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非洲奴隶贸易
自1492年至19世纪中叶，共有1200万非洲人横渡大西洋，这一数字是来自欧洲人数的四倍。其中有58%流入拉丁美洲，45%流入巴西，13%流入西班牙美洲。在前一个半世纪（1492—1650年），拉丁美洲共接收了97%的奴隶，盛产白银的西班牙大陆殖民地接收了76%的奴隶，西班牙加勒比地区接受了6%，巴西接受了15%。在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1650—1800年）里，英国、法国和荷属西印度群岛的甘蔗种植园的繁荣致使伊比利亚的份额减少到36%，流向西班牙殖民地的数量减到原总数的3%，其中巴西几乎占了全部份额。随着海地革命期间圣多明戈制糖经济的崩溃，以及1807年英国废除了奴隶贸易，拉丁美洲再次成为奴隶贸易的主要目的地，占19世纪输入新世界的奴隶数量的88%。
在伊比利亚人统治的第二个时期，奴隶的目的地发生了重大变化。1500—1650年，输入西班牙美洲的奴隶数量与输入葡萄牙美洲的奴隶数量之比是6∶1，而在19世纪，前往西班牙美洲的奴隶数量是前往葡萄牙美洲的奴隶数量的三倍。在巴西境内，奴隶交易的目的地分三个阶段向南移动。在17世纪上半叶，伯南布哥（Pernambuco）接收了超过80%的奴隶。1650—1800年，巴伊亚州（Estado de bahia）占据了主导地位，由此地区输入的奴隶占全巴西的三分之二。[20]在19世纪，因盛产咖啡，里约热内卢获得了类似的份额，后来圣保罗逐渐成为蔗糖的主要生产地并取代东北部成为该国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
在西班牙美洲，目的地的变化同样引人注目。随着拉普拉塔河取代卡塔赫纳（Cartagena）和墨西哥的韦拉克鲁斯河（Veracruz）成为奴隶前往上秘鲁白银区的主要入口，西班牙美洲的贸易路线开始向南移动。正如许多历史学家注意到的那样，与欧洲移民密切相连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蒙得维的亚是西班牙帝国在美洲大陆最后几十年里的主要的奴隶港口。[21]但这一看似令人大开眼界的说法带有欺骗性，因为西班牙大陆殖民地当时接收的奴隶数量还不到非洲奴隶贸易总量的千分之一，所以称为“主要的奴隶港口”在人口统计学上并没有多大意义。
古巴的崛起更为引人注目。尽管第一批非洲奴隶是1492年随哥伦布来到这里的，但在接下来的两个半世纪里，只有不到6000名奴隶来到古巴，这一数字仅占前往西班牙殖民地奴隶总数的1%，占前往美洲的奴隶总数的千分之一。直到18世纪中叶，作为欧洲的殖民地，古巴与新英格兰或宾夕法尼亚州没有太大区别，只是由于其作为秘鲁与墨西哥和西班牙之间白银的中转站而更加富裕。由此产生的服务经济使古巴在1800年左右可能成为世界上城市化程度最高的社会，其城市化率超过了当时的英国和荷兰。与16世纪的伊斯帕尼奥拉岛，17世纪的英国、法国和荷属小安的列斯群岛，以及18世纪的牙买加和圣多明戈相比，奴隶的相对缺乏表明当时古巴甘蔗种植园不仅数量较少，而且规模较小。[22]
在18世纪、19世纪之交，一些事件和进程改变了这种状况。海地革命使得圣多明戈这一当时世界上糖产量最高的地区被摧毁。拿破仑战争期间的需求提高了该商品的价格。以矿产量丰富的巴希奥（Bajio）地区为中心的墨西哥独立战争摧毁了大多数矿山，结束了古巴作为美洲大陆和欧洲之间的白银中转站的关键地位。所有这些，加上岛上适宜的高黏土低地以及生产技术革命（炼铁厂、蒸汽机、封闭炉、真空罐和铁路），使古巴在较短的时间内成为世界上主要的糖生产国。到1806年，古巴的糖产量已经超过了牙买加，到了19世纪20年代中期，它已经超过了圣多明戈糖产量的顶峰，到了19世纪中叶，尽管欧洲甜菜糖产量有所增长，但古巴糖产量仍占世界糖总产量的31%。[23]
糖业的繁荣与1790年至1860年中期的跨大西洋浪潮同时发生，这一浪潮为古巴带来了78万名非洲奴隶，这一数字占前往西班牙美洲的奴隶总数的95%，占跨大西洋贩卖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伴随奴隶贸易而来的影响是广泛的，它增加了人口并使其非洲化，它将一个以农民生产、服务和贸易为基础的经济转变为一个混合的但由单一文化种植园复合体驱动的经济，它改变了以往以自由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使奴隶制无处不在[24]，它使得古巴的奴隶人口从1760年的4000人增加到19世纪40年代的40万人。到40年代末，随着古巴种植园主从尤卡坦州（Yucatán）带来了数百名被奴役的玛雅印第安人，以及接下来三十年从中国广州而来的第一批15万苦力，从而使该岛成为亚洲以外最大的华人聚居地。[25]
奴隶贩运后期数量的激增使古巴和巴西与其他美洲国家区分开来，使其成为19世纪最重要的、社会文化最复杂的奴隶社会。19世纪进入古巴的奴隶约占人口数量的92%。巴西的比例较低，为55%，但仍高于古巴以外的任何地方，里约热内卢和南部的比例明显更高，为78%。在拉丁美洲其他地区，大多数奴隶贸易发生在1650年之前。因此，大多数黑人都是土生土长的土著人，随着奴隶解放进程的加快，他们越来越自由。到19世纪初期，除古巴外，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中有十分之八的非洲后裔获得了自由，而在古巴和巴西还不到三分之一。[26]然而，这仍将古巴和巴西置于新世界的中心位置。毕竟，在美国南部、英属和法属西印度群岛的黑人人口中，自由人所占比例只有3%～5%。这使古巴和巴西变得更加复杂，其既不是奴隶社会，也不是只有少数奴隶的自由社会。即使在同一个大家庭中，也可以同时找到种植园的奴隶、独立工作并向主人支付收入的人、刚解放的奴隶、世代居住并获得自由的人，甚至是前奴隶主。
移民潮还使古巴和巴西成为非洲移民社会，这是在美洲的非洲人身份形成历史上的一个反常现象。19世纪，几乎所有的大西洋西部地区都出现了普遍的黑人种族身份认同趋势，其非洲族裔身份认同变得更强、更明确，但古巴和巴西却出现了与此相反的发展趋势。在古巴和巴西，宗教、语言、音乐、教派和其他形式的社交不仅由规模较大的约鲁巴人和班图人来定义，而且也被其他非洲族裔所定义。与19世纪美洲的大多数种植园地区不同，古巴和巴西不仅仅是黑人人口相当多的地方。实际上，美国的黑人数量更多，在加勒比的大部分地区，包括中美洲和南美洲北部的大西洋海岸，甚至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的太平洋海岸，黑人占人口的比例更大。古巴和巴西的突出之处在于其在当代非洲移民社会中的地位，包括占流入人口十分之三的妇女，以及由此产生的密集的非洲文化。
诚然，从实际流动、缺乏意志和市场构成来看，奴隶贩运更像是贸易而不是移民。但实际迁移只是移民经历的一小部分，就适应和集体身份形成的较长过程而言，奴隶的经历在多个方面与自由移民的经历具有相似性，这在古巴和巴西最为明显，因为他们是美洲地区非洲大规模移民的最后一个社会。
集体移民和自由移民之间的一个相似之处是，新来者试图建立基于微观起源区域的团结社会网络。在自由网络和集体网络中，大多数网络都是非正式的且很少有记录。在这两种情况下，它们还包括慈善协会形式的机构安排。19世纪30年代在古巴雷格拉镇（Regla）建立的阿巴库阿社团（the Abakua Society）说明了这种反复出现的模式。与犹太移民或其他移民互助社团一样，它不是由一般的族裔群体建立的，而是由特定血统的人建立的，例如来自尼日利亚东南部十字河地区的埃菲克人。正如许多“互助会”一样，它是一个仅限于男性的社团。作为海外华人或许多爱尔兰移民协会的代表，它实际上是一个秘密社团。[27]这一秘密社团，以及古巴和巴西的许多非洲族裔的机构也类似于世界各地的移民互助社团：成员将向一个共同基金捐款，并通过各种旨在防止搭便车的分配机制获益。在其他情况下，成员资格的标准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扩展，包括来自更广泛的民族语言群体的个人，有时也包括与成员有非族裔联系的其他种族个体。
并非所有的非洲族裔都制定了适应策略。在巴西，占该国非洲人口十分之七的班图人起源于葡萄牙殖民地安哥拉和较低层次上的莫桑比克，他们较早到达巴西，并已经被半葡萄牙化了。[28]这让他们更加熟悉当地的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也形成了更加深入和广泛的社交网络。尽管在17世纪初因其反抗使得巴西成为当时美洲最大的逃亡奴隶的定居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积累的社会资本为其制定和推行适应和谈判的策略而非直接的抵抗提供了便利。相比之下，他们比其他群体更有可能在体制内获得更好的职位（监督员、家庭和城市职业、种植园里更好的工作），也能够在司法系统获得相关职位。相比之下，来自如今尼日利亚的豪萨人和北方约鲁巴人则来得较晚，其来自非葡语化的地区和穆斯林的身份增加了他们的差异性。由于他们与当地社会没有什么渊源，没有几代人的联系，也不了解当地的生活方式，他们对付奴隶制的为数不多的策略之一就是正面反抗。不足为奇的是，19世纪豪萨穆斯林和约鲁巴穆斯林发动了最大规模的奴隶叛乱，但并没有得到班图人及其后裔的任何支持。
与自由移民的适应策略一样，不同的种族适应策略反过来导致了种族刻板印象的形成。马累人（Malé）[29]和班图人构建叙事来解释他们方法的差异。前者将自己定义为勇敢和有原则的人，而谴责班图人的懦弱和顺从。后者认为自己明智有独创性，而认为马累人顽固且迟钝。古巴也出现了类似的刻板印象，作为后来者，约鲁巴人与当地的联系较少，被认为更叛逆。埃斯特班·蒙特乔——一个被记录了生活史的逃亡奴隶——认为“Lucumí（约鲁巴人）和刚果人（班图人）相处得不融洽”。他将前者描述为“最叛逆、最勇敢的奴隶”，而班图人则“一般来说是懦弱的，但却是强壮的工人，他们工作努力而不抱怨（暗示了一种适应策略）。有一种普通的老鼠叫刚果人，它也很懦弱”。[30]
在移民社会中，巴西和古巴在构建种族刻板印象时还表现出另外两个共同因素：倾向于界定移民的身体和表形特征，并在他们之间建立文化等级。在著名的巴西人类学家吉尔伯托·弗雷尔（Gilberto de Mello Freyre）看来，苏丹人（其中包括约鲁巴人、豪萨人和曼丁加人）是世界上最高的人，而南部非洲的人“又矮又胖”。弗雷尔将身高和地位联系在一起，这在此类话语论述中比较常见，接着他将苏丹人描述为不仅在文化和道德上都优于其他非洲奴隶群体，甚至优于当地巴西人和葡萄牙人。[31]这些论点与19世纪末巴西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尼娜·罗德里格斯（Nina Rodrigues）的观点相呼应，他理所当然地认为约鲁巴人和其他北方人在文化上优于班图人，但认为这与既定事实（实际上是历史事实）背道而驰，前者与后者在巴西的数量一样多。然而，采用赋予和混合身体和性格特征的种族刻板印象的倾向并不局限于人类学家和精英，而是跨越了阶级和种族界限。
与美洲自由移民的情况一样，族裔关系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趋于下降，并逐渐让位给更广泛的身份认同。从最初与家乡或原籍地区的联系开始，集体身份融合进更广泛的但仍以非洲族裔为基础的群体中，这与国家身份相类似。古巴的黑人社会被称为“国家社会”并非偶然。[32]正如来自新兴国家（例如意大利）的欧洲移民的情况一样，其“国家身份”构造在某种程度上是松散的。Lucumí是古巴对约鲁巴族的称呼，但是，正如一些历史学家所表明的那样，19世纪的非洲并不存在约鲁巴族身份的概念，这一时期的外来语地名是指特定的地方，而不是泛民族的身份。[33]同时，这些身份并非纯粹的发明，而是融合了移民前的特征、来自美洲其他非洲背景的元素，以及伊比利亚—克里奥尔要素后的创造。随着非洲移民的结束，语言逐渐消失，克里奥尔化的进程也逐渐加快。但非洲民族身份主要以象征形式存在，有时以夸张的自我意识表达形式存在——与20世纪70年代美国白人种族的复兴并无太大不同——有时也是不知不觉的。最近，一名澳大利亚音乐学家在一个古巴社区俱乐部中发现，其成员并不知道他们表演的歌曲和舞蹈来自塞拉利昂的一个村庄。[34]在这种情况下，就像许多其他已经经过几代的移民一样，我们虽保持了种族的持久性，但却没有民族意识、记忆或身份。
19世纪上半叶，巴西和古巴的种植园奴隶数量激增的最后一个显著特征是：尽管它充满活力，但它从未压倒其他经济和社会结构。与英国和法国的西印度殖民地不同，奴隶在巴西和古巴的人口中从未代表大多数，他们的人口比例在大幅上升后急剧下降（在古巴最极端的情况下，从1774年的26%上升到1827年的最高值41%，1862年又下降到26%）。自由的有色人种农民不仅在奴隶制的急剧到来中幸存下来，而且他们的相对数量和绝对数量在19世纪中期后都有所增加。在接下来的80年里，随着数以百万计的欧洲移民的到来，农村和城市的白人工人阶级数量都有所增加。像美国一样，巴西和古巴也是从奴隶制和自由定居社会、压迫和机会主义社会这两个相互矛盾的社会中发展而来的，这一矛盾一直延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