诱导与促进的关系

遗传和环境（或天性一教养）因素在儿童发展过程中相对作用的争论还未了结，关于教育在儿童发展中作用的争论又激烈地展开了，这就是心理学和教育学界著名的“诱导一促进”之争。学前教育在儿童发展过程中究竟起什么样的作用？儿童发展是否一定需要学前教育呢？这是人们普遍关注也是学前教育理论工作者首先必须回答的根本性问题。为此，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不少教育学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在其各自不同的领域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

1）苏联教育学家的看法

维果茨基最早对教育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比较辩证的论述。他认为，儿童的发展是在社会环境和成人的教育影响下逐渐转化的过程。教育与发展是处于最复杂的动态的制约关系之中。他将教育的过程建立在尚未成熟的心理机能上，提出“教育教学应走在儿童发展之前”，教育的作用在于创造“最近发展区”，推动儿童内部的发展过程。另一方面，维果茨基还强调儿童的发展必须依赖后天的教育。他根据对儿童智力发展的实验研究，提出了儿童发展的两种水平：第一种是现有水平，即由已经完成的发展程序的结果而形成的，表现为儿童能够独立地完成某项任务。教育对此不具有影响。第二种水平则指尚处于形成的阶段，即最近发展区。维果茨基认为，教育就是变最近发展区为现有发展区，促进儿童的成熟和发展。赞可夫对教育教学与儿童发展的关系进行了长达20年的系统实验研究。他指出“承认教育在儿童发展中的主导作用，绝不意味着忽视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并对教育教学与儿童发展的关系作了“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他认为维果茨基正确地指出了教学对促进儿童尚未成熟的心理机能逐渐成熟的作用，但却忽略了一个问题，即儿童可能因教育教学过程的安排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发展，于是他提出了“教学的结构决定儿童发展进程”的思想，并通过实验研究提示了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艾利康宁和达维多夫后来的“教育与发展”实验研究也证实，教育与教学这种主导活动能决定儿童心理的发展过程。但是，苏联教育家查包洛塞茨认为教育不可“人为地加速儿童的发展”，教育可“加强和促进儿童的发展”，或自然地加速儿童的发展但却不可以更改甚至是超越儿童发展的自然进程。

上述苏联的学者试图采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教育教学与儿童发展的关系，改变了非此即彼的简单的直线式的思维逻辑，也不像行为主义学者那样认为教育机械地决定儿童发展。儿童如何发展，向何处发展，既不是由外因（教育教学）机械决定，也不是由内因（自然成熟）孤立决定的，而是由适合于内因的一定外因决定的。也即儿童发展主要是由适合其发展内因的那些教育条件所决定的。这就是典型的“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学说。但是，对于学前教育这一外因是如何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以及起什么样的作用等问题，苏联的学者们未能（也不可能）做出更详尽的回答。因为这需要科学的心理学实验研究来解决，理论思辨和经验总结对此已无能为力。

2）学前教育职能的两种界说

1976年，美国心理学家戈特利伯提出后天（教育）经验对儿童认知发展作用的三种模式，以描述教育在儿童发展过程中的具体作用及其作用机制。他认为，后天（教育）经验对儿童发展作用的第一种模式是“维持”即儿童某些认知能力能够自然地完全发展，（教育）经验的作用只是使儿推持现有能力水平。而如果没有这种后天经验，现有能力就会降低，就难以“维持”这种模式的特征是指个体在学前期，是否处于一定的教育环境，决定了其某些认知能力是否能得以维持。第二种模式是“促进”，即后天教育经验只影响儿童发展的速度而不影响发展方向和顺序。如果没有这种后天经验儿童照样可以向前发展。这种发展模式的特征是，个体在学前期，所需后天教育是否存在，决定了认知能力的发展速度。第三种模式是“诱导”，即后天教育经验的存在与否直接决定了儿童某种能力的发生和发展。反之这种能力就不能产生，更无从发展。这种发展模式的特点是，强调在儿童认知发展的关键时期中（主要是在学前期），所需后天教育经验存在与否，决定了认知能力能否产生和发展。

戈特利伯的理论从不同角度和层次上，强调了后天教育经验在儿童认知发展过程中的作用。阿斯林等人对这三种模式进行了补充和完善，更加突出了后天教育经验的作用。即便是这样，人们还是不禁要问：“总地来看，学前教育对于儿童的发展究竟起什么样的作用？是诱导还是促进或者只是维持作用？”要准确回答这一问题，唯一的方法就是研究那些一生下来就被剥夺后天教育经验的婴儿，如“狼孩”“野孩”等（因为我们不能人为地剩夺正常婴儿的教养经验）。如果这些“狼孩”“野孩”在经过多年努力后能够最终达到正常儿童的水平，则可以认为教育对儿童发展的作用是促进性的或维持性的（而绝不是诱导性的）。

一般地，现代可供研究的“狼孩”“野孩”是很少见而且也很难发现的。即便偶尔发现一两个，也会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对其进行上述研究。因而，上述关于学前教育功能的两种界说，即“促进说”和“诱导说”，因为缺乏有力的实验证据而一直处于激烈的争论中。所幸的是，1970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发现了一个现代“野孩”。这一珍贵的案例为彻底解决“诱导一促进”之争提供了极其有利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