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时期中巴关于侨民问题的官方交涉与移居巴西的华侨
1911年10月10日，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革命者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如前所述，19世纪70年代，拉美各国由于人力不足，纷纷请求以合法途径引入吃苦耐劳的华工。巴西的葡萄牙殖民当局也多次在广东、福建招募华工到巴西。到1881年，《中国—巴西和好通商航海条约》才得以签订。这个条约没有满足巴西取得廉价华工的需求。此后几十年中，巴西政府虽也竭尽全力，但一直收效不大。中华民国成立后，巴西率先予以承认。之后到1915年，巴西要求重新修订条约，专门针对华人陋习加入了“不准贩卖鸦片”条款。此外，巴西政府提出，华人犯案，虽然交由中国官役处置，但须知会巴西地方官员。
清朝晚期，清王朝与19国签署了含有领事裁判权的不平等条约。1928年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再次推行“修约”外交，其中包括拉美的巴西，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一些国家才相继放弃了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等项特权。
在此背景下，巴西于1942年11月宣布，自1943年1月1日起，放弃在华一切特权。到1943年8月20日，中国驻巴西大使谭绍华同巴西外长奥斯瓦尔多·阿拉尼亚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签署《中国巴西友好条约》。条约共六条，与华侨移民问题关系最密切的是第四条：“两国人民在对方领土上享受与第三国人民所享受之旅游、居住、经商待遇相同。”该条约取代了两国于1881年10月3日在天津签订的《中国—巴西和好通商航海条约》，巴西宣布放弃在中国一直享有的治外法权。[26]1946年3月27日，中国驻巴西大使程天固同巴西外长达丰多拉在里约热内卢签署《中国巴西文化专约》，只是寻求在科技与文化方面的合作。但由于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中国就发生内战，该《专约》实际上未付诸实施。
可以看到，两国的贸易往来往往会导致侨民人数的正增长，因为进出口贸易需要大批常驻对方国家的业务工作人员和流动人员。他们中一些人本身就以华侨的身份居住在对方国家，还有一些人在卸任后转换成侨民身份在当地居住下来，或从事原来的职业，或转换新的职业。但华侨移民情况均难以找到具体记载。
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年），自由地移居巴西的华侨多了起来，有关的记载也相对多了起来。这一时期其他国家移居巴西的人口也显著增加，华侨移民也随之水涨船高。B·沃列斯基和A·H.格格林金所著的《巴西》一书记录巴西移民情况：“1890—1900年移入巴西的人数达到1125000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移民人数稍微下降，但在1928—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前，又开始激增。1920—1930年，有835000人移入巴西。”这些移民大部分来自欧洲各国。[27]
相对来说，中国人移入巴西的比例是较低的。据中国驻巴西公使馆调查报告，1931年，旅巴华侨人数为820人，1940年为592人。直到1949年，旅居巴西的华侨也未超过1000人。按照这一数字，华侨自19世纪初开始移居巴西后的130年间，才增长到1000人左右。究其原因，有统计不准确的因素，有各种各样因素导致数据大幅减少（包括死亡）的因素，也有早期迁居巴西的华侨融入当地比较彻底的因素。
1911—1949年，前往巴西的传统华人（也称“老华侨”），大多数为来自广东省的自由移民。他们在巴西主要从事小本生意经营，或受雇于人。这一时期的打工者，一般由老板提供食宿，工时长，工资少，但可勉强维持生活。做小生意者多是白手起家，经营杂货店、小咖啡馆和中餐馆等。
中华民国时期移居巴西的华侨中，另一个较大的地缘群体是浙江人。浙江人中，以青田籍人数最多。如上所述，青田人是1910年前后纷纷从欧洲一些国家转移到巴西来的。此外，也有少数人从国内直接移居巴西的，但从两个方向来巴西的移民人数加起来都很少。根据现有记载，最早到达巴西的青田籍华人是油竹人陈瑞丰、邱仁丰，阜山黄寮人叶秀明，均于1910年前后移居巴西，之后情况不明。稍后，1877年同出生于青田县阜山的王益宗（1877—1966年）、徐志仁（1877—1962年），两人同乡同龄，自小情同手足，希望跳出穷山沟闯荡天下，乃于1914年持中华民国护照由上海登上日本轮船，经2个月漂泊后抵达阿根廷，翌年再持阿根廷政府签发的护照一起转到巴西。徐志仁在里约热内卢落户，王益宗前往阿雷格里港（又称愉港，Porto Alegre）落户，在各自居住地拼搏一生，先后在里约热内卢病逝。[28]
1920年后，随着欧洲人大量移居巴西，又有近百名青田人陆续来到巴西。[29]他们最早落地于当时的巴西首都和作为经济中心之一的里约热内卢，并逐渐形成第一批移民巴西的青田籍群体。其中，例如，徐伯岩，男，阜山人，生于1911年，1927年，他年仅16岁就到了巴西。其时他花了100银元让上海“新鹤鸣旅社”接洽青田人出国的承办者周宝兴，以出国留学为名，包办护照（中华民国政府签发）等出国手续，乘荷兰轮船经过1个多月漂泊在法国马赛上岸，由接头人送到巴黎。2个月后，再由驻法国的巴西使馆签发护照，与桐桥人王进星、孙山人孙成福、方山人陈楚然坐轮船同往巴西。顺便一说，当徐伯岩等4人进入巴西领海时，全被海关押送到一个无名小岛上体检，主要检查沙眼（含有歧视成分），幸好无事才得以入境。[30]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移居巴西的青田籍华侨则长期处于断流状态。据统计，这一时期移居巴西的青田籍华侨有90余人，因资料匮缺，只能了解到88人的名单，其中居住里约热内卢的大约有67人，[31]可见人数不多。这是当时中国国际地位低，且迁徙巴西非常艰难的缘故。
从中国方面来看，1937—1949年，国内战乱不断，国内与巴西交通阻断，很少人能从家乡来到巴西，定居巴西的华侨也很难回国探亲。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东部、南部包括香港在内的很多地方都被日本侵占，但澳门幸免于难。原因就是当时巴西很大程度上还受葡萄牙控制。当时葡萄牙警告日本，如果日本占领澳门，那么葡萄牙将让巴西遣返所有在巴西的日本人。日本人不敢贸然试水，故澳门才免于被占领，中国与巴西才因里斯本和澳门的航路存在而保持着脆弱的联系。抗日战争期间，一些华侨也曾试图回国，但到达澳门后，听到当地人诉说家乡在战时的惨状，乃痛苦地折回巴西，从此老死异乡。
通过上述梳理，可以发现19世纪中国移民巴西的人口数据很零散，与跟巴西邻国，如秘鲁相比，巴西的中国移民的人数很少。中国移民入境巴西后，从事的劳动多为务农、筑路、采矿，等等。在合同期满或者雇主解聘之后，中国人基本上以开杂货店、饭店、洗衣店为生。进入20世纪后，在巴西的中国移民人数依旧不多。二战后，从中国内地（大陆）移民巴西的人数逐渐减少，而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以及东南亚地区移居巴西的人数有所增多。