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在官方背景下移居巴西的华侨
1790—1826年，中、南美洲地区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独立战争。战争结束后，拉丁美洲一系列新兴国家相继建立。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宗主国的殖民统治被推翻。这就是震动拉美地区的独立运动。对于历史上向拉美地区移民的华侨来说，独立运动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主要表现在，拉美各国在独立战争期间或独立后不久，先后宣布废除奴隶制，或颁布禁止黑奴买卖及禁止输入黑奴的法律，史称“废奴运动”。黑奴制度之所以为后人所强烈谴责，主要是因为引进的黑奴数量之多及其所遭受的摧残之严重。巴西是西半球最早引进黑奴且引进人数最多的地方之一。据保守估计，1502—1860年，共有约950万非洲黑奴被掠夺并卖至美洲，其中巴西接收的人数最多。据统计，在巴西引进黑奴后的3个世纪中，横跨大西洋到达巴西的幸存奴隶数量多达约350万。虽说拉美各国的“废奴”时间有早有晚，但绝大多数拉美国家在19世纪初独立运动取得胜利后，就相继颁布了“废奴”法令。巴西面对历史大潮虽然不敢无动于衷，但“废奴”行动却姗姗来迟，足足拖了数十年，直到19世纪80年代才告收尾。
要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还得从巴西的处境说起。笔者认为自19世纪初以来，有两股潮流推动着巴西的“废奴”运动一波三折地前行。这两股潮流是交合在一起的，相互交集，相互影响。
第一股潮流是国际“废奴”大势对葡萄牙宫廷和巴西殖民地的强烈撼动。就在拉美独立运动开始前，19世纪初，葡萄牙王室为躲避拿破仑入侵而纷纷逃到巴西避难。此举导致巴西在所有葡属殖民地中的地位迅速蹿升，以及葡萄牙本土在欧洲的地位下降。于是，葡萄牙王室在回归欧洲后，欲将巴西重新打回“原形”，引致巴西国内的激烈反抗，各地起义不断，从而催化了巴西的“废奴”运动。巴西众议院先是在1831年11月7日通过了结束贩卖黑奴的法令，后又在各国内外压力下，于1850年9月4日颁布禁止输入黑奴的法令，漫长的“废奴”过程算是由此开始。
第二股潮流是巴西国内奴隶与大种植园主等保守势力的反复斗争推动了“废奴”运动的缓慢前行。后者总是千方百计暗中操弄“废奴”进程，本能地把“废奴”时间往后拖延，一直到1888年才告完成。独立后的拉美各国，随即成为西方各国相互竞争的对象，并逐渐成为列强的农业和矿业原料供应地、工业品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与此同时，拉美各国开始修建铁路，开发矿业和垦辟种植园。随着世界市场对拉美农、矿产原料的需求不断增加，拉美国家当地大庄园主、种植园主、矿场主及外国资本家出于追逐高额利润的考量，都致力于本国单一产品制经济的片面发展，特别是少数几种专供出口外销的农产品种植与贵金属开采。拉美各国的“废奴”，虽然对非洲大陆和黑人来说是福音，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一历史进步客观上也造成了拉美地区劳动力供应的突然失衡，导致拉美各国经济的疲沓。当时制约拉美大庄园、大种植园和大矿场经济发展的是奴隶制度的废除或限制所造成的贸易下降，廉价劳动力来源的减少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于是，拉美各国的大庄园主、种植园主和矿场主，对开辟新的廉价劳动力来源愈感迫切。就巴西的区域经济发展趋势来说，其时东北部蔗糖业衰落，导致那里的奴隶纷纷向咖啡种植业兴旺的东南部转移。实际上，即使东北部的奴隶全部南下，也不能满足其时发展迅速的咖啡业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巴西经济发展的头等大事，就是寻找新的劳动力来源。巴西在1850年开始“废奴”后，更是需要大力引进外来移民。
为了满足对劳动力的需求，拉美各国政府先后采取措施鼓励欧洲白人移居本国。巴西精英阶层开始时也选择被认为能给巴西带来“先进文明”的欧洲移民。但事与愿违，白人多不愿迁居到落后的拉美国家（包括巴西）去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特别是从事热带作物种植园和矿场生产。这样，各国就不得不另辟蹊径，寻找新的廉价劳动力来源。恰当此时，中国很多地方（主要是沿海地带），正处于鸦片战争后经济萧条、农村破产、民不聊生的悲惨境地，沿海农村的人纷纷出外谋取生路。这对于拉美国家来说是一个天赐良机，于是，中国便成为拉美各国猎取廉价劳动力的重要目标。
围绕着欧洲和中国这两个方向的劳动力来源，巴西国内不同群体之间曾经发生激辩，主要表现在两大阶层的态度上：巴西精英阶层仍固执地要求输入欧洲劳工；种植园主、大农场主和大庄园主等倾向于输入中国劳工。后者念兹在兹的是获取实际利益，降低生产成本，实现利益最大化，表现出相对务实的一面。因为现实让他们忧心如焚：巴西劳动力短缺，种植园和农场大面积荒芜，高产的热带土地被废弃。残酷的现实，对巴西统治者产生强烈冲击。统治者希望在全球范围内吸引到廉价劳动力。他们想到，能够向巴西输送廉价劳工的国家，是人口众多的中国。他们一直主动遣使同清政府商谈招募华工。有关巴西政府方面引进华工的情况，可以分为依靠英国、依靠美国和依靠自己三个阶段：
依靠英国引进华工的阶段。在巴西禁止奴隶贸易前后，英国和巴西分别提出了引进华工的计划。1843年，为了说服巴西终止从非洲贩卖黑奴，英国外交大臣乔治·汉密尔顿·戈登（George Hamilton-Gordon）提议巴西可以输入6万名中国劳工，属于非洲黑奴替代计划，但遭到巴西众议院的拒绝。到1854年年底，奴隶贸易已被禁止，巴西国会再度讨论招募华工问题，并于12月19日出台《巴西帝国政府关于招聘中国垦农合同条款的指令》，希望引进6000名华工。此项指令对华工的出生地、身份、劳工合同、移民船的条件、旅行费用等均作出了具体规定，虽然还只是一项等待认真执行的计划，不过对移民公司肯定产生影响。1855年1月19日，巴西政府公共土地总管路易斯·佩德雷拉·杜科托·费拉斯（Luíz Pedreira do Coutto Ferraz）致函巴西驻英国公使塞尔西奥·特谢拉·德玛塞多（Sergio Teixeira de Macedo），要求他同英国商业公司商谈招募中国垦农到巴西的事宜，并随函附上了上项《指令》。但由于英国公司开价太高，双方并未谈妥，巴西此项计划遂搁浅。
巴西转向美国公司引进华工的阶段。1854年，巴西商人马诺埃尔·德·阿尔梅达·卡多佐（Manoel de Almeida Cardoso）同美国波士顿的“桑普森-塔潘”（Sampson and Tappan）公司接洽，欲在新加坡招募华工。
1855年2月9日，美国公司的“埃莉萨·安娜”号（Elisa Annah）搭载303名华工抵达里约热内卢萨普卡亚港（Sapucaia）。这批劳工合同期限为两年，被安排在皇家海军造船厂干活。但由于不能胜任造船工作，不久便被遣散，其中的40人于同年7月被聘至马拉尼昂州（Maranhão）金矿作矿工。6月25日，巴西同“桑普森-塔潘”公司签署合同，拟在18个月内输入2000名华工。1856年3月19日，368名华工分乘美国“萨拉”号（Sarah）和巴西“帕拉瓜苏”号（Fragata Paraguaçu）军舰抵达里约热内卢（Rio de Janeiro）港。这批劳工被分散到甘蔗园和植物园等地劳作，但不久后大部分人成了乞丐，许多人都进过“皇城劳教所”。1856年4月17日，“桑普森-塔潘”公司致函巴方，通知美国驻中国公使要求今后不得使用美国轮船运送中国“苦力”去巴西，故无法继续履行合同。1862年2月19日，林肯总统签署美国国会通过的一项法案，禁止美国公民利用美国船只从事“苦力贸易”。至此，巴西借助美国公司招募华工的路也被堵死。
巴西借助美国公司招募华工的路被断绝后开始依靠自己直接招募和运输华工的阶段。1859年和1866年，马诺埃尔·德·阿尔梅达·卡多佐公司的轮船分两批将大多从新加坡招募的华工共612名运至巴西。1870年7月9日，巴西政府颁布第4547号法令，授权马诺埃尔·若泽·达·科斯塔·利马·维亚纳（Manoel José da Costa Lima Viana）和若昂·安东尼奥·德·米兰达-席尔瓦（João Antonio de Miranda Silva）及其所组公司“巴西亚洲劳工引进社团基金会”（Fundão da Sociedade Importadora de Trabalhadores Asiáticos），负责输入务农的亚洲劳工（名为输入亚洲劳工，实意在为种植园征召长期合同的华工），规定从第一批劳工抵达巴西港口之日起10年有效。在此期间，不允许任何公司从同一地点输入用于相同目的的劳工。1872年10月2日，该法令有效期延长至1874年11月11日。该社团基金会随后在香港、澳门和广州开展招募工作。尽管当时全世界都在声讨苦力贸易，1874年年初巴西亚洲劳工引进社团基金会还是从广州贩运了约1000名华工到米纳斯吉拉斯州（Estado de Minas Gerais），在英资圣约翰·德尔·雷伊矿业公司（Saint John del Rey Mining Company）属下的“老山矿”（Mina de Morro Velho，位于今新利马市）开采黄金。1875年，该公司又试图从广东和加利福尼亚招募华工，但被清政府和美国拒绝。无奈之下，1877年，巴西亚洲劳工引进社团基金会敦促巴西政府尽快与清政府签署商贸协定，以便直接从中国引进华工。[2]但巴西方面这一努力也以失败告终。
在这一时期，巴西政府与清政府没有达成任何招工协议。实际上，在19世纪开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当中国各色劳工纷至沓来的时候，巴西政府并没有正式与清朝政府磋商过引进华工问题。1850年之前和此后很长时期内，进入巴西的华工基本上是通过民间渠道。直到19世纪80年代，巴西才决定在引进华工问题上与清政府磋商。这时形势已对巴西不利：清朝政府通过调查得知拉美一些国家（如古巴、秘鲁）的“契约华工”的悲惨遭遇，遂对巴西输入华工采取消极态度。无论是官方的交涉还是私下的招募，不管是直接引进还是间接输入，巴西方面几乎所有尝试都以失败告终。最终结果是，巴西通过中国官方渠道输入华工的大门被清政府关上。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几乎在整个19世纪，华工的招募和输入都是通过“曲线方式”和民间渠道半明半暗地进行，来源断断续续，数量时多时少。后来到了中华民国期间，华侨才可通过办理中国政府正式护照的方式来到巴西。
巴西政府与清朝方面就华工输入/输出问题进行过长期交涉。实际上，至迟在1822年巴西独立后期，这种交涉就开始了。当时巴西便希望得近水楼台之便，通过澳门输入华工。葡萄牙王室政府也鼓励中国人到巴西做工，条件是“不以船资费用加剧王室政府财政负担”为前提。澳门方面极力成全，民政长官阿里亚加安排中国人在船上当夜间值班服务人员，以抵费用。[3]很多迹象表明，当时澳门在向巴西输入华工方面表现十分积极。原因很简单：澳门是向巴西输入中国劳工的必经之路，澳门可以从中得到好处。到1860年，澳门当局设立了专管“苦力贸易”的监督官，并开设了若干个“招工馆”，专营“苦力贸易”。巴西也在澳门设立了两个“招工馆”，一曰“华利栈”，一曰“万生栈”。巴西设立这两个“招工馆”，显然得到了澳门当局的支持。这些机构一直存在到清末，开始时是希望作为巴西政府的官方招工机构，但实际上几乎没有代表巴西政府在中国招工的机会，反而在帮助巴西民间（主要是巴西公司）对华招工方面发挥了不小作用。
如上所述，巴西引进华工也有一定的国际和国内压力在起作用。就清政府来说，这时候其对外移民政策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回顾历史，清政府在1845—1859年的政策是严禁向海外移民，但到了1860—1874年，清政府已经承认其国中之民有自由移居海外的权利。清政府也懂得了区分“苦力贸易”和自由移民。这时候清政府禁止的是华工被当作奴隶的“苦力贸易”，显然是从对秘鲁的华工谈判中学到了一点，客观上也有了一定的护侨意识。究其起因是1874年，清政府鉴于秘鲁和古巴虐待华工愈演愈烈的传闻，派遣调查团赴古巴和秘鲁调查华工处境，并查禁“苦力贸易”，只允许向缔结商贸协定的国家输送自由移民。当时，在清政府中握有重权的总理衙门，对包括巴西在内的拉美国家此类请求很不客气，经常让来自这些国家的使节吃闭门羹。1879年开始，被委任特命全权公使的巴西驻巴拉圭公使爱德华多·喀拉多（Eduardo Callado）和驻欧洲海军武官亚瑟·西尔维拉·达·穆达（Artur Silveira de Mota）受巴西方面派遣赴华洽谈建交与招工事宜。显然，巴西希望将建交与招工挂钩，建交的重要目的是招工。清朝参与谈判的李鸿章，其对巴西在华招工的条款细节寸步不让，结果使得巴西希望通过与清政府建交进而引进大量华工的愿望落空。此后，巴西政府曾多方努力，意在招收华工，但收效不大。
在巴西与清政府谈判的同时，巴西国内的利益相关方也在为招募华工积极游说奔走。1880年7月，巴西开始与清廷商谈建交事宜，负有开辟中巴航线使命的巴西专使喀拉多抵达天津，后经人引荐到上海，与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直接会面。[4]巴西专使试图通过与唐廷枢的会谈，建立中国向巴西运送华工的航线，但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在此基础上，1882年年中，轮船招商局拟定了招工草约。主要内容包含：给予3年每年10万墨西哥鹰洋的补贴；招商局享有同英国皇家邮政公司一样的特权；每年6个来回，每次运送1000～1200人；华工享有免费的住宿和餐食，工资按月付；为了避免出现旧（契约）体制的延续，旅费应直接付给轮船招商局而非巴西政府或雇主。喀拉多表示同意，并回国积极运作。1883年2月，“中国贸易与移民公司”（Companhia de Comércio e Imigraçao Chinesa，CCIC）在巴西政府支持下在里约热内卢成立，拟在3年内引进2.1万名华工，每人费用为3.5万雷伊（不到20美元）。1883年7月该公司与唐廷枢达成合同文本，待他来巴西访问时正式签署。10月，唐廷枢和巴特勒（G.C.Butler）到达巴西。唐廷枢先同圣保罗州（Prefeitura de St.Paul）、米纳斯吉拉斯州和里约热内卢州的种植园主进行会谈，并在其下榻的圣保罗大酒店宣布将与巴西签署一个5年的招工合同。10月13日，他朝见了佩德罗二世（Pedro Ⅱ）。但颇为令人诧异的是，此次会晤后，唐廷枢和巴特勒突然离开巴西前往英国，中巴航线无疾而终。[5]这样，中国贸易与移民公司的计划破产了，谈判胎死腹中，再也没有恢复。该公司也于1883年11月解散。
查1881年《申报》一则新闻报道：“美国新闻纸言巴西近来遣人至美国招募华人三千三百名往该国种植加非（笔者注：即咖啡），华人从未到过巴西，巴人以为华人于种植等事实所擅长，故急欲雇用，如美国不能□三千三百之数，尚需至香港添募吾知自是以后华人往巴西者将源源不绝者矣。”[6]这则报道显然是因不懂得赴巴西的华工是从澳门出国之故，将中国的出国口岸说成是香港。该报道应与巴西当时拟从中国招收华工的计划有关。报道发出的时间是1881年，其时巴西方面与唐廷枢的谈判尚未开始。看来急于招到华工的巴西相关方面已经开始“两手抓”，即一手向美国转招已经来美的华工，另一手通过谈判在中国直接招收。从这则报道来看，巴西似对从美国招工没有太大把握，因为美国本身对华工也有需求，而且巴西各方面的条件（主要是工薪）并不比美国好到哪里去。因此，巴西把更大的希望寄托在与唐廷枢的谈判上。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唐廷枢原拟定的“一揽子计划”无果而终？一个合理的推测是，唐廷枢踏上巴西国土后，发现该国仍处于奴隶制度之下。他很可能担心巴西方面利用虚假合同非法招募中国劳工到美洲做替代奴隶。其证据是，他向巴西佩德罗二世亮明了自由移民的立场。由于他的坚持，清廷维持了对包括巴西在内的南美国家输出中国契约劳工的禁令，虽然其时清廷并不反对中国人自由移民。[7]最后，在种族主义者和废奴主义者的强大压力下，1890年6月28日，巴西政府颁布第528号法令，宣布如无国会特别批准，禁止非洲人和亚洲人进入巴西，并设港口警察对过往船只进行监查，对违反此法令的船长予以罚款。至此，巴西国内有关引进华工问题的大辩论暂告一段落。[8]
最后导致关闭巴西在华招工之门的，是1893年的海军部长辣达略（Barão de Ladário）和巴驻奥地利公使华兰德（José Gurgel do Amaral Valente）的中国之行。辣达略和华兰德是巴西总统委派来华商谈招募华工事宜的全权专使（其间6月底华兰德病故，由辣达略一人担当）。6月27—28日，清政府公使馆代办与辣达略在巴黎进行了两次谈判，就招募华工达成原则协议。7月底辣达略由欧洲奉命赴华，抵上海后因该市发生流感，11月又离开上海赴香港待命。在港期间，发生了巴西在澳门非法招工、中日甲午战争等事件，清、日两国均无暇顾及在港待命的辣达略。辣达略对输入华工的热情逐渐消退，转而对输入日本劳工感兴趣。于是他主动放弃与清廷谈判招募华工，由香港赴日本考察。适其时辣达略在香港遭遇了一起外交丑闻（亦称“特托杜斯事件”）。事件的经过是：巴西设在澳门的招工站与德国籍运输船特托杜斯签订了合同，将350～400名中国苦力运送到巴西。此举违反了清朝禁止苦力贸易的禁令，同时也违反了英国法律（港英当局只允许将华工运送到英国殖民地），于是此船被港英港务局扣留。辣达略和巴西驻香港领事馆不得不贿赂港英官员，以便脱身逃离。结果事情闹大了，辣达略不得不向当地报纸宣布，巴西政府不会参与中国的苦力贸易，并会考虑进口日本移民，还说日本人拥有更高的教育水平，比中国人拥有更高智商云云。辣达略因此激怒了中国，被清政府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辣达略遂“就坡下驴”，于1894年8月离开香港前往东京，与日本官员探讨日本人移居巴西的可能性。
在清王朝1911年落幕之前，巴西一如既往地引进外来移民。1892—1910年，圣保罗州有7年的移民开支超过全年预算的10%。巴西人在欧洲各大港口设立招募站，宣传内容主要突出“共和国”这一巴西新形象。此外，19世纪末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大大缩短了跨洋航行的时间。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降低了旅途中移民的死亡率，再加上欧洲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催生出大批失业工人。19世纪90年代，巴西的外来移民人数达到历史峰值，共有1198327人来到南美这片土地，其中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和德国等欧洲移民占比高达91%。[9]
中国对巴西的移民动议却是另一番景象。晚清政府似乎燃起了对巴西移民的兴趣，可惜为时已晚，当年的“卖方市场”已不复存在。辣达略当年在中国碰壁之后，巴西已不再对与这个东方人口大国签订引进劳工的官方协议感兴趣。向巴西移民成了清政府的一厢情愿。1909年9—10月，清政府驻法国、西班牙、葡萄牙与巴西的钦差大臣刘式训在两名随员陪同下首次访问巴西。他此访的目的是感谢巴西政府派特使出席光绪皇帝的葬礼，同时商签两国贸易协议，并说服巴西接受中国移民。[10]很明显，中国移民问题更具实质性意义。但刘式训在这个问题上无功而返，原因是日本在1908年已开始向巴西大规模移民，巴西的外来移民来源充足，中国已错失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