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民族主义的排日言论与《雷斯法案》的出台
整个19世纪，英国主导着巴西的商品和资本。然而，随着美国在19世纪末的强势崛起，并成为巴西出口商品最重要的目的地，巴西的外交重心也相应地从伦敦转移到华盛顿。20世纪初，里奥·布兰科（Rio Branco）担任巴西外交部部长期间，积极解决地区争端并构建全新的巴西国际形象，是民族主义外交的体现。在他任期内，巴西划定了同阿根廷、法属圭亚那、玻利维亚、秘鲁、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哥伦比亚、乌拉圭等邻国和地区的边界线，解决了困扰巴西数百年的领土争端问题，在为国家增加了88万平方公里领土的同时，消除了引发冲突和战争的潜在危险。此外，布兰科还通过举办泛美大会等举措加强同其他拉美国家的关系，追求在南美地区的领导权及其在拉美乃至世界的大国地位。这一系列外交政策取得巨大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布兰科确立了巴西和美国之间没有缔结条约的非正式联盟关系。布兰科十分清楚，与美国密切交往能够打破南美势力平衡，并使之偏向于巴西，提高本国外交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与美国建立非正式联盟关系、主张泛美主义、追求地区领导权和提升国际威望共同构成了里奥·布兰科的四大外交遗产。他结束了帝国时期聚焦于边界纠纷狭隘的外交视野，并为更加开放、更具国际眼光的共和国外交奠定了基础。由于他的外交政策不具体代表某一党派，回避国内政治斗争，而是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出发点，所以，他的外交政策被巴西人视为“国家统一思想和民族主义发展的外在表现”[12]，后来的巴西统治者基本都遵从布兰科的外交理念，巴美关系一直都处于稳中向好的态势。
巴西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使其在移民政策上容易受到美国的影响。1908年的美日《君子协定》（The Gentlemen’s Agreement）宣告日本大规模向美国输出契约劳工时代的终结，但并没有阻止日本人移民美国的脚步。1909—1920年，共有92907名日本移民入境美国。[13]日趋合理的性别结构和稳定的家庭关系改变了早期赴美日本男性移民的心态和生活模式，他们逐渐转变了衣锦还乡的“寄居客”心态，期盼在美国定居，并从雇佣劳动中脱离出来，投入以家庭为单位的独立农业生产，土地经营规模不断扩大。1913—1920年，日本移民在美国的土地租赁面积从155488英亩[14]扩大至192150英亩，土地所有面积从26707英亩增加到74769英亩。[15]日裔人口的迅速膨胀，以及日侨在农业领域取得的成就让美国人嫉妒和恐惧，再度激发了美国国内的种族主义和排日情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本土尤其在加利福尼亚地区再度掀起全面禁止日本移民的运动。1913年5月2日至3日，加州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以高票通过《外籍人土地法》（Alien Land Laws），规定没有资格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外籍人无权拥有土地。1920年加州议会又通过了新《外籍人土地法》，规定禁止向日本移民租售土地，禁止任何日本移民持主要份额的公司租赁或购买土地，禁止非本国公民对本国公民的土地使用权执行监护权。此后，又有12个州效仿加州颁布了《外籍人土地法》。排日势力一步步挤压在美日本移民的生存空间，以达到禁止和驱逐日本移民的目的。
20世纪20年代初，受美国排日运动的煽动，巴西国内的排外主义和种族主义死灰复燃。排外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极端民族主义。持有这种思想的人主张削减外来移民数量，理由是移民不易被同化、垄断巴西的商业和传播极端思想，批判的对象主要是偏安巴西南部的德国移民和在城市经商的葡萄牙移民。[16]种族主义者则主要针对黑人和日本移民。1921年1月6日，巴西政府颁布第4247号联邦法令，禁止黑色人种的移民进入巴西。[17]菲德利斯·雷斯（Fidélis Reis）是种族主义者的代表人物。他早年在米纳斯吉拉斯大学任教，后来当选巴西联邦议会下院议员。他曾领导当地的反黑人移民运动，并将攻击的范围扩大到亚洲移民尤其是日本移民身上。
不易被同化且具有扩张主义野心是巴西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分子排斥日本移民的主要理由。根据巴西1920年的人口统计，日本移民约为巴西总人口（3010万）的0.09%。[18]日本移民数也仅占巴西外来移民总数的2.5%，尽管比值并不算高，但也足以对巴西社会造成冲击，因为巴西国土上从来没有如此多的黄种人涌入，更重要的是，日本移民的高度聚居特征及其对本民族语言、风俗、文化的坚持，使他们表现出高度的民族同质化，这被巴西本地人视为不可同化性。在雷斯眼中，亚洲移民就是“（巴西）国家有机体中存在的黄色囊肿，（他们的）血液、语言、习惯和宗教都是不可被同化的”[19]。里约热内卢教育系统负责人卡内罗·莱昂（A.Carneiro Leão）是巴西颇具影响力的现代主义教育家，曾任劳工部、工业部和商业部的顾问。他坚信巴西人具有强大的同化能力，教育则是同化外来移民的重要方法。但是，唯一被卡内罗·莱昂排斥的民族就是日本移民，他认为日本人“不可靠、鲁莽、骄傲自大、过于独立和不尊重契约”。巴西商会（Brazilian Chamber of Commerce）名誉领袖在《商报》上刊文称：“日本人并没有做好融入巴西社会的准备，因此他们是不受欢迎的群体。”[20]
还有一些排日人物将日本移民的高度聚居和同质化特征视为其强烈民族主义的表现，认为日本人普遍受过教育且文明程度高，一旦日本移民有了立足之地，势必会轻而易举地占领民族主义情感还很脆弱、社会也比较分裂的巴西，因此日本移民带有扩张企图。巴西国家医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Medicine）院长米格尔·德·奥利维拉·科托（Miguel de Oliveira Couto）曾在报纸上发表多篇社论，在称赞日本这个国家团结、有能力和成功的同时，抨击日本移民是“狡诈的、野心勃勃的、好战的、神秘的”。对于科托的言论，巴西时任外交部长的亚瑟·内瓦（Arthur Neiva）和《商报》主编若泽·菲利克斯·阿尔维斯·帕谢科（José Felix Alves Pacheco）表示赞同。三人也被称作“反日运动三杰”（Three Heroes of the Anti-Nipponic Campaign）。帕拉州（Pará）一位议员的说法更加危言耸听，他声称日本政府打算向巴西输送2000万移民，并侵占这个国家。[21]
除此之外，一战后欧洲移民的迅速“回潮”在客观上也助长了排日的声音。1918年，葡萄牙、意大利和西班牙分别向巴西输送移民7981人、1050人和4225人；1919年，三国移民人数分别增至17068人、5231人和6627人。可以看出，葡萄牙增加的人数最多，比上一年多了将近1万人；意大利的增幅最高，人数是上一年的5倍多，并在1920年再度突破万人大关，恢复到一战前的水平。1919—1923年，这三个国家共向巴西输出了228846名移民。[22]此外，由于地理距离更近，欧洲移民到巴西的旅费显然要比日本移民的更便宜，而且南欧移民基本不存在同化的问题。葡萄牙学者丹妮拉·德·卡瓦略（Daniela de Carvalho）一针见血地指出，“欧洲移民的回归似乎意味着巴西不再需要日本移民了”[23]。
对于巴西国内的种族言论和排日情绪，日本驻巴西公使和领事秉持谨慎的态度，劝说日本移民要尽力避免与本地人产生摩擦，并倡导他们积极融入当地社会，力争不让事态升级。随着在巴西的日本移民人数和移民事务不断增多，日本政府相继在圣保罗市（1915年）和包鲁市（Bauru）（1921年）开设领事馆。由于绝大多数第一代日本移民仍然保持日本国籍，所以与日本领事馆的联系更为密切，领事也会不定期发布告示，对本国移民进行指导和控制。此时，日本驻圣保罗总领事藤田敏郎（Fujita Toshiro）非常敏锐地嗅出了巴西国内敏感的种族氛围和排日气息，发布信息提醒在本国的日本移民：（一）应遵守巴西的法律法规；（二）申报户籍要在最近的日本领事馆办理，且因有本国户籍所以也要尽义务，特别是因本人利益而为新生儿及婚姻申报之行为应予禁止，凡有未履行之时则所继承遗产之全部由官方没收；（三）儿童教育应以巴西语言教授为宜，望适龄学童速入学当地附近的学校，条件允许的话，可以每日辅学2～3小时日语；（四）尊重巴西的风俗习惯，不要把日本本国特有的风俗习惯或令本地人感到不适的风俗表现于外，言行要谨慎，否则容易将日本人孤立分居于一处，且排斥日本人；（五）在留巴西的日本臣民所有未登记之物和土地，且若借地自立以从事农业之物使用土地面积的人员，应事无巨细向最近的日本领事馆申报，有变更身份及住所等亦同样必须申报，如若不然，今后领事馆在保护侨民利益时，不仅会给机关事务处理带来不便，还会使各位利益受损。[24]除此之外，媒体也频频刊文提示日侨注意自己在巴西公共场所的言行举止。[25]
1922年，圣保罗州政府向日本领事馆发出通知，允许在该州出生的第二代移民无条件获得巴西国籍。不过，日本移民对此并不积极。这让圣保罗州政府非常难堪。同一年，圣保罗州政府下令再度取消对日本移民提供旅费补助。[26]1922年5月2日的《申报》也对巴西取消日本移民的旅费补贴给予关注，刊文称：“日本人到处不受欢迎。近来巴西亦发生排斥日侨问题，从前巴西因人口缺乏、劳工不足，颇奖励世界各处移民入境……各州中欢迎日本移民最甚者，为沙保罗州（圣保罗州）。因该州缺乏劳工数千人，非得客民补充不可。凡日本农民至巴西作工者，其旅行费由巴西政府津贴，又专管此等移民事务之公司，政府亦予以补助，但该州政府以十三四年之经验，知输入日本农民并无利益，现已变更态度，决计不再津贴移民公司。其致日本驻巴公使馆之公文，声称因日人田工成绩不能满意，故出此举。但据政界中人主，实因该州南部某处日侨人数日多、于政治上亦颇危险之故然、日人生活程度甚低、凡百节省，其产物之售价亦复低廉，当地农民难与竞争，且日人售物所得之金钱多寄回本国、在巴西使用者甚少，凡此皆与巴人不利，故排斥之念，愈演愈烈，致成今日正式抵制之局。”[27]这一政策的效果立竿见影，日本移民的数量从1922年的1225人跌至1923年的895人。[28]此外，巴西政府还出台教育禁令，禁止非巴西国籍或双重国籍的学龄儿童就读巴西的公立学校。这从侧面反映出巴西社会对日本移民高度聚居，以及与本地农民产生竞争关系的排斥，也是圣保罗州政府取消补贴移民政策的原因。事实上，高度聚居显示出日侨群体的封闭性和“寄居客”心态，这些归根结底还是日本移民缺乏主动融入巴西主流社会的意愿，也是不易被同化的表现。
1923年10月22日，巴西联邦议会通过了由雷斯提出的限制移民的议案，巴西国内的排日活动随之步入高潮。该议案主要包括七条内容：第一条，受巴西政府邀请以农民身份迁居国内的欧洲家庭可以获得补助；第二条，政府为按照迁入地移民的数量比例增加移民迁入产生的费用应由各州政府协商达成；第三条，改革殖民拓展局官制，以使掌管事务效果达至最佳；第四条，为防止对巴西国民人种精神和体质有害的人群入国，所有来巴西的外来移民都要进行严格监督；第五条，禁止黑种人移民巴西，黄种人的移民人数限定在其已在巴西移民人数的3%；第六条，政府为施行本法获得必要的经费支出；第七条，凡有悖于本法之规定皆为无效。[29]这就是著名的《雷斯法案》。
不难发现，该法案的核心要义就是鼓励欧洲白人移民排斥有色人种移民，带有浓厚的种族主义色彩。由于1888年巴西废除奴隶制后未再大量引进过黑人移民，[30]黄种人移民中除了日本人寥寥无几、不成规模，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雷斯法案》基本就是针对日本移民的，可以被视为巴西第一份限制日本移民的法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