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与诗词之倚声填词

隋唐时期国家政权统一，各民族文化进一步融合，为音乐文化交流提供了必要条件。隋唐时期诗词和乐，进入“倚声填词”阶段，是诗歌与音乐长期磨合后更高层次的结合。

倚声填词之初，以诗为歌词的情况很普遍，宫廷乐工常以五言、七言绝句诗直接入乐演唱。薛用弱《集异记》所记载的“旗亭画壁赌唱”故事中，诗人与音乐家惺惺相惜，互为知音，正是开元盛世宫廷乐师以诗为歌的写照。乐史《李翰林别集序》中记载开元中玄宗、杨贵妃赏牡丹事：“上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辞焉？遽命龟年持金花笺宣赐翰林供奉李白，立进《清平调词》三章，白欣然承诏旨。……龟年以歌辞进，上命梨园弟子略约调抚丝竹，遂促龟年以歌之。太真妃持颇梨七宝杯，酌西凉州葡萄酒，笑领歌辞，意甚厚。上因调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将换，则迟其声以媚之。”

唐代大曲中也有直接纳诗入乐的情况。郭茂倩录唐代开、天间流行的大曲《水调歌》歌词十一段，第七段即是杜甫七绝《赠花卿》“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乐府诗集》卷七十九记载，《明皇杂录》中所录大曲《水调歌》中有一段歌词是节录李峤《汾阳行》诗末四句“山川满目泪沾衣，荣华富贵能几时。不见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飞”。

无论四言、五言还是七言，用诗作为歌词演唱都具有一定局限性，有一定之句，必要在中间添上“和声”“泛声”或“散声”方可入歌。更有取诗中部分词相叠而歌，方成培《香研居词麈》中载：“唐人所歌，所五七言绝句，必杂以散声，如何可比之管弦，如《阳关》诗，必至三叠而后成音，此自然之理。”可见“以诗入乐”转型为“以词入乐”具有诗词与音乐发展的必然性，长短句为歌词是唐五代燕乐歌辞的重要发展方向。

文学史上“词体”的出现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完成的，唐五代时期的长短句入乐为宋代倚声填词奠定了基础。宋代“新声”竟繁的城市音乐环境促进了词的发展。《东京梦华录序》中记载的：“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真实再现了东京城市音乐的繁荣之境。“新声”不断更新，需要大量新词配合演唱，促进音乐与词并行发展。南宋姜夔、张炎既通晓音律，又擅文学创作，文人音乐家们在“倚声填词”的发展进程中起到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