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移民与“大逆转”
欧洲移民的到来改变了西半球的社会经济地位。1800年以前，殖民地是建立在当地劳动力与贵金属的结合，或者非洲奴隶制度与热带经济作物的结合之上。萨卡特卡斯（Zacatecas）和波托西（Potosí）的白银使墨西哥和秘鲁成为西班牙帝国璀璨的星辰。糖和奴隶制使圣多明戈和巴巴多斯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殖民地之一，对法国和英国来说，它们的价值比魁北克或未来的美国都高出许多倍。[43]就生产的规模、效率和市场导向而言，1800年左右的墨西哥巴希奥地区的采矿联合企业和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是美洲最早的现代经济体。一个世纪后，欧洲殖民地的工厂和商业农场也开始步入经济现代化建设进程。自由移民及其伴随的现代化进程使西半球最贫穷的殖民地一跃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
国家内部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19世纪，阿根廷的经济中心从秘鲁银矿开采地区的西北部或安第斯地区转移到了东部沿海地区。18世纪，巴西的经济中心开始从伯南布哥和巴伊亚的种植园向南转移至米纳斯吉拉斯州的金矿和钻石矿，一个世纪后转移到圣保罗和巴西南部这些以往的边缘地带。在美国，这种转变发生在另一个地理方向上——从南部到东北部，但彼此具有相同的社会轨迹，即从一个奴隶制和种植园地区到商业农场、工厂和移民地区。[44]
美洲城市中心分布的变化说明了这一总体逆转。在1800年以前，美洲50个最大的城市中有46个，包括10个最大的城市，都分布在构成殖民核心的白银/土著劳工或种植园/非洲奴隶复合体中。到1910年，美洲最大的11个城市和前100个城市中的81个是欧裔美洲人建立的。城市化程度最高的5个国家（依次是乌拉圭、古巴、阿根廷、美国和加拿大）是欧洲移民占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就现代性而言，无论其定义如何，都始终是城市空间的一部分，可以说，西半球的现代生活场所在19世纪从印裔/混血儿和非裔美洲人的殖民核心地区转移到欧裔美洲人的生活地区，主要在西半球的温带末端和社会经济边缘地区，包括古巴。事实上，只有持美国中心主义的盲目者才会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在1800年之前，美洲现代化地区不是在波士顿或费城，而是在瓜纳华托（Guanajuato）和萨尔瓦多（在生产技术和市场导向方面）或墨西哥城和利马（在书籍、剧院、建筑、音乐和其他文化产品方面）。只有对另类现代化的最模棱两可的定义才能掩盖它在19世纪才转移到纽约、芝加哥、布宜诺斯艾利斯、蒙得维的亚和圣保罗等地的事实。
现代化不仅在空间上发生了变化，而且在其内容上也发生了变化。在经济上——在美洲欧洲移民的新地区——转变为一种资本主义制度，这种制度不仅在交换和商业化方面（就像在旧殖民地的核心地区一样），而且在社会生产关系方面也是资本主义的，其基础是自由劳动，而不是奴隶制和半债役安排。这里的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有更强的联系。欧洲移民地区发展出了拉丁美洲最大和最强的劳工运动，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劳工运动之一。他们拥有最高的营养水平、最高的预期寿命和最低的死亡率，公民参与互助会和其他自愿组织的程度，以及参与银行和储蓄的程度最高。他们也有最早和最具包容性的政治参与形式，最高的识字率，印刷材料的占有率、戏剧表演、体育俱乐部活动及其他文化产品的人均参与水平最高。
这些代表了拉丁美洲最早的大众社会。与拉丁美洲其他地区相比，这里的经济和社会文化资源更丰富，分配也更平等，事实上也比大多数欧洲国家多得多。到20世纪20年代，阿根廷和乌拉圭的实际工资已经超过了除英国和瑞士之外的所有欧洲国家。用水量和住房拥有率高于旧世界任何国家。不论其种族出身如何，移民的孩子平均比他们在欧洲出生的父母高2英寸[45]。高水平的大众消费反过来促进了新大陆人均出口最高地区的国内市场的早期发展。[46]
移民带来的影响在从巴塔哥尼亚到圣保罗的南美洲温带地区随处可见，也是世界上人口影响最大的地区。例如，19世纪末，移民占乌拉圭人口的35%，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占阿根廷人口的30%，而同期澳大利亚和美国的移民分别为总人口的20%和15%。在南美洲温带地区，新移民及其后代占总人口的80%以上。考虑到他们的人口比重，他们在塑造该地区的流行文化方面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使肉食类饮食多样化，把意大利面食和葡萄酒等食品变为国家主食。他们引进了各种体育和休闲活动，如地掷球、巴斯克回力球、马球、足球和歌舞剧。到20世纪初，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蒙得维的亚与伦敦一样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足球俱乐部和体育场馆。[47]南美洲在有史以来举办的20届世界杯足球赛中赢得了9次。移民也引进了乐器和表演方式，并塑造了一种新的舞蹈样式——探戈。他们虽没有改变民族语言语法的权力，但他们拥有可改变其语音的足够多的人口数量，这就是拉普拉塔河地区的西班牙语听起来像意大利语的原因。
与非洲移民一样，对移民前文化的保护也因环境而异。那些定居在相对偏远的农村殖民地的人——如巴塔哥尼亚和潘帕斯的威尔士人或伏尔加德意志人以及巴西南部的德国人——能够比那些定居在城市或郊区的人更长时间保存他们的语言和生活方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量欧洲移民抵达其殖民地，重新激活了与原籍国和移民前身份的联系。对“拉丁”文化具有优越感的群体——主要是北欧人——往往比南欧人更能保持更长时间的独立的身份。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财富和声望也产生了影响。在大多数的大规模移民期间，移民接受国被认为比大多数输出国更现代化和先进。移民的子女往往对他们的出身感到羞愧，并希望认同这个新国家。过去几十年（至少在2008年大萧条之前），南欧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声望不断提高，人们对其移民起源的认同随之增加。其中一些纯粹是功利主义的（获得欧盟护照和出于经济原因迁移到那里），但也有象征民族复兴的元素。
然而，根据全球标准，拉丁美洲国家移民的特殊之处并不是移民前文化、习惯和身份的持续存在，而是其清除这些特征的速度和彻底性。全世界的移民，从东非的阿拉伯人、古吉拉特邦人、西非的伊博斯人、黎巴嫩人到哈萨克斯坦的伏尔加德意志人、马来西亚的华人，即使在没有再领土化的情况下，也会在几代人甚至几个世纪里保持其独立的身份和社区结构。他们的种族身份不仅影响其风俗习惯、举止和家庭行为，而且几乎决定了他们言语和饮食、生活地点、谋生方式、交往和结婚，以及他们私人和公共生活的各个方面。
与这种程度的分离和连续性相比，拉丁美洲的民族持久性似乎不那么重要了，尤其是在第三代之后。在语言上，这些东道主社会已被证明是粉碎者。会说祖先语言的第三代移民少之又少，能流利地说祖先语言的人更是少之又少。意第绪语作为一种中欧和东欧的少数民族语言已经存在了一千年，但在阿根廷、乌拉圭和巴西仅存在了三代人就消失了。[48]异族通婚的比率非常高，即使在跨越大西洋之前就已经是少数民族和高度内婚制的群体中也是如此。在阿根廷、乌拉圭、巴西和美国，超过一半的犹太人选择与其群体之外的其他民族的人结婚，达到了该群体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1930年左右，犹太人群体在东欧、北非和中东的外婚率低于2%，今天，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等其他散居地点这一比例低于35%，而南非低于25%。[49]按照国际标准，居住和职业隔离从来没有达到过很高的水平，而且已经基本消失了。[50]
这种同化力量反映在拉丁美洲与西半球其他国家共有的公民观念中。在新世界的38个国家中，除两个国家外，所有国家都将公民身份作为一项与生俱来的权利（出生地原则），这是一种包容性的公民身份形式，允许任何出生在本国的人成为其国民而不论其血统如何。这与世界其他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在156个国家中只有11个国家坚持出生地原则，其他国家根据“血统”（血统原则）而不是出生地授予其公民身份。
相对而言，欧洲移民在与当地融合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暴力活动。移民及其后裔太多以至于无法集中在阶级金字塔的底部或顶部抑制了仇外心理与阶级怨恨或歧视的融合，这在欧洲、非洲和亚洲是很普遍的。资源与劳动力的高比率和新欧洲的特殊经济扩张减轻了政府对稀缺资源的竞争，加之普遍存在基于普遍原则而非群体权利的法律制度，以及各国相对稳定的公共机构更是减轻了族裔间暴力。事实证明，美洲最残酷的反移民事件不是发生在欧洲移民国家，而是发生在多米尼加共和国——1937年约有12000名海地人被屠杀，以及墨西哥科阿韦拉州（Coahuila）和索诺拉州（Sonora）——墨西哥革命期间有400名中国人被杀害。此外，低水平的暴力包括犯罪和谋杀。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接受大规模欧洲移民的国家和地区——阿根廷、乌拉圭和古巴——的凶杀率是当今拉丁美洲的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是凶杀率最高国家的二十八分之一。
与美国一样，后来的国内和国际非白人移民将早期欧洲移民及其后代赶出了最低的社会经济和职业阶层。来自安第斯、阿根廷和邻国的混血儿，以及来自东北部的非裔巴西人不仅抵达较晚，其本身就处于不利地位；他们抵达时缺少城市生存技能，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经济活跃度和开放程度开始下降。此外，他们不得不与其他移民竞争，而不仅仅与在城市出生的子女竞争，他们通过从雇用同族人到隐蔽或公开的种族歧视等机制将有色人种移民排除在外。
这种人口变化产生了明显的社会文化和话语的变化。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巴西南部和阿根廷沿海地区的大多数种族仇视与种族主义言论和歧视都是针对构成工人阶级和穷人大部分的欧洲最新移民。随着有色人种的增多，他们开始代替处于下层社会结构中的欧洲移民，种族恐惧症的方向也开始发生变化。黑人逐渐代替移民成为贫穷、社会病态和危险的代表。即使在移民是混血儿而不是非洲后裔的阿根廷东部地区，他们也经常被称为黑人或黑头。与巴西其他地区相比，巴西南部的种族范畴变得更加双重化，字面上更加黑白分明。在这些地区和阿根廷东部，于欧洲移民后裔而言，“黑人”越来越成为“永久他人”。[51]
在移民相对较少的国家，移民产生的影响虽不是多方面的，但对当地经济产生了显著的影响。20世纪初，占危地马拉人口少数的德国农民生产了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咖啡。[52]在洪都拉斯，巴勒斯坦基督徒占全国人口的不到2%，但在20世纪20年代已经拥有圣佩德罗苏拉（San Pedro Sula）一半以上的企业，即使在当今也拥有该国工业和商业机构的多数。[53]厄瓜多尔的黎巴嫩人也是如此。那些可追溯到少数马龙派村庄的人被选入了许多地方和国家办事处（包括副总统和两位主席），以致政治对手抱怨“厄瓜多尔的贝都因化”。[54]在墨西哥的欧洲移民占人口不到1%，但在该国的经济和工业化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事实上，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所有其他国家中移民并不是一个普遍现象。移民及其后代——即使他们以卑微的小贩的身份抵达这里——占据了具有文化优越感的特权阶级地位。这种情况与诸如东南亚的华人、东非的印度人和西非的黎巴嫩人等所谓的“中间人少数民族”的经历相似，而不同于美洲移民国家的经历。然而，即使在这些移民数量有限的拉丁美洲国家中，移民后裔与土著居民之间的分歧也从未像亚洲和非洲那样尖锐和紧张，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欧洲后裔（西班牙—克里奥尔人）在当地中上层阶级中的存在使得新来者不那么明显。
19世纪欧洲移民在西半球造成的社会经济区域地位的逆转产生了持久影响。尽管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拉普拉塔河地区国家的经济表现参差不齐，但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拉丁美洲社会发展指标的排名显示出很大的连续性。在1990年那些因移民而已经成为城市和社会发展最快的国家或地区（阿根廷东部、乌拉圭、巴西南部、古巴和智利）至今仍是如此。在识字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营养和其他社会福利指标方面，他们的排名仍更接近欧洲国家（如波兰等中、东欧国家），而不是较贫穷的拉丁美洲国家。“大逆转”加剧了拉丁美洲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大于后者与发达的西方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如今，法国的人均GDP是阿根廷、乌拉圭、智利和巴西南部的1.7倍，但这些国家的人均GDP却比贫穷的西裔美洲国家（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危地马拉、萨尔瓦多、玻利维亚、巴拉圭）高3～5倍，是海地的13倍。
通过这篇文章，我希望能证明跨大陆移民——他们采取的各种形式（旧石器时代的首次定居、征服和殖民主义、奴隶制、自由群众运动和商业移民），以及他们在接收环境中的互动方式——代表了拉丁美洲历史形成的中心进程。这一过程解释了为什么美洲是世界上最多元种族的地区。由于这种多元种族现象是由权力悬殊的结构所体现出来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拉丁美洲那些征服和奴隶制占主导地位的地区的社会不平等程度是世界上最高的，以及为什么以自由移民为基础的新定居区在历史上存在最平等的社会结构和最高水平的社会向上流动率。在文化形成方面，晚期稀少的土著居民定居点与实际殖民主义（即移民和定居）水平极高的伊比利亚帝国主义相结合，形成了比大多数其他地方文化更具有同质性的殖民社会。语言、宗教和宗派多样性的相对缺乏使得后殖民共和国更容易构建本民族文化，按照国际标准，后来的移民能更快地融入这种文化之中并被同化。这反过来解释了两个明显的悖论：世界上最多元种族的地区同时也是文化最不多元的地区；种族不平等最严重的地区也是种族和宗派分裂、暴力和种族灭绝程度最低的地区。
【注释】
[1]原文题为“Migration and the historical formation of Latin America in a global perspective”，刊登于《社会学》（Sociologias）2018年第20卷。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美国对波多黎各的治理研究（1952—2012）”（项目编号：20XSS006）的阶段性成果。注释有删减。
[2]何塞·C.莫亚（José Moya）：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历史学教授、拉丁美洲研究中心主任。译者师嘉林为天水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会员、中国拉丁美洲史学会会员。
[3]Moya，José C.，“América Latina como categoría histórica en una perspectiva global”，Istor：Revista de Historia Internacional，No.67，2017，pp.13-59.
[4]Moya，José C.，América Latina y los flujos transatlánticos：una categoría histórica desde una perspectiva global.In：AZCUE，Concepción Navarro（Ed.），Vaivenes del destino：inmigrantes europeos y latinoamericanos en los espacios atlánticos，Madrid：Ediciones Polifemo，2014，pp.21-38.
[5]Stewart，Hamish M.，Convict labour extraction and transportation from Britain and Ireland，1615-1870，DE VITO，Christian；Lichtenstein，Alex（Eds.），Global convict labour，Leiden：Brill，2015，pp.168-200；Morgan，Kenneth，Slavery and servitude in colonial North America，New York：NYU Press，2001；Jordan，Don，Walsh，Michael，White cargo：the forgotten history of Britain’s white slaves in America，New York：NYU Press，2008.
[6]Moogk，Peter，Manon’s fellow exiles：emigration from France to North America before 1763，CANNY，Nicholas（Ed.），Europeans on the move：studies on European migration，1500-1800，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7]Kruijtzer，Gijs，European migration in the Dutch sphere，OOSTINDIE，Gert（Ed.），Dutch colonialism，migration and cultural heritage，Leiden：KITLV Press，2008，pp.97-154；Silva，Filipa R.da，Dutch and Portuguese in Western Africa：empires，merchants and the Atlantic system，1580-1674，Leida：Brill，2011，pp.97-118.
[8]Lincoln，W.Bruce，The conquest of a continent：Siberia and the Russian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7.
[9]Coates，Timothy，Convicts and orphans.Forced and State-sponsored colonizers in the Portuguese empire，1550-1755，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Coates，Timothy，Convict labor in the Portuguese empire，1740-1932：redefining the empire，Leiden：Brill，2014.
[10]Pike，Ruth，Penal servitude in early modern Spain，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Press，1983；Lgarde，Agnieska D.de.La formación de la sociedad colonial más peculiar del Imperio español：la emigración europea a Filipinas en la primera mitad del siglo XVII，PhD Dissertation，Universidad Autónoma del Estado de Morelos，México，Facultad de Humanidades，2008.
[11]Slicher Van Bath，Bernard H.，The absence of white contract labor in Spanish America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In：EMMER，Pieter.C.（Ed.），Colonialismand migration：indenture labor before and after slavery，Dordrecht：Nijhoff，1986，pp.19-31.
[12]Ferandez，Francisco M.，Roth，Jaime O，Demografía de la lengua Española，Madrid：Instituto Complutense de Estudios Internacionales，2006.
[13]Crystal，David（Ed.），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the English language，Berkele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Simons，Gary F.，Fennig，Charles D.（Eds.），Ethnologue：languages of the world，2nd ed，Dallas：SIL International，2017，Online version：http：//www.ethnologue.com.
[14]Bender，Gerald J，Angola under the Portuguese：the myth and the realit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
[15]Santos，RicardoVentura et al，“Color，race，and genomic ancestry in Brazil”，Current Anthropology，Vol.50，No.6，2009，pp.787-819.
[16]Muniz，Yara N.et al，“Genomic ancestry in urban Afro-Brazilians”，Annals of HumanBiology，Vol.35，No.1，2008，pp.104-111.
[17]Estrada-Veras，Juvianee et al，“Medical genetics and genomic medicine in the Dominican Republic”，Molecular Genetics & Genomic Medicine，Vol.4，No.3，2016，pp.243-256.
[18]Salzano，Francisco M.，Sans，Mónica，“Interethnic admixture and the evolution of Latin American populations”，Genetics and Molecular Biology，Vol.37，No.1，2014，pp.151-170；Corach，Daniel et al，“Inferring Continental Ancestry of Argentineans from Autosomal，Y-Chromosomal and Mitochondrial DNA”，Annals of Human Genetics，Vol.74，No.1，2010，pp.65-76；Watkins，W.Scott et al，“Genetic analysis of ancestry，admixture and selection in Bolivian and Totonac populations of the New World”，BMC Genetics，Vol.13，No.39，2012；Homburger，Julian R.et al.“Genomic insights into the ancestry and demographic history of South America”，PLoS Genet，Vol.11，No.12，2015；Hidalgo，Pedro et al，“Genetic admixture estimate in the Uruguayan popula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Vol.5，2005，pp.217-222.
[19]Gomez-Casado，E.et al.“HLA Genes in Arabic-speaking Moroccans：close relatedness to Berbers andIberians”，Tissue Antigens，Vol.3，2000，pp.239-249，Hodoglugil，Uğur；MAHLEY，Robert，“Turkish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genetic ancestry reveal relatedness among Eurasian populations”，Annals of Human Genetics，Vol.76，No.2，2012，pp.128-141.
[20]Verger，Pierre，Flux et refluxe la traite des nègres entre le golfe de Bénin et Bahia de Todos os Santos du xvii au xix siècle，Paris：Mouton，1968.
[21]Borucki，Alex，From shipmates to soldiers：emerging black identities in the Río de la Plata，Albuquerque：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2015.
[22]Moya，José C，“Cuba：Immigration and emigration”，The encyclopedia of global human migration，Oxford：Wiley Blackwell，2013a.
[23]Monzote，Reinaldo F，From rainforest to cane field in Cuba：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since 1492，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8.
[24]Bergad，Laird，The comparative histories of slavery in Brazil，Cuba，and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25]Yun，Lisa，The coolie speaks：Chinese indentured laborers and African Slavesin Cuba，Philadelphia：TempleUniversity Press，2008； Corbitt，Duvon，A study of the Chinese in Cuba，1847-1947，Wilmore：Ashbury College，1971.
[26]Klein，Herbert S，African slavery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Soler，Luis Díaz，Historia de la esclavitud negra en Puerto Rico，San Juan：Universidad de Puerto Rico，2005.
[27]MILLER，Ivor，Voice of the leopard：African secret societies and Cuba，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2009.
[28]Ferreira，Roquinaldo，Cross-cultural exchange in the Atlantic World：Angola and Brazil during the era of the slave trad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 Slenes，Robert，Na senzala uma flor：esperanças e recordações na formação da família escrava：Brasil Sudeste，século XIX，Rio de Janeiro：Nova Fronteira，1999.
[29]译者注：马累人，主要指约鲁巴穆斯林。该词早期是指马里人的宗教，因为伊斯兰教是由来自马里的穆斯林传教士引入约鲁巴地区（即今天的尼日利亚南部地区）。
[30]Barnet，Miguel，Biography of a runaway slave，Willimantic：Curbstone Press，1994，p.32.
[31]Freyre，Gilberto，The masters and the slave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p.281.
[32]Miller，Ivor，Voice of the leopard：African secret societies and Cuba，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2009，p.274.
[33]Doortmont，Michael R.，The invention of the Yorubas：regional and PanAfrican nationalism versus ethnic provincialism.FARIAS，P.F.de Moraes；Barber，Karin.（Eds.），Self-assertion and brokerage：early cultural nationalism in West Africa，Birmingham：University of Birmingham，1990，pp.101-108.
[34]Christopher，Emma，“Josefa Diago and the origins of Cuba’s Gangá traditions”，Transition，No.111，2013，pp.133-144.
[35]Berenguer，Jorge，La inmigración francesa en la jurisdicción de Cuba，Santiago：Editorial Oriente，1979.
[36]Fraginals，Manuel M.； MASÓ，José M.，Guerra，migración y muerte：el ejército español en Cuba como vía migratoria，Gijón：Ediciones Júcar，1999.
[37]Baily，Samuel L.，Immigrants in the Lands of Promise：Italians in Buenos Aires and New York，1870-1914，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9.
[38]Moya，José C.，“The positive side of stereotypes：Jewish anarchists in earlytwentieth-century Buenos Aires”，Jewish History，Vol.18，No.1，2004，pp.19-48.
[39]Moya，José C.，Spanish immigration in Cuba and Argentina.BAILY，Samuel L.；MIGUEZ，Eduardo J.（Eds.），“Mass migration to modern Latin America”，Wilmington：Scholarly Resources，2003.
[40]Moya，José C.，A emigración azoriana e galega：unha perspectiva comparada.RODRÍGUEZ，Alberto Pena et al.（Eds.），Emigración e exilio dos Estados Unidos de América：experiencias de Galiciae Azores，Santiago de Compostela：Consello da Cultura Galega，2015b.
[41]Truzzi，Oswaldo，Patrícios：sírios e libaneses em São Paulo，São Paulo：Editora Unesp，2008.
[42]Moya，José C.，MCKEOWN，Adam，World migration in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Washington DC：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2011.
[43]Dupuy，Alex，“French merchant capital and slavery in Saint-Domingue.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Vol.12，No.3，1985，pp.77-102；Eltis David，“The total product of Barbados，1664-1701”，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55，No.2，1995，pp.321-338.
[44]Moya，José C.，“A Continent of immigrants：postcolonial shifts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86，No.1，2006，pp.1-28.
[45]1英寸=2.54厘米。
[46]Moya，José C.，“A Continent of immigrants：postcolonial shifts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86，No.1，2006，pp.1-28.
[47]Rein，Raanan，Fútbol，Jews，and the making of Argent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
[48]Moya，José C.，The Jewish experience in Argentina in a diasporicperspective，BRODSKY，Adriana；REIN，Raanan（Eds.），The New Jewish Argentina，Leiden：Brill，2013b，pp.7-29.
[49]Erdei，Ezequiel，Choosing each other：exogamy in the Jewish community of Buenos Aires，Oxford：JDC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2014，http：//www.jdc-iccd.org/en/article/64/choosing-each-otherexogamy-in-the-jewish-community-of-buenos-aires；Reinharz，Shulamit，Dellapergola，Sergio （Eds.），Jewish intermarriage around the world，New Brunswick：Transaction Books，2009.
[50]Moya，José C.，Cousins and strangers：Spanish immigrants in Buenos Aires，1850-1930，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pp.180-188.
[51]Moya，José C.，“Immigration，development，and assimi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a globalperspective，1850-1930”，Studia Migracyijne，Warsaw，Vol.35，No.3，2009，pp.89-104.
[52]Wagner，Regina，Los alemanes en Guatemala，1828-1944.Guatemala：Editorial IDEA，1991.
[53]Gonzalez，Nancie L.S.，Dollar，dove，and eagle：one hundred years of Palestinian migration to Hondura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2.
[54]Roberts，Lois J.，The Lebanese immigrants in Ecuador：a history of emerging leadership，Boulder：Westview Press，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