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为什么要移动（代序）
崔忠洲
移民（migration），或曰人的流动（mobility of human）——包括对其的限制——是人类历史上极为寻常的现象。根据分子生物学的证据，如今地球上的所有人，都可以追溯到一个人数仅有几十个的智人（Homo Sapiens）部落。在随后的7万年中，他们所繁衍的后代——包括与其他直立人（homo erectus）交配，虽然数量极少——便分散流徙到全球。可以说，人类自诞生起，就几乎没有停止过迁徙，也正是这种不停的流动，才使得智人成为这颗蓝色星球上的“主宰”。
不过，migration和mobility在指称人类的移动时，二者有所区别——前者更多的是指人的物理性迁移，而后者则延展至社会性。意大利社会学家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对人类社会的流动有着精妙的分类与阐述。他将人类的移动分成平行移动和垂直移动，关于后者的讨论，启发了社会分层理论、结构功能主义等社会学经典话题。即言之，mobility的含义要更宽泛。在帕累托的意义上，migration就可视为其中的水平移动，但对于垂直移动的想象是不足的，因而其本义并不能揭示人类移动的复杂性。而在实际生活中，人类在物理或者地理上的位移，极少仅仅是为了追求地理位置变更的乐趣，其所牵涉的相关因素足够复杂，以至于migration本身就逐渐“染上”帕累托意义上的“垂直流动”之意。极言之，任何自然发生的人类在物理或地理上的位移，都必然蕴含着人们对于垂直向上流动的美好向往，尽管未必总如人愿。
研究者们观察到非常多样的人类移动的行为，并对之进行了分类，如基于居住时限的（temporary vs.permanent）、国内和国际的（internal vs.international）、移出和移入的（emigration vs.immigration）、起源与目的国的（origin vs.destination）、母国与接收国的（home vs.host country）、合法与否的（legal vs.illegal）、强制与自愿的（forced vs.voluntary），以及基于劳力、求学、退休和家庭（labor，student，retirement，family）等原因的。这些分类的存在，表明移民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而非简单的人的物理性位移。这些分类，既有对人类迁徙行为的简单描述，也有对这些现象的原因分析，以及对这些现象所产生的影响的研究。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将人类的移动用一种二分法来区分：自然发生的和被动发生的。这里的自然发生，并不必然是自愿的——“自愿”则表明有意志的介入，而自然发生的移动，从初始起，就是指生物本能的驱使；（个体）意志的介入，即所谓自愿，则是随后发生的，甚至在（个体）意志介入后，有些移动就被终止了。因此，这里所谓的自然发生的移动，在我看来，指的是受基因记忆和生物本能驱动的，是对美好生活不断追求和对不利环境进行规避的能力展现与结果；移动，或曰不满足于稳定性/确定性，才是推动人类种群不停前进的本质动力。
移动是根植于基因的天赋
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提出人类之所以有利他的倾向，并不是因为有所谓利他基因的存在；恰恰相反，人类的利他行为是基于基因的自私——正是这种“自私”，才导致基因组不停地复制自己、修补缺陷，直至成为一个完整的生命体。在后来的生活中，人类把自身的考虑放在了核心地位，从而演化出与他人恰当相处、利于自己生存的环境。所谓利他，在生物本能上其实是为了利己。其两类繁衍，基因层次的复制是如此，社会生产的目的也是如此。
如果说，道金斯的理论有其一定的合理性，那么这个理论也颇为适用于解释人类的迁徙。进言之，人类的移动，从其本质而言，就是基于基因的驱动，从人类自身发展的历史长河看来，这种驱动始终存在，伴随着人类的过去和现在，也必将伴随着人类的未来。
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的研究表明，原始社会总体上是一个“丰裕社会”（affluent society），而非人们通常以为的资源短缺（scarcity）的世界——后者正是马尔萨斯（T.R.Malthus）、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等理论对现代和未来社会危机判定的前提基础。那么，在一个“丰裕社会”里，是什么原因促使智人离开非洲大陆（Out of Africa）——如果这个主流理论是可靠的话——不停地向世界各地四散迁徙？从动机需求的角度来看，早期的智人似乎没有动力不停迁徙，也就是说，相比于人口稀少的“智人”而言，从7万年以降，至距今1万年前后，人类不需要因为资源的稀缺而不停游徙，就如当下仍然有一些游牧、游耕的部落一样，在一定范围内的反复游走已经足以供养足够的人口，即便是遭遇到自然灾害。一般而言，对于人口很小、需求不多的群落而言，似乎也不必在全球如此大的范围内进行移动。起码，人类一路向北，横跨更为寒冷的白令海峡而至另一个充满不确定的遥远大陆来说，似乎是没有必要的——无疑，西伯利亚的古人，一路向南到更为温暖的东亚、东南亚，食物才会更丰富。这种反常的行为，让后来的我们不禁对他们行为的合理性充满疑问——其中的横跨必有我们未曾料到的缘由。
当然，在智人出现并活跃于地球的年代，地球的气候条件曾经发生过剧烈的变化，特别是第四纪冰河时期末期一些间冰期的突然出现，导致人类不适合其逐渐习惯的生存条件，不得不四处迁徙以寻找更为适合生存的地方。这样的气候变化，只要没有直接导致人类这个物种的毁灭，那么人类就会继续游徙，这是本能的驱使。不过，这样的间冰期并不常见，或者很多时候并不太剧烈；相反，在新仙女木期（Younger Dryas，距今约12800—11500年）之前，地球的温度是在逐渐升高的，也就是更适合人类生存的。那么人类为什么还要不停迁徙？
更重要的一点是，在距今1万年前后，有些地区（主要是各河口的冲积平原地带）的人类从自然中观察、总结出一些规律，领悟到作物种植的技艺，于是基于定居的农业开始发展起来，果腹之需理应没有问题，起码在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之前，如果风调雨顺、作物耕种有保障，又没有剥削和不当占取的存在，则更当如此——寻找食物的驱动而不停迁徙的理论无疑是不太站得住脚的。对于那些已经形成游耕、游牧生活习俗的部落而言，同样不太需要做大规模的、长途的迁徙——当一种经济生活方式足以养活其人口，人们不太可能主动去改变其主要的生存方式，尤其是对于前现代社会群体而言。当然，当私有制开始出现，暴力权力机构因之逐步建构，人类社会的演化方式、迁徙的方式，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但那无疑是比较晚近的事情。
人口压力会不会是导致早期人类不停迁徙的主要动力？这是马尔萨斯两类增长理论的基础。如果说，他的理论在工业革命之后的社会中会有所显现——尽管是非常直观和简单的显现——在农业社会到来之前，这一点也是不太成立的。我们无法想象，在一个“丰裕社会”中，人们会感受到人口的压力，以致不得不四散流徙，更大的可能是人口越多越好，只有这样，一个部落才能有足够的人手去做采集、种植、养殖的活计，才能有足够强壮的猎手去捕猎和抵御外敌或猛兽的侵袭，“人多力量大”应该是朴素的共识。
一个人际关系极其简单、生存生活方式相对单一、外部自然环境同样相对简单的前现代世界，用“生存需求”假设来解释人类的不停迁徙行为，无疑是不太具有完美说服力的。这种驱动力，只能反躬自身，从人类自身的生物性特征中寻找，才是可靠和必要的。这个生物特性，就是任何有机体所具备的物的完整性，是蕴含在基因中的本能，尽管在演化的途径中常常出现基因的突变，以至于后来又演化出新的特性、新的物种，但其中的本能特性才能既驱动每一个独立个体的形成，也成就其基本的社会特性，例如，群居、语言、智力上的拓展，以及迁徙的躁动。
在部落的发展中，无论是农业、游牧业或者采集业，都存在一定概率的人口走失，因而不停地扩大其分布。但这种延伸扩散，是偶然发生的，而非常态的，是随机的和无目的性，而非方向明确的。因此，这种例外不宜用来解释这样一个现象：在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乃至农业文明时代之前，为什么在地球的每一个点上几乎都有人类的足迹——概率分布并不是平均分布，偶然指数在每一个点上不可能是一样的。换言之，这种分布的背后必然存在着其他的逻辑，并且这个逻辑不仅仅可以用来解释农业文明之前的时代，也可以解释之后的时代。
在笔者看来，深植于人类从古至今移动的根本动因，就是基于基因的本能——尽管这个本能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尤其是在进入私有制时代之后。即便没有外力的推动，人类总是要过一段时间就要变动一下，总是不太能够忍受单调的生活。这种力量，就是深植于基因的本能，是人类不停迁徙的根本动力。那些社会性的需求，如对财富、更多的食物、家庭的重聚，等等，都是次之的因素。这些相对次要的因素在生产力相对低下的社会里，往往会掩盖了真正的动力，因为对仅仅处于温饱或略欠的群体而言，相对稳定的生活才易于存活下去，变动不居往往更具风险，精神性的和深层本能的需求在这个时候就会被隐匿下去，不会得到彰显。也就是说，人类的迁徙一定程度上是遵循马斯洛（A.H.Maslow）的需求层次理论的——生产力水平，或者说物质拥有的程度，会对人类的迁徙有正相关的影响；精神性需求则在前者的基础上，越来越活跃，逐渐成为主导的因素。需要重申的是，这些由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所描述的人类迁徙，是社会性的、表面的因素；根本的则是人类基因中那种（追求）不确定的本能，这才是其“永动”的真实秘密。
生产力发展水平与人类迁徙
人类的迁徙与生产力发展水平息息相关。在频度和广度上，生产力发展水平越高，人类迁徙的频度越高，范围越广。这是因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说明了人类发现、发明和借助工具水平的高低，也同样说明了人口数量的多少，这即是人的两类繁衍对迁徙的影响。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让人类的迁徙有了更多的保障，特别是交通工具的运用和升级，让人类得以更为便捷地到达更远的地方；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方面有了可迁之人，另一方面则说明迁徙的必要性——单位空间里人口密度的增加，则表明生活成本的增加，同质竞争乃至内卷就会成为必要选择，生存的难度增加，那么相应的，如果不愿意卷入这种竞争中去，或者无法在这种竞争中很好地活下来，迁徙无疑是一个很容易选择的策略。
私有制的出现，本质上是对财产均分做法的不满，或者说是对于劳动、权力、性别、年龄等因素差异性的体察。当财产成为人们比较重视的一个所有物之后，人类迁徙的幅度就相对缩窄了。物质性拥有对于人类社会的异化，在人类发明可携带装置和高级的记账、存储方式出现之前，对人类的移动是有阻碍作用的。因为，长距离的移动即表明，财物不多，或者需要直接丢弃辛苦累积的财物，这对于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的社会而言，无疑是很大的挑战。所以在石器时代以降至农业文明时代前期，人类的移动范围是相对有限的，人口也是稀少的。正因此，智人花了6万年，才逐渐遍布地球。
当定居农业出现后，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人口的增长，随之各类政治势力也开始出现和蓬勃发展。当政治势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乃至于不同的政治势力相互直接接壤，则基于几何级数增长的财富追求，必然会导致暴力战争的发生。战争无疑是强大的推动人类群体进行迁徙的力量。再加上旧大陆马、驴和骆驼等大型牲口的驯化、马鞍的发明和传播使用等，人类的迁徙范围又开始扩展开来。此时的人类迁徙，逐渐融入了一定的文化认同心理，以氏族、部族为基础的整体搬迁成为主要方式，虽然有些人群也在搬迁中逐渐消亡。
工业文明之前，迁徙主要是基于陆地的，其速度是相当缓慢的，移动的幅度是有限的，真正改变人类迁徙形态的是大航海时代的来临。大航海时代带来的不仅仅是迁徙方式的改变，也包含着数量、地域和人类融合方式的改变。从以陆上为主到以海上为主、以氏族部落方式到散布全球的迁徙，其规模、频率和范围，都呈现出逐渐加速的态势。此时的人类迁徙，是自最初的六七万年前流徙之后，第二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迁徙，并产生了全球性的混杂。人类不再是基于基因表型（phenotype）的自然肤色分布，终于在全球意义上植入了“人种”（race）的概念。
人类再一次迎来大迁徙，则是进入20世纪，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欧洲乃至世界带来了沉重打击，但战争也为科学技术应用、扩散到普通社会提供了绝佳机会。特别是飞机和汽车的发明与使用，为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人类的迁徙因此发生了重大变革，水陆空组合的、立体的移动方式成为可能。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球动员和战后的世界重建，这种迁徙被更大范围、更快频率地延续和推进了下来，进而构成了当前世界迁徙的大体格局。这个格局无疑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如果未来不会出现第三次世界大战或者全球性的极端灾害的话。自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新的全球化时代，一定意义上也只是这个格局的延续和加深，而非开启了具有革命性的另一个层级的迁徙类型。
未来人类社会能够称之为“革命”的大迁徙，将是太空时代的迁徙，或者数据式的、抛弃肉身的迁徙。那将是人类社会的第四次、第五次大迁徙，如果人类在进入那样的时代之前并没有被（自我）毁灭的话。
移动与定居的选择
不过，人类并不总是处于迁徙当中的，特别是有文字记载的农业文明时代，世代不迁徙的状况是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的，即便在今天，且不说那些与外界尚无接触的几十个亚马孙雨林部落，即便那些生活在发达国家的农民们，除了偶尔外出旅游与购物，很多人世代都没有离开过祖居地。长久的定居，同样是人们乐于选择的生活方式。那么，到底是追求不确定性的基因前定更为强大，还是现实中的追求“安居乐业”的生活更为主要？换言之，迁徙与定居，哪种生活方式对人类，或者对特定时期的特定人群更为重要？
如前所述，人类不满足于稳定生活是一种天性和本能，这是根植于基因的自然倾向。总体而言，人类在一个地方住久了，就会想方设法动一动。这种移动，并不简单地是为了适应自然环境的变化——当人类懂得制造工具和改造自然环境后，这一点就不再是主要的移动原因——或者如候鸟一般的迁徙，比如游牧或者游耕部落；此时的移动，主要是社会性的要求，或者是社会性的推动。特别是对于男性文化而言，几乎从其一开始，就特别强调要到狩猎场所、后来的“社会”中进行历练——缺少历练的男性，几乎都很难被视为勇敢者、群体的英雄，反而是（懦）弱者的代表。进入工业社会之后，人类可以根据个体在多大程度上脱离地缘、走向业缘的社会交往，来判定一个人的社会化程度，甚至是一个社会的发达程度。在中国的文学描述中，朱自清对于父亲“背影”的描写，也恰是反映人类对于男性的社会期望——（在男权社会里）男性的成长，就是背离家庭，尤其是父亲的过程；一个只生长在父母羽翼保护下的儿子，是不足以立世的。在“祖荫下”的中国宗法文化中如是，在淡漠父子轴文化而崇尚夫妻轴文化的西方主流文化中亦是如此。移动，而非长久停留在原地，才符合一个社会的期望，即便这个移动最后会有“荣归故里”、“叶落归根”的终极诉求——且这个文化也并非是普遍的（universal），特别是对于拉美人而言，“故乡”并不会引起太强的情绪涟漪。
当然，定居于某地、安定地发展，也是人类社会的常态，甚至是人类文明得以发生发展的基础性保障。安定的生活更能聚集财富，有利于繁衍，方便人们有闲去发展相应的文明；一个经常流徙的群体，很难发展出稳定的、高度发达的文明。所以，人类的四大古代文明都发源于有着定居农业的河口平原地带。同样，没有任何一个让人称道的文明，是由游牧部落所孕育的[1]。因此，追求“确定性”也是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
但上面二者并不矛盾：追求不确定性和确定性，都是人类社会的特征；迁徙和定居，都是人类社会的常态。辩证地看，没有定居，就没有迁徙；反之，没有迁徙，就没有定居之说——二者是相互依存的一对概念。历史地看，人类社会就是在不停的迁移中占据了这颗蓝色星球的各个角落的，也在一次次较长时段的停留中创造出了众多灿烂的文明。决定具体历史时期的特定人群迁徙或定居的，除了上述本能的和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性因素，还有其他一些力量和机制，这正是当前移民研究中所要涉及的方方面面。
促使人类迁徙的力量与机制
当人类成长为“社会”性存在时，其迁徙就不再仅仅是基于单纯的生物性推动。当人类社会被部落、国家等社会性建制所规约时，行政性的力量就施加于人类自身，自由流动就开始受到限制。此时，人不再是作为自然人、而往往是作为资源而存在——生育性的和生产性的，前者带来人口，即劳动力，后者直接带来财富，二者都是财富之源。
自然流动人类的迁徙目的，所追求的往往是个体的、或者小群体（如家庭、家族等）的财富（有时是家庭的重圆），以及获得财富所需要的环境（如安全）与资源。在环境不利、资源不足的情况下，他们就会寻找和迁徙到更好的地方去。有时，即便现在的环境和资源是能够有保证的，但由于发现有更佳的财富或更有效率获取质量更高的财富的地方，他们也会考虑搬迁。衡量迁徙的关键就是代价/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比例。做如此的考量，往往不只为了一代人的利益，而是更为长远的后代。
然而，社会性的人类受限于特定区域中的政治体（politicalentities），它们视具体的“自然人”为资源性的力量。它们为了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会制定相应的政策来控制人口，包括生育和流动。其控制的手段，既可以是对生育的控制——包括限制和鼓励——也可以包括吸引或者限制乃至驱逐外来人口。“自然人”在成为一种资源时，在一定程度上就丧失了自由迁徙的权利。相应地，此时的人类如果想重新获得自由迁徙的权利，就需要利用乃至冲破特定政治体的藩篱。当现代国家制度在全球范围普遍建立起来之后，这种冲破后的结果，就表明迁徙者需要接受另一个政治体的相应限定。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限制人类自由流动的政治体变得越来越多，人们的移动变得越来越艰难，直到殖民主义开始在全球扩张，特别是二战后区域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推进，一些限制被取消，人类的流动又开始变得相对便利起来。
这即是说，当全球性的信息可以相互交流，人们对于各地状况的了解也前所未有的深入，那么各地之间的差异性就会变得透明，人们对差异性的了解也就变得更有可能，当做出迁移决定时，那就表明迁徙者会在一定程度上做好拥抱这些差异性的准备。当条件允许，比如，国际关系、交通、金钱、人际网络、移民政策等——这些方面也是相应限制现代人流动的条件——人们移动的频率和规模都变得越来越空前。《2022年世界移民报告》（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22）对人类移民的统计就很能说明问题：全球国际移民人数从1970年的8400万人增加到2020年的2.81亿人，这增长的幅度不可谓不大。此外，还有非法移民和国际难民，他们也是现代国际社会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让现代各类政治体颇为犯难的部分。
导致当前社会全球移民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战争、饥荒、环境污染、全球气候变化，等等，已经不再简单地限于财富、安全、家庭团圆或教育等传统的因素。但总体上，发达的、现代的、安全的、机会均等的城市、地区和国家会成为最为主要的移民目的地；相反的，那些欠发达的、落后的、社会安全系数低、社会机会不均等的地方就成为最为主要的移出地。这种总体趋势基本上是不会改变的。总而言之，移民，或曰人类的迁徙，就是人们实现其向往生活的一种方式，尽管未必总如人意。
拉美移民研究的意义
拉美移民是全球移民的一部分。但这个“全球”并不仅仅指自殖民主义拓殖以来，也不仅仅指当代的全球化以来，而是如本文开篇所言，可以追溯到更远的早期智人迁徙。
拉美最早期的“原住民”，学界公认的是大约1.2万年前从白令海峡横跨而去的一支或几支智人。也有考古学家根据太平洋岛链的发掘认为，或许早期也有人类从岛链漂洋过海而来。当然，同样不乏早期从欧洲跨越大西洋而来的推测，特别是维京海盗的存在。但根据DNA的测序，白令海峡的通道要更具说服力。
在此，有一个疑问值得探讨：智人的迁徙是否具有方向性？因为，根据已经绘制的人类基因组图谱，我们如今可以相对完整地描绘出远古智人的迁徙路线。那些粗细不一的迁徙线条，让人类的迁徙看起来似乎很有目的性，即从非洲扩散到遥远的欧亚大陆乃至穿过白令海峡直达美洲大陆，线条似乎有明确的方向，并且越变越细。无疑，这种图谱是根据现今染色体或线粒体的分布状况而绘制的，不精细地看，是很难知道其中的反复——如中国人的南北迁徙历经数次——以至于给人一种人类迁徙是具有明确方向性的错觉。但我认为，这种迁徙，其所谓的方向性，所遵循的只不过是距离的远近而已。换言之，在特定的空间里（地球陆地），理论上，自由粒子如果要占领其所有的空间，无疑是需要一定时间的，而且前期的时间应该要远远多于后期的时间，因为后期自由粒子（即人口）的数量增加了无数倍。就新大陆而言，在哥伦布抵达之前，美洲的原住民已经基本上占遍了所有土地，包括众多的海岛——毕竟，超过1万年的时间，足够这些早期的“移民”驰骋、探索这片相对平坦的大陆了。
对这片大陆具有颠覆意义的当然是欧洲人的拓殖。最早期的世居族群中，约有六七成以上的人口都被战争、病菌和奴役所消灭。随着拉丁美洲种植园、矿业开采等对劳动力的巨大需要，殖民者在自然生殖之外，考虑的则是通过贩卖黑奴和亚洲苦力等来充实这块大陆。这导致了这块新大陆出现了大量的“有色人种”，以及他们的混血后裔。同时，这里也是两次世界大战的避难所，这里没有因为战争而导致人口的减少，反而在战后吸收了（主要是）欧洲的大量人口。种种原因，造就了如今肤色多样的拉美人。其混杂的程度，超越了地球上其他所有的地区。同时，因为拉美持续的社会动荡，历来也是世界难民最主要的来源地之一。最近几年亦是如此，特别是自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收紧移民政策，导致了穿越中美洲地峡的难民通道成了国际人道灾难关注的重点。
于中国而言，这早期的移民中，因为苦力而引起的各种社会、经济、外交等问题，以及中国早期的外交经验的积累，对于后来政府参与国际事务、开展国际交往具有重要的意义。更由于北美19世纪后半期的排华，拉美一度成为早期华人移民从北美回撤的避难所，而深具意义。同样，华人华侨因为参与拉美诸国的革命和争取独立的斗争，做出了诸多贡献，也让拉美华人成为拉美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古巴、秘鲁、委内瑞拉、圭亚那、苏里南、巴拿马等国尤其显著。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与拉美的交往总体向好，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中拉之间的重要性凸显无疑：拉美不仅仅是中国海外投资存量仅次于亚洲的地方，同样也是与中国国际关系发展极为和谐的地方，当然也是中国移民海外的重要目的地。曾经的受迫害的过去都已经成为历史，并且多数都得到了较好的反省（如墨西哥）。但由于两地相距极为遥远，交通不便，中国方面对于拉美的研究远远不足，以致我们对于拉美的华人移民状况了解得极为有限。不过，一个好现象就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包括民间的——正在积极耕耘，在多个领域开展研究。相信不久的将来，拉美华侨华人的研究会更为蓬勃，我们对于他们的了解会更为深入。
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对于中国的拉美移民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苦力问题的研究上，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新移民研究的成果很少。国际上关于拉美苦力的研究，本辑中任健博士做了一些梳理。国内的相关研究，也有一些相关成果，特别是暨南大学的高伟浓教授，这几年出版了大量著作，弥补了我国相关研究的一些空白。个别拉美国家，如古巴、秘鲁和巴西，尤其受国内相关研究的青睐，成为关注最多的国家。这类研究，基本上采取的是历史的视角，苦力或者老华侨是关注的焦点。因此，我们当前要做的，一方面要继续延续历史的研究，既要深挖，寻找相关材料，又要拓展到其他国家；另一方面则要加大对新移民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的海外移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老侨转换的现象在许多国家都正在发生，老侨不再是多数，当地的中华文化的传播，也逐渐由繁体变更为简体，早年那种边缘化的社会角色也在逐渐发生转变，华侨华人与中国的联系也是前所未有的紧密，等等。这些新现象的出现，已经表明学术界应该给予专门的关注。很欣喜，我们这一辑正在做着尝试。
本辑文章的概况
本辑专注于“拉丁美洲的移民问题”，共收录了十七篇稿件。其中论文六篇，译作两篇，访谈与田野笔记两篇，随笔与传记四篇，书评三篇。
在本辑的六篇论文中，高伟浓教授近4万字篇幅的专论巴西的华人移民长文，是本辑特邀的文章，该文也是当前我国学术界第一次如此完整、详细地对巴西华侨华人问题进行梳理，再现了早期移民的种种艰辛。杜鹃副研究员关于巴西的日本移民论文，则是她多年就该主题深耕的又一篇佳作。该文回顾的则是日本移民巴西中的种种不易，一改学界对此的相反印象。罗格斯大学历史学博士生任健对于北美关于拉美华侨华人的综述，是当前中文学界极为难得地对海外研究拉美的华侨华人问题的综述文章，填补了我们此前的相关知识盲区。王子刚博士关于中国学生对于阿根廷刻板印象的研究，是对本辑刊两大宗旨之一的“拉美在中国”研究取向的实在贡献。拉美人和拉美文化对于中国（人）而言，意味着什么，或者有怎样的印象，无疑是双方“文化互鉴”“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这篇规范的定量研究，也是本辑刊第一篇用相关方法研究的论文。巴塞罗那大学的博士生邬一帆对智利的五邑地区新侨民的研究，借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理论框架，是国内相关研究的新尝试，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此外，这篇文章与王子刚博士的文章一起，都是对我国传统拉美华侨华人研究范围的拓展，即我们目光不再仅仅紧盯古巴、秘鲁等少数国家，也不再仅仅是历史上的移民。巴塞罗那大学博士生时光关于古巴华侨华人的研究，则呼应了访谈与田野笔记栏目中薛淇心博士关于古巴老华侨的访谈，再加上李柏达先生的访谈，前后三篇文章分别从历史和当下两个情境，对古巴的华侨华人问题进行了较为全方位的展现。
本辑所收录的两篇译作，一篇是对拉美移民的总体论述，一篇是对拉美研究中的诸多问题展开讨论。两篇文章都是各自领域的佳作。前者对于国内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后者则对拉美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这篇文章也是本辑刊与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合作的成果之一。
在访谈系列中，我们刊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硕士生戴扬对民间华侨华人研究专家、著名的集邮专家李柏达先生进行的专访。李柏达先生是华侨华人研究的有心人，善于发掘各类“侨”资源和文化，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对中国的侨文化、尤其是侨乡文化和侨批文化的保存有卓越贡献。
我们还在该栏目中收录了一篇极佳的田野笔记。田野调查是最为有效的收集第一手资料的手段。薛淇心博士整理的三个感人至深的访谈个案，对我们了解和研究古巴华人的历史、现状都具有极大的价值。刊登这类文章，也是本辑刊的创举。
在随笔和传记栏目，我们收录了四篇文章，分别讨论了墨西哥的中餐馆（陈勇）、秘鲁华侨领袖（柯裴）、秘鲁侨民（李柏达）和一篇古巴华侨著作的序言（黄卓才）。四篇文章从多个侧面展现拉美的华侨华人历史与现实。尽管随笔和传记看起来学术性不是很强，但与田野调查所收集的资料一样，对相关研究都极具参考价值。
书评栏目我们则采取了新的尝试，将之全权委托给中国社科院拉美所副研究员谭道明博士，请他邀稿、修订和定稿。限于篇幅，我们本期只刊登了其中的三篇，分别评价了三本著作：秘鲁著名华人学者陈汉基博士的《美洲华人简史》、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付晓红的著作《拉美电影作品分析》、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历史系教授马歇尔·C.埃金的《什么是拉美史》。书评是向学界介绍相关研究成果的重要媒介，也是对相关研究的肯定。我们期待有更多的佳作得到评介，以飨汉语拉美学界。
参考文献
[1]Dawkins,Richard.(1990),The Selfish Gene,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Sahlins,Marshall.2017(1972),Stone Age Economics,New York:Routledge.
[3]McAuliffe,M.and A.Triandafyllidou (eds.)(2021),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22,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Geneva.
[4][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著，林俊宏译：《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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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美]许烺光著，王芃、徐隆德译：《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台北：南天书局有限公司，2001年。
[10][美]贾雷德·戴蒙德著，谢延光译：《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修订版）》，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
[11][英]马尔萨斯著，黄立波译：《人口原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
【注释】
[1]美洲的三大文明古国或许略微有所例外，即它们的核心文明并不是位于海拔很低的临海平原和河谷，而是在海拔比较高的高原河谷中。但美洲显然并不只有那三个文明；分布在低地河谷的文明，无疑更为普遍，且那三大古代文明并不是游牧部落，而是定居式的农耕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