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情志理论发展的深入阶段
明清时期，随着中医学理论体系日趋完善，中医对情志理论的认识更加深入，临床各科医家均注重探研情志病因病机，使其得以进一步充实发展，并进一步丰富了临床实践内涵。
（一）阐释情志病因病机
明·张介宾所著《类经》中详论“情志九气”，首次将“情志”并称，自此成为七情、五志的统称而被沿用至今；书中对《内经》中涉及情志的内容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阐释，展现了《内经》情志理论的原貌；专列“情志病证”29条，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另一著作《景岳全书》中的《脉神章》论述情志致病的脉象及机制，其后各章分述情志病病机、证治，并有《怔忡惊恐》《论情志三郁证治》《癫狂痴呆》等专篇介绍；书中把情志列为中风、虚狂、气厥、证仲、惊恐、不寐、郁证等内外妇儿等40余种病证的主要病因之一，对情志致病的特点、辨证论治等内容进行了精彩的阐释，是研究情志病证的重要参考书之一。陈实功《外科正宗》对情志因素导致外科疾病的机制也做了全面论述；李梃《医学入门》则重点对七情脉理及暴喜、暴怒、积忧、过思等情志进行了阐述。
清·叶桂的《临证指南医案》密切结合临床诊治，辨析阐发“七情致病”之理。书中简要总结郁证常涉及的脏腑，认为“其原总于心，因情志不遂，则郁而成病矣，其症心脾肝胆为多”。王泰林《医学刍言》阐述了七情的归脏，病证及方药的应用，指出：“内伤七情：惊喜皆伤心，心跳不寐；悲忧皆伤肺，咳嗽汗多；思虑皆伤脾，食少劳怠，无力便溏；怒伤肝，或腹胁痛，头昏眩面火升；或恐伤肾，心跳遗精，或腰痛脊痛。”费伯雄在《医醇賸义》中不仅详细分析了情志致病的病因病机，认为七情由五脏所主，情志过激而发病时首先造成本脏的脏气不足。因此，治疗应以补益本脏气血为主，其据此制定治疗情志病证的七个方剂，如治疗怒伤肝的冲和汤，治疗喜伤心的建中汤等，为后世辨治情志病证提供了雏形。
（二）广泛运用心理疗法
在情志病证治疗方面，心理治疗的重要意义在明清时代得到高度评价并被广泛运用。张介宾在《景岳全书》中进一步阐释《内经》“移精变气”和“祝由”理论，明确提出“以情病者，非情不解”以及“若思郁不解致病者，非得情舒愿遂，多难取效”观点，认为情志病证具有不同于一般躯体疾病的特点，必须根据病人所病之“情”，在临床实践中灵活运用情志疗法进行对症治疗，为后世留下许多经典验案；徐大椿在《医学源流论》中提出“人心之感召，无所不通”，说明心理效应是客观存在的，强调了心理治疗在情志病证治疗中的重要作用。
（三）汇编刊行医案专辑
随着印刷业的进步，明清时期规模巨大且内容丰富的医学全书、类书、丛书，以及大型的医案专辑得以刊行。如徐春甫的《古书医统大全》，蒋延锡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江瓘的《名医类案》，魏之琇的《续名医类案》，余震的《古今医案按》等收集、整理了大量有关中医情志病证的资料，具有很高的理论和实用价值。
《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中“情志门”收载了20余方，专治以情志异常症状为主的疾病；《名医类案》开创了医案汇编的先河，其中记载了大量的情志病证及情志疗法的医案，为近现代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续名医类案》中的“郁证”、《古今医案按》中的“七情类”等都收集、类编了许多有关情志病证的诊治条例。
综上可见，自《内经》开始，明清而止，在传承的基础上，随着历代医家对情志概念、病因病机、致病特点及情志病证的防治等方面认识的不断深化，中医情志理论框架已具雏形，为后世中医情志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