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元时期——情志理论发展的创新阶段
宋金元时期，中医学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历史阶段，在这一时期，陈无择七情学说的提出，“金元四大家”的学术争鸣和创新，为情志理论及其应用充实了新的内容。
（一）理论内涵日益丰富
1.陈言“七情”概念的提出
宋·陈言在《内经》病因学分类及张仲景“三因致病说”的基础上，概括致病因素为三类：“其因有三，曰内，曰外，曰不内外。内则七情，外则六淫，不内不外，乃背经常。”（《三因极·病证方论》简称《三因方》）明确提出了七情概念：“七情者，喜、怒、忧、思、悲、恐、惊。”并阐释了七情的致病作用：“七者不同，各随本脏所生所伤而为病。故喜伤心其气散，怒伤肝其气击，忧伤肺其气聚，思伤脾其气结，悲伤心胞其气急，恐伤肾其气怯，惊伤胆其气乱。虽七诊自殊，无逾于气。”
在《三因方》中不乏对七情所致病证的分析和论述，如《痈疽叙论》《三因证治》《鼻病证治》《虚烦证治》等各篇均论及了七情为病的“内所因”证，在阐释情志所致躯体病证机制的基础上创立了“七气汤”“大七气汤”“小定志丸”等方剂，由此七情学说轮廓基本形成，并为后世情志理论增添了新内涵。
2.“金元四大家”的学术创新
（1）刘完素——“主火清热”论。刘完素论述火热与情志的关系时不仅指出：“五志过极皆为热病”“七情者，喜、怒、哀、惧、爱、恶、欲。……情之所伤，则皆属火热。”还进一步将五志化火生热的关键归之于心，心火暴甚，心之火热扰乱神明，导致情志异常，如惊惑、悲笑、谵妄、癫狂等证。因此，治疗宜泻心火，益肾水，泻实补衰。在《素问玄机原病式·六气为病》篇中创造性地阐明了卒中的病因病机：“多因喜、怒、思、悲、恐之五志，有所过极，而卒中者，由五志过极皆为热甚故也。”对后世情志病因学和情志病证治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李杲——“情志伤脾”论。李杲认为情志不和、内伤脾胃是导致疾病发生的重要原因，其在《内外伤辨惑论》中提及“遍观内经中，所说变化百病，其源皆由喜怒过度，饮食失节，寒温不适，劳役所伤而然”；在《脾胃论》中论述产生“阴火”的病机时，强调情志因素的作用：“夫阴火之炽盛，由心生凝滞，七情不安故也。”他在病因病机中对于情志因素的重视，形成了补土派防治情志病证的特点。
（3）张从正——“九气致病”论。张从正在继承《内经》的基础上，针对书中存在的“《素问》之论九气，其变甚详，其理甚明，然论九气所感之疾则略”这一问题，对情志病机及临床表现重新做了归纳和阐释，提出“气本一也，因所触而为九。所谓九者，怒、喜、悲、恐、寒、暑、惊、思、劳也。其言曰：怒则气逆，甚则呕血及飧泄，故气逆亡矣。惟《灵枢》论……盛怒、恐惧而言其病。”
（4）朱震亨——“六郁学说”。朱震亨认为相火妄动是导致疾病发生的根由，而引起相火妄动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情志过极。《局方发挥》中对此观点即有精辟论述：“五脏各有火，五志激之，其火随起”，尤对情志病证——郁证的见解独到，不仅在《丹溪心法》中首创六郁学说，提出“气血冲和，百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的郁证病机理论，而且基于其病机拟定的行气开郁的方剂——越鞠丸，为历代医家所推崇。
（二）情志病证治疗卓有成效
1.经典方剂的创立
严用和的《严氏济生方》中载有许多关于情志病证的精辟论述，并创立了治疗思虑过度，劳伤心脾所致健忘、证忡的名方——归脾汤；而出自陈师文等人编著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的逍遥散，作为治疗情志病证的常用方剂，至今仍在临床实践中广为应用。
2.情志疗法的运用
张从正在情志病证的治疗上，进一步发挥《内经》的情志相胜原理，使之更加具体和实用，其书中载有运用情志相胜疗法的生动医案。如“击拍门窗，使其声不绝，以治因惊而畏响，魂气飞扬者”。《儒门事亲》中对情志病因、病机、治则、治法等的论述，堪称情志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典范。朱震亨亦善用情志疗法，为世人留下许多著名的情志疗法验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