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古巴契约华工
黄卓才[1]
说起海外契约华工，人们就会想起那几百万流徙到南洋、拉美，被贩卖、欺凌、剥削、迫害的华侨先辈，无不一掬同情之泪。其中，最令人唏嘘和悲怆的，莫过于古巴契约华工。在人们的印象中，他们似乎只是逆来顺受、任人宰割而无力反抗的一群人。
其实事实并非如此！古巴契约华工之中，也有不一样的人物。有非常了不起的能人，还有英勇善战，敢于为独立自由洒热血抛头颅的英雄好汉。他们早已载入史册，永远为中古两国人民所铭记。
古巴位于地球的另一边，离中国遥遥两万多里，在长达四五个月的航行过程中，体弱或反抗的华工或病死或被打死，抛尸大海。有幸活着登陆古巴的，则被卖到种植园种甘蔗、烟草，到糖厂制糖，或者修铁路。在工头的凶暴监管下，每天工作16～22个小时。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生病得不到医治，且动不动就以莫须有罪名被体罚、关禁闭、戴脚镣，甚至随意杀害。他们的遭遇与奴隶无异。史料显示，从1847年6月3日第一只西班牙苦力船到达哈瓦那，206名契约华工登上古巴岛开始，到1874年迫于国际社会和清政府的压力，西班牙统治者不得不中止贩运华工为止，共有143040名中国人，乘搭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美国、英国、荷兰等16个西方国家贩运苦力的342只船前往古巴。途中死亡17032人，实际到达126008人。在当时的古巴岛上，中国人成了整个美洲大陆最为庞大的中国移民群体，成为继西班牙人、非洲黑人之后的古巴第三大社群。但这些契约期为八年的华工，还未到合同期满，早已死亡过半。14万多华工存活下来的只有6万余人。这是一段多么骇人听闻的血泪史！
就在这样凶险的环境下，也有些华工迅速挣脱了枷锁，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扬威古巴，成为中华民族和古巴民族共同的英雄，名垂青史。
据记载，在1847年6月3日乘坐西班牙“奥奎多号”双桅帆船从厦门到达古巴的第一批206名华工中，有一位中医，名叫Saanei（桑西），在为雇主工作了几周之后，他可能赎了身，或谈妥条件获得了自由。桑西通过行医很快赚到了钱，离开了古巴。在脱身之前，古巴人孔斯塔（Consta）先生根据桑西的口述，详记其药方和治疗方法，编辑成《中国医术》一书。该书只有64页，但影响颇大。1847年10月22日，哈瓦那著名报纸《海事日报》（Maritime Daily）刊登广告说：“《中国医术》内中对令人惊异的医疗方法有详尽的记载。该书系由新近莅临哈瓦那之华人现身说法笔录而成。”其他各报纷纷转载，轰动一时，慕名前往就诊的古巴人络绎不绝。
西班牙殖民者把华工当作生财的工具，想方设法防止他们逃跑，用种种手段阻止他们赎身。桑西医生能够这么快挣脱枷锁，也许是幸运的特例。但常言道：“知识改变命运。”桑西的中医知识和诊治技能，对他快速脱离险境取得自由显然起了关键的作用。
另一位中医陈黄阳，其事迹更加耀眼。他是在古巴民族独立战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
1868年，古巴人民不满于西班牙殖民者的压迫剥削和残酷统治，揭竿而起。在此后30年里，他们为争取古巴民族独立进行了三场战争，即第一次独立战争（1868-1878年）、小战争（1879-1880年）和第二次独立战争（1895-1898年）。当时在古巴谋生的中国人主要就是契约华工，还没有自由移民。他们或者是尚未赎身、仍在水深火热中的华工，或者是熬过契约期获得了自由、实际上还在苦苦挣扎的华侨。但中国人有爱好自由、勇于反抗压迫剥削的传统，一向不甘于俯首低眉。契约华工与古巴人民一样憎恨殖民者。因此，民族独立战争的烽火一起，华人就一呼百应，数千人踊跃参战，陈黄阳医生就是其中之一。
陈黄阳原名黄森（Wong Seng，或王森，广东话黄、王同音），西文名利布里奥·黄（Liborio Wong），广东台山人。出身于中落医士之家，自小随父学医。1858年，为避当地的“土客械斗”而去古巴，是早期的契约华工。他契约期满获得自由后，先后在哈瓦那和马坦萨斯（Matanzas）行医。因医术高超，深受古巴人和华侨赞赏，被誉为“金黄色的太阳”，“黄阳”之名由此而来。至于“陈”，则可能是古巴人误读之故。
1895年，陈黄阳投身古巴第二次独立战争，为随军医生。曾任莫德斯托·迪亚斯（Modesto Diaz，旧译铁打士）将军的上尉副官。他用中草药救治了许多伤病员，功勋卓著，成为革命军中的英雄，被称为“中国神医”。战后他重返马坦萨斯悬壶济世，直至去世。
古巴人把陈黄阳奉若神明，越传越神，成了传奇式的人物。古巴驻中国大使馆官方编著的《古巴旅游指南》（中国旅游出版社，2000）一书讲述了陈黄阳的故事，说古巴人有句俗语“连中国医生也医不好”，意为“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可见陈黄阳威望之高。而《广东台山华侨志》的记载，则确认了这位海外游子的身份和事迹。书中这样记述陈黄阳的事迹：
陈黄阳（？—？），古巴华侨名医。台山人。生于一个中落的医士之家。从小向父辈们学得治病之术。清咸丰八年（1858年），为避土客械斗之乱，前往古巴哈瓦那，以行医为生。他精通脉理，善用中草药。1871年，迁居另一华侨聚居地马坦萨斯行医。初只为华侨治病，治好了不少奇难杂症，一时名声大噪。后来，许多古巴人慕名求医。他医术高明，医德高尚，对贫病交迫的人，不分国籍，常施医赠药，深得古巴人的赞誉，称他为“金黄色的太阳”（清朝国旗为黄龙旗，黄色视为中国的象征），华侨也都称他为“陈黄阳”，久而久之，他的真姓实名却佚失了。1895年，古巴爆发反西班牙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陈黄阳参加古巴革命军，为随军医生。他用中草药医好了大量伤病员，功勋卓著。曾任铁打士将军的上尉副官，成为革命军中的英雄人物。独立战争结束后，重回马坦萨斯悬壶济世，直至去世。陈黄阳在医疗上的卓越成就，为祖国及中医药赢得了很高的荣誉，他被古巴人誉为“中国神医”，中医药被称为“中国良药”。
古巴独立战争中涌现了一大批华人战斗英雄，最著名的是胡德和赖华两位。
胡德，西文名何塞·胡·达科（Jose Bu tack），广东开平百合镇人。原名胡开枝，曾在邻县恩平县城（现恩城镇）读过四年书，胡德的父亲是在开平三埠镇开油糖铺子的商人。胡德17岁那年，因受骗误入赌局欠了赌债，被迫卖身，在澳门上了西班牙的苦力船去古巴。初到古巴，他与其他华工一样在甘蔗种植园当苦工。园主见他年轻力壮、相貌端正、诚实可靠、办事能力强，让他到家里当侍役。其后要他管杂货店，不久再让他做杂货总行的总管。此时恰遇清政府派陈兰彬到古巴调查华工遭遇，与西班牙政府交涉，胡德趁机辞去杂货总行的职务，摆脱契约华工的身份，到西恩富戈斯（Cienfuegos）开了一家杂货店。胡德攒了一些钱，跟一位土生华女结了婚。
当时何塞·米格尔·戈麦斯将军（Jose Miguel Gomez）等正在领导反殖民主义的战斗。革命军在圣克拉拉（Santa Clara）山林中展开活动，有华侨数百人入伍。粮食缺乏，斗争非常艰苦。胡德支持正义斗争，给革命军供应粮食，把自己的资金捐作军饷，因而被逮捕。革命军星夜出动，围攻监狱将他救出。胡德出狱后，加入了革命队伍，后来还将其妻接去参加了革命。他在革命军中十余年，身经百战，受伤五次，功勋卓著，升至中校军衔。根据古巴共和国1901年宪法，参加过两次独立战争的外国人享有作为古巴共和国总统候选人的权利，胡德具有这个资格，但他不居功，不愿参选。战后，他回到大萨瓜（Sagua la Grande）、马坦萨斯经商。古巴共和国没有忘记他的贡献，当了总统的昂美将军是胡德的亲密战友，继任总统也是他的好朋友，先后任命他为圣克拉拉卫生局长、移民部长。他廉洁奉公，事必躬亲，深得民心。退休后住哈瓦那。他薪俸很高，乐善好施，关爱穷苦人，做了许多好事，一家七口的生活却非常节俭。胡德于1940年逝世。出殡那天，哈瓦那万人空巷。哈瓦那大街上现在还有胡德的墓碑。
与胡德齐名的战斗英雄赖华，曾被误译为“赖娃”，西文名何塞·多隆（Jose Tolon）。有记载指为客家人。他初到古巴，被西班牙老板指派做仓库管理员。赖华三次参加不同阶段的古巴独立战争，在战斗中表现非常出色，被授予古巴革命军上尉军衔。
据记载，1895年5月13日，在荷维多（Jobito）的一场战斗中，赖华及其他华人战士在赫苏斯·拉比（Brigadier Jesua Rabf）领导下，以少胜多，重创了一支400余人的西班牙军队。
当年有不少华人参战者原是太平军官兵。太平天国失败后，逃亡求生或被卖去拉美的，数以万计，赖华就是其中之一。太平军官兵有作战经验，勇敢善战，所以不少人在古巴独立战争中都成了指挥官、战斗英雄。可惜一到古巴就改为西班牙文名字，大多数没有留下中文姓名。赖华是客家人，原籍不详。客家人性格刚烈，他们充分发挥了不屈不挠的“硬颈”本色，把鲜血洒在加勒比海岛上，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赖华就是客家人的优秀代表。
独立战争结束后，赖华主动放弃总统候选权和应得的俸金，恢复平民身份。他复员回到哈瓦那，与胡德常有来往。胸前挂着一枚勋章，客家口音依然很重。他于1932年逝世，有二子四女。
如果说，桑西医生是靠知识和才智自救，那么，陈黄阳、胡德和赖华则是以青春热血来改变自己命运的。他们选择了一条最好的也是最危险的途径：参加古巴独立战争，以生命为代价，换得了自由和荣誉，既解放了自己，也拯救了“契约华工”同胞。他们顺利地融入了古巴社会，同时也为古巴人民做出了历史性的伟大贡献。
契约华工并非弱者，他们之中不仅有了不起的能人，还有名垂青史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