见，孙思邈不仅继承了仲景开创的情志病证脏腑辨证体系，并在实践中将其不断完善和发展，使其更为有效地指导临床治疗情志病证。

（二）总结实践经验

晋·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唐·苏敬等的《新修本草》以及孙思邈的《千金方》和王焘的《外台秘要》等书中，收载了大量治疗情志病证有效的方药，如《新修本草》新载入的疏肝解郁药郁金、姜黄、青木香、薄荷，开窍醒神药冰片；《外台秘要》的紫雪丹；《千金方》的温胆汤、磁朱丸、第二大竹沥汤、干地黄丸、地黄煎方等。药物和方剂的积累，从临床治疗上进一步丰富了情志理论。

晋·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针灸禁忌第一》中提出“大怒无刺，已刺勿怒”以及“大惊大怒，必定其气，乃刺之”，将“怒”作为针灸之首要禁忌，并提出大怒等情志异常情况下，需先定气，才能施以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