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音希声,道法自然
“自然”是我国古代艺术中至高至美的道家审美境界。《庄子·天运》中言:“道可载而与之俱也。”老庄道家美学思想对后世文艺评论影响很大。刘勰《文心雕龙·原道》中描述自然不加雕琢的文艺风格:“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艺术创作是内在情感的自然体现,随手拈来,并非刻意强求。“真与不夺,强得易贫”,“真”即是自然,真心的流露是一种艺术表现境界,反之费心竭力求取的东西是缺少生命活力的。《乐府解题》中载伯牙学琴三年,至于精神寂寞,情之专一,尚未能学成。至蓬莱山中,“闻海水洞滑崩澌之声,山林窅寞,群鸟悲号”,遂援琴而歌,有感而成也。伯牙学琴的故事说明自然是激起音乐创作灵感的巨大动力。
在中国古代道家音乐美学思想中,“自然之美”占据重要的位置。明代思想家李贽提出“以自然之为美“的主张,有很强的针对性[10]。儒家历来主张音乐的形式必须“中正以平之”(《法言·吾子》)、“发乎情,止乎于礼”(《毛诗序》),李贽则在《焚书·读律肤说》中强调:“盖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是可以牵合矫强而致乎?”,道家哲学中的“道”是造就音乐美学风格“自然”的本源。唐代张彦远曾云:“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身因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不亦臻于妙理哉?所谓画之道也。”
音乐创作和表演、绘画创作,都是以体会自然界生灵活力为基础,从而演绎出富有生气的艺术形象。“明漪绝底,奇花初胎。青春鹦鹉,杨柳楼台”,司空图笔下充满自然生气与活力的景象,隐居在青山深处的隐士来此访友,挚友重逢,满饮流觞,自然界的生机与得道隐士的生气同在,艺术创作中需要“生气远出,不着死灰”,才能妙造自然。
绘画之事亦然。古人云:“画不但法古,当法自然。凡画高山流水,茂林修竹,无非图画,又山行时见奇树,须四面取之。树有左看不入画,而右看入画者,前后亦然。看得多自然笔下有神。传神者必以形,形相与心手凑而相忘,未有不妙者也。夫天生山川,亘古垂象,古莫古于此,自然莫自然于此,孰是不入画者,宁非粉本乎?特画史收之绢素中,弃其丑而取其芳,即是绝笔。”[11]
中国古代文人提出的宇宙自然界之美,是以老庄哲学思想为根基,阐述绘画、诗歌和音乐作品的最完美境界。“真体”是道家用语,表示真气。儒家养气,是基于社会道德和礼仪规范之气;道家养气,是返回本体的自然之气。得道之体,合乎于自然,取法于天地,内在充满元气自如运行。老子曰:“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家眼中至善至美的音乐是空旷虚静的,音乐之境应和自然相融一体,“与天和者,谓之天乐”正是庄子“天乐”“天籁”的特点。
《吕氏春秋·大乐》载:“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太一”即“道”,“道也者,至精也,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名,谓之太一……万物所出,造于太一。”[12]音乐家先需养气修身以体会大道,进而达到“超然物外,得其环中”。在吸收天地万物灵气的同时修炼自身的艺术修养,“饮真茹强,蓄素守中”,摒却杂念和欲望,吸纳无穷无尽的天地雄浑之气,将这种境界运用到音乐之中。古代艺术家家认为音乐是来自天地、阴阳、五行的,艺术创作需要通天地之气,艺术家的道性修炼达到“真力弥漫,吞吐大荒”,才可以采写自然之音入乐,才自然之形如画,“天风浪浪,海山苍苍”等世间景物方可在音符间随意运筹帷幄。
诗歌是语言带动意境的唯美流动,音乐是音符带动旋律的唯美流动。流动是自然界亘古不变的规律。“荒荒坤轴,悠悠天枢”,地轴天枢悠然运行从无休息,一年四时依次流转从不停滞。音乐与诗歌是需要取法于自然的,《南史》第二十三卷中,谢朓云:“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若纳水輨,如转丸珠”即有此意。道家主张以虚空为本,流动为用,“超超神明,来往千载”可见自然造物之妙,周流无滞而归于虚静寂寞,将艺术流动之美归纳到道家哲学以无为本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